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摘 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这部哲学史采用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的眼光,也处处体现出作者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时代精神.不过同时,由于该书的一些疏漏,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梁启超的一些批评与争论.时隔近一个世纪重读这本著作,应该能引起我们对当下的一些思考.

关 键 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与争论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52-02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背景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小接受旧式教育.1902年去往上海求学,接触维新改良、革命派和西方的新思想,接受系统的现代公民教育.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生,出国留学.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哲学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中论及的“孔子的逻辑”、“墨翟和后期墨家的逻辑”,“进化论和逻辑”等,是后来《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基础.

胡适的《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大量学者认同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哲学”一词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很多人在哲学一词传入我国后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但不成体系,没有章法,材料极为杂乱,把经学、史学、文学材料一锅煮.当时人分不清楚哲学和哲学史的分别,对于哲学的认知也是较为模糊的.

当时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胡适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胡适自传中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学术史’的见解.”但梁启超在论其中的“全盛时代”时,把诸家学说的本论并没有详细阐述,因此胡适想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这便是胡适著《大纲》的初衷.

二、对《大纲》的评价与争论

1919年《大纲》出版后,反响异常热烈.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本著作进行评价,并分析该书引起的一些争论.

(一)开创了研究新范式

在写作背景中我们谈到,此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经学史学文化各种材料一锅乱炖的局面,而且传统的治学方法是采用学案式将各家思想平行排列,无法寻出各家思想的沿革与演进.胡适将西方的学术体系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近代学术要求,研究者应当对于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目的、要求,研究对象发展演变的阶段及其特点做出合理的界定和阐述,并提供给入门者以研究的方法[1].

《大纲》导言中开宗明义,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等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从最基本的定义出发,胡适继而对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进行了阐述,包括：天地万物的来源（宇宙论）；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在世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管理（政治哲学）；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确定可以说是确立这个学科的重要前提.

紧接着,胡适在书中导言阐述了研究哲学史的三个目的：即明变、求因和评判.明变,即要弄清古今思想沿革的线索；求因,即寻找不同时期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评判,就是要弄清各家哲学学说的价值所在.在这样的体系构建中对各家的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个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体系的构建,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新范式,也是这个学科真正确立的标志.

(二)研究方法的先进性

这里所说的先进性,是较所其处时代而言,胡适的这本书开风气之先,研究方法和以往的学者大相径庭.他的方法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实证主义的宗旨,一个是历史发展的眼光.

第一,先从实证主义来看.主要表现在引据上采用疑古的怀疑精神.胡适美国留学时的导师是实用主义派的杜威,实用主义强调忠于事实,胡适正是将其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胡适治学,讲究“大胆的检测设,小心的求证”.在《大纲》导言中讲到哲学史史料取舍审定之法有：史事,与人物所处年代是否相符；文字,尤其是各个时代语言的特色；文体,同一个哲学家的文体自成特色,出入太大定是伪作；思想,一家之言必定能够前后连贯,若一本书中自身观点相左,也是伪作；旁证,是从别的书里寻找佐证.以上互为印证,方可证明一学说的真实性.

所以在这本书中,胡适直接从周宣王讲起,从《诗经》讲起,认为这之前的史料难辨真检测又大都不可考,因此直接舍弃,只有《诗经》可以用验证方法证实.各位哲学家的生平,他都进行严格的考证,讲明自己的推理或者前人的错误.比如在墨子生于何时的问题上,有人说“并孔子时”,有人说“六国时人,周末犹存”,相差两百多年,容易引人误会.胡适说：“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2],并指出了孙诒让的几个错误,最终定了墨子的大概生平区间.像这样的考证和论述在全书中俯拾皆是,体现出作者深入的洞察力.

第二,即历史发展的眼光.这在上文阐述胡适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时已经有所体现.明变、求因、评判,弄清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变迁的原因,再对这种思想历史上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判.所以在书中,胡适按照时间的先后对各家思想进行讲解.改变了古人学术的平行法,显出变迁的痕迹,显示演进的脉络.他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哲学（从老子至韩非）,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近世哲学（明清时期）.可惜这本《大纲》并不完全,胡适只作了古代哲学,不免是一种遗憾.这种历史演进的眼光是作者唯物史观的体现,是之前研究中少见的.（三）平等、科学的新精神传播

《大纲》出版于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时期,处处体现出作者的时代精神.传统治学,把古人的原文为主,自己的观点小字附注,体现尊古崇古之风气.胡适将自己话作为正文,古人的话小字附注,表新出五四时代的独立精神.蔡元培评价这本书的另一个长处便是“平等的眼光”,古判哲学,不是是墨非儒,就是是儒非墨,自汉以后,儒家一家独大,排斥诸子.胡适尽管对孔孟之道不认同,但书中也能还其一个本来面目,各家学说等而视之.

除此之外,胡适还大力推崇科学,反对迷信、鬼神.在《大纲》中,他说儒家虽不相信鬼神,却如此的重视祭祀和葬礼,情愿造出鬼神来崇拜.尽管他在书中并没有进行强烈的褒贬,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对迷信思想的批驳；在后面又用生物进化论来解庄子的学说,也可以看出他对科学的偏好.

(四)梁启超对《大纲》的批评与争论

《大纲》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我们这里主要介绍梁启超的观点.首先,梁启超对于该书进行了积极评价,但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演讲时的恭维,紧接着他就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首先,梁启超认为胡适把思想的渊源抹杀的太过了,与作者本身所提倡的历史演进的眼光来看各家学说之渊源的观点不相符合.老子孔子的一家之言必定是在受了之前很多哲学的启发和熏陶才发扬光大的,而书中把哲学勃兴的原因归结为长期战争、人民痛苦的观点,只拿一部孔老之前两三百年的《诗经》来讲中国哲学的背景,太过牵强.他批评胡适“疑古太过”,凡是所怀疑的书都不引,这种过犹不及的方法不可取.

其次,梁启超针对其中的特定几章观点进行了辩驳.他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3]梁启超认为胡适书中除了知识论,其他方面多是浅薄和谬误.对儒家的学说,胡适了解的太浅薄.例如关于《论语》中的“学”作何解,胡适认为孔子的学便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知识.梁启超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孔子既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因此为便是学,学便是为,是属于实践、经验方面的学问.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这本书里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不深常为他人诟病,梁启超对该书一些具体内容上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性和建设性的,但梁启超批评这本书避重就轻,针对一些具体的细节展开攻讦,对于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和革命性的地位避而不谈,是有失公允的.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的对立与争论事实上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新老一代新旧之争的缩影.无论如何,作为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大纲》的开创性是无法否定的.

三、重读《大纲》对当下之意义

此书出版将近百年,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思想,仍然能用来对当下社会和人生态度进行审视.

首先,他讲中国哲学,对存疑的材料疑而不用,严于考证,体现了做学问的严谨、审慎、科学的态度,是学术界应当尊重和学习的.

其次,胡适在书最后讲到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时提出四点,这里就取三点为例.第一,以庄子为代表的名学讲求出世,认为万物无时不变,寻求真理和知识是十分无用愚蠢的行为,这对于哲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端的消极影响.个人、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积极的参与的态度,消极避世,不应是人生的追求.现代社会也是一样.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墨子、荀子的应用主义提出处于各国需要富国强兵的时代,到后来发展成为了狭义的功用主义,不能立刻见效的学说一概销毁.胡适说,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和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虽然他也重“效用”,但绝不是如此唯功用的狭隘.这种风气在当下社会也有所体现,当今社会有一种浮躁的功利主义,还有人提出“读书无用论”,令人唏嘘不已.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自汉以后,儒学一家独大,古代哲学自此式微.因此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科学、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一味追随主流文化,盲目从众,推崇一家之言,这样才有助于现在学术的良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