“仁”与管理

点赞:11964 浏览:5477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提要:管理的目标定位是人不是物,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孔子尊定的.如果说,西周的礼治强调社会管理,那么,孔子开始强调人格培育,后来中国的管理都突出育人而淡化事功,就是礼冶和仁政的人性化延展

关于孔子的仁,众多学者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进行过讨论,但从管理角度讨论的寥寥无几.事实上,儒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家管理表现出来的,其中的核心观念就是“仁”.从管理思想史角度而言,孔子是仁政和善治的祖师.仁与管理的关系,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管理的目标定位:培育君子

孔子继承了周公“不谈物质”的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治国理家不能追求物质的富有,而要着眼于君子的养成(需要指出,《论语》中有富民、节用、足食等言论,但其重要性排在道德之后,而且是作为道德修养的铺垫而存在).《论语》一书,有大量的君子小人之辨,说明孔子特别警惕小人而崇尚君子.


“仁”包含了君子应当具备的各种美德,所谓君子,应当成为仁者.但是,应然不等于实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仁者已经罕见.孔子自己就感叹道:“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也许有,但太少见.即便是君子,也不一定就能坚守仁德.“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类似的感叹还有“知德者鲜矣”、“吾未见好德如者也”(《卫灵公》)等等.

正因为仁者的稀缺,孔子很少给别人“仁”的评价.子张提出:令尹子文三次出仕无喜色,三次罢免无愠色,算不算仁者孔子的评价是“忠”:陈文子因为当政者无道,放弃家产出走,算不算仁者孔子的评价是“清”;他们统统都不是仁者,“焉得仁”!孟武伯让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是否具备了“仁”.孔子的评价是:子路“千乘之国,可使其治赋也,不知其仁也”;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西赤“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包括孔子期许“可使南面”的仲弓,有人说他“仁而不佞”,而孑L子仍然说“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可见,在孔子眼里,能够在品行上达到“仁”的人,太少见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到自己,也认为不敢当“圣”与“仁”二字,只不过是在不断追求罢了.“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述而》)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仁者,本质上是一种可以不断趋近却极难达到的理想人格.只有君子才有可能接近仁者,所以,管理的目标就是培育君子,引导君子向仁者努力.

那么,前文提到孔子曾经以“仁”评价子产和管仲该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区分这两个“仁”字,正是解读《论语》的奥妙所在.由于《论语》的语录体脱离了具体情境,准确理解孔子的原意,需要根据上下文和语气指涉还原对话场景.孔子谈论子产和管仲之仁,是针对他们的功绩而言,没有涉及两人的品德,而谈论令尹子文、陈文子以及他的诸位高徒,针对的是个人品德而非政绩.所以,子产和管仲具有“仁”行,但不一定具有“仁”德.在另一处论及子产的地方,孔子就只承认子产是君子,回避了“仁者”.“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管理的目标定位是人不是物,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孔子奠定的.如果说,西周的礼治强调社会管理,那么,孔子开始强调人格培育.后来中国的管理都突出育人而淡化事功,就是礼治和仁政的人性化延展.

二、管理的基本方法:惯习养成

君子的培育通过学习进行.对于学习,孔子有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学习的自主性,反对填鸭式的灌输和强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说出了学习的本质.正是这种自主性,可以小心翼翼地避开“己所欲,施于人”的强制陷阱.对于统治者来说,把握权威的强制性和诱导性的边界十分重要,这里面包含着现代管理理论中“权威接受论”的思想闪现.翻遍《论语》,即便是对学生的呵责,也没有强制因素.例如孔子对宰予昼寝发出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恶评,只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心态,充其量是说从此以后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也没见孔子把宰予开除了.反过来,《论语》中循循善诱的教导则随处可见.因此,孔子的仁学虽然有着可能带来强制外推的漏洞,但他自己对强加于人是有所警惕的.儒学运用权力强制,是从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开始的.

学习不仅仅是书本,更重要的是行为上的相互影响和潜移默化.所以,孔子对邻里选择和朋友交往有相当多的论述.从管理学的观点看,孔子倡导的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非正式组织.例如,“德不孤,必有邻.”(《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季氏》)后来的“孟母三迁”,就是孔子择邻思想的具体实现.按照当今西方的组织理论,非正式组织是自然发生的,有意为之的只能是正式组织:而正式组织是具备结构形态的,无法以层级部门结构表述的肯定是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融合,一直到巴纳德才得到了学理上的说明.孔子的思想显然没有现代组织理论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他只是从社会生活中感受到了“有意为之”和“松散群体”二者的可结合性,为培育君子营造人际氛围.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代管理中强调“团队”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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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说的潜移默化的学习,已经具备了“惯习”特征.尽管“惯习”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予以理论说明的,但我们从《论语》倡导的君子养成方式中不难看出“惯习”的先秦经验版.布迪厄把惯习解释为“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惯习使“集体个人化”和“个人集体化”,赋予人一整套“性情倾向”(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君子的养成,无疑是通过惯习实现的.以当今的组织行为理论与孔子的君子养成实践互证,可以发现,孔子的择邻、交友等论述,就是古代改变人们性情的一套系统,它通过整合经验并感知、评判和行动,将群体中的个体变为君子,将个体的君子扩展到群体,奠定了内圣外王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