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与情绪管理:政府管理的一个新问题

早在五十多年前,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就提出,现代社会是焦虑的时代；同时,他还将这种焦虑的产生归因于人们缺乏自我感,是人们寻求社会认同过程中发生异化的结果――因为“我是你所希望的我”,我就不是我了.今天,作为现代社会病症的焦虑情绪仍然在蔓延,但焦虑的产生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从而使社会呈现复杂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社会公共舆论空间,进而影响和主导了国家的社会与政治议程.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信息社会和舆论社会,其中负面和消极的信息对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心理状态具有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从世界舆论结构和舆论的影响来看,负面新闻在数量与影响方面仍处于迅速增长和扩大的过程.因此,对在很大程度上由负面新闻所主导的公共舆论空间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管理过程中的一个崭新问题.对于处在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在情绪管理与塑造国民健康心态方面则面临着更为急迫的挑战.

中国人独爱负面新闻?――人类共有的“负面倾向”

2010年,美国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一份有关亚太各国网民客户习惯的报告引发了中国社会热烈的讨论.这份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产品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超过全球41%的平均水平,并且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随后,一些国内媒体也作了相关调查.《中国青年报》针对这一结果所作的调查显示,41.3%的中国网民明确认同上述调查结果,41.9%的网民认为批评性的言论更有价值,35.6%的网民认为负面评论多表明中国网民维权意识增强.（《中国青年报》2010年8月3日）

虽然美国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仅限于商业消费领域,但由其所引发的讨论却已经将中国网民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负面新闻的关注以及对负面评论的热衷等现象和问题纳入了讨论范畴,谈论的问题也转换为“中国网民偏爱坏消息”、“中国网民为什么喜欢负面新闻”、“负面新闻证明中国人的存在”,等等.从美国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对亚太各国的比较来看,由于从结果所能看到的信息比较有限,特别是不能看到同一指标在不同国家的分布情况,对这一结果所作的解读可能是过分解读,但也可能掩盖了更多的问题.

仅就尼尔森报告所反映的商业消费领域而言,产品与怎么写作同人们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也是最容易产生个人直接体验和感受的领域,而与产品和怎么写作相关的意见则很容易受到一些负面观点的影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怎么写作的态度常常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影响,而负面意见会导致最大的态度变化――不仅仅是从好变为不好,也会从不好变为更差.随着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这种影响将持续存在.就中国产品与怎么写作质量的现状而言,消费者有比较普遍的负面评价是非常正常的,也与中国目前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的现状相吻合.

对产品及怎么写作的负面评论经由网络的传播就成为负面消息或新闻的一部分,并衍生为对有关所有负面消息或评论的讨论.“坏消息就是好新闻.”新闻传播中的这一经典命题直指人们对于所谓坏消息或负面新闻的偏爱.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就是这一含义的一种生动表达.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表明,人们似乎更关心负面消息,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心理有直接关系,即人脑中的“负面”倾向使得人对不好的消息更为敏感,反应也更为强烈.有关人类负面倾向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人类的生存依赖于人们规避各种危险的技巧和能力,因而人脑发展出了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到危险并对危险作出反应的系统.在这种意义上,人们热衷负面消息或对坏消息更感兴趣,可以理解为就是为了及早做好准备以规避可能的风险.人们喜欢在网络发表一些负面评论,则可以理解为提出危险预警,或只是就个人不愉快经历或遭遇的一种心理宣泄.

作为情绪工作者的媒体：坏消息就是好新闻?

在现代社会,新闻是现代社会公共情绪的重要来源,媒体通过新闻的生产完成其影响和塑造情绪的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族心理的界定者、社会性格的塑造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体已经从传统权威手中接管了塑造社会思想和心态的关键权力.

对媒体而言,满足人们的“负面”倾向（或坏消息倾向）的心理需求已成为新闻机构确定和评价新闻价值（具体而言是新闻市场价值）的重要标准.于是,新闻受众都普遍面临负面新闻爆炸的共同问题,而由地方性媒体发布的新闻尤甚.越是地方性的新闻,与人们切身利益的相关度也越高.这也可以解释今天常见的负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