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对农民工家庭学前儿童的影响

家庭在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家庭对学前儿童的发展和学业成就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著名论文《资本的形式》中指出,资本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1]已有研究表明,不同背景的家庭通过家庭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学前儿童入学前的准备、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过程和最终的发展水平.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的,“儿童的心灵并非洛克所说的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具备了不同程度的资本.他们拥有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由他们出生家庭的层次决定.家庭为个体资本的获得做了最初的铺垫.个体成长出现差异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早期家庭教育的差异.”[1]在我国,随着社会的变迁与转型,不同家庭所拥有的家庭资本的差异在不断地扩大,资本的分布也越来越具有不均衡性.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中,农民工群体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之一,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较少.农民工家庭在家庭资本方面的匮乏导致农民工家庭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在入学之前与城市儿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对其进入学校后的适应和发展状况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农民工家庭经济资本对学前儿童发展的影响

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庭能够以物质或金钱的方式在子女教育上所投入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有利于激发子女的学习动机,并增长学习技能,提高学业成就.家庭经济资本往往通过家庭收入、家庭所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资源等方面对其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国外有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可能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对儿童产生最巨大的影响.如果不进行干预,在入学时儿童之间表现出来与贫困有关的个体差异通常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3]

首先,农民工家庭流动的生活和低劣的居住环境无法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农民工家长是从外地到城市的务工人员,家庭经济收入微薄.他们没有能力在城市购写房子,就是租房也只能租住条件比较差、十分便宜的平房或者是简易的筒子楼.这些房子的居住面积狭窄,一般都是家里四、五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所以农民工家庭的学前儿童大多没有属于自己的活动和学习空间.此外,农民工家庭的租房活动大多是在没有法规规范的条件下与城市房东私下协议进行的.他们还经常会因为房租的数额和与房东的矛盾等原因而被迫频繁地更换居住地点.农民工家庭的这种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无法满足儿童的基本生活和学习的需要,直接影响着学前儿童的身体健康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其次,农民工家庭的底层社会地位和窘迫的生活状态使得农民工家长没有更多的资金为儿童提供比较丰富的教育资源.农民工家庭的儿童所能利用的图书和玩具数量很少,家长更很少为他们提供出去游玩的机会,农民工家庭学前儿童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就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这使得农民工家庭的学前儿童缺乏必要的学习材料和玩具,业余生活也比较枯燥乏味.家庭教育资源极度的贫乏导致了农民工家庭的儿童无法通过阅读图书增长知识,失去了通过游戏与外出游玩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获得发展的机会.再次,家庭经济资本还会以隐性的方式影响着农民工家长为儿童选择不同类型的受教育机构.已有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家庭的家长通过缴纳学校赞助费和购写较好学校学区内的住房等方式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入学机会.而家庭经济资本匮乏的家庭则无能为力.[4-6]城市里条件较好的幼儿园和学前班的收费都比较昂贵,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制约着学前儿童进入这类幼儿园和学前班接受学前教育,更无法进入所谓的“重点小学”就读.这使得农民工家庭的儿童在入学前就与城市的儿童在身心发展方面拉开了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上小学之后还将持续甚至有可能继续扩大,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入学后的适应与发展.

二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研究

家庭文化资本是家庭成员通过相互交流和实践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修养和文化商品等特定的社会资源,对子女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引、促进乃至阻碍作用.家庭文化资本通过家长的教养方式和家长的教育参与对学前儿童的发展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首先,家庭文化资本通过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家庭教养方式一般分为四种类型,即溺爱型、专制型、放任型和型.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专制型、放任型和溺爱型的教养方式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平等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儿童身心各个方面的发展.[7-8]微薄的收入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以及落后的教育观念使农民工家长更多地采用专制型和放任型的教养方式,型的教养方式比较少见.大多数农民工家长的主要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赚钱维持生活上,几乎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细心管教孩子.他们对儿童经常是非打即骂,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代替耐心细致的教育,其粗暴程度甚至会使孩子受伤.农民工家长不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教养方式已经危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他们往往忽视或打击而不是鼓励儿童的积极行为.同时,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他们更无法给儿童提供有效的教育帮助和支持.这样落后的教养方式严重地损伤了儿童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容易退缩,从而形成自卑的心理.其次,家庭文化资本还会通过家庭里具体的文化教育活动影响儿童的发展.已有的研究表明,父母可以通过极外显的方式鼓励儿童的学习,如经常和儿童一起去图书馆,定时给孩子阅读,与孩子一起进行量的概念相关的活动.这些行为与儿童早期的读写能力以及后来的学业成就有高度相关.[9]家长主动给孩子讲解自然知识或科学常识、家长经常带孩子观看演出、体育比赛、电影等活动对儿童入学准备也具有显著影响.[10]农民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丰富的教育科学理论知识和正确的教育思想观念,他们往往不能把握良好的教育时机对儿童进行适宜的教育.同时,大多数农民工家长要赚钱养家、缓解生活的压力,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工作,所以他们基本没有空闲时间与孩子进行相关的教育活动和游戏活动.儿童的业余生活十分枯燥,更很少有机会在父母的带领下外出参观或游玩.农民工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的状态,家长对儿童长期缺乏必要的教育关注与教育参与,直接影响着父母与孩子之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各方面的发展.三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

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中或家庭外与他人建立在信任、规范、制度或责任等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一种对子女发展和教育成就取得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资源.家庭社会资本通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的人际网络在个体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

首先,家庭社会资本通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影响着儿童的入学准备.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的第一种人际关系.有研究指出,父母在外工作的时间对儿童行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父母亲在外工作会削弱与子女间的关系,降低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不利于子女的学习.[12]家庭社会资本中父母经常鼓励儿童、经常与儿童交流、对儿童的请求给与积极的回应等因素都影响着儿童早期认知发展.[13]在农民工的家庭中,父母迫于生活的压力,几乎全身心地投入繁忙的工作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休息日,晚上回来还要在家料理各种家务,平时很少有时间搭理孩子,更没有时间带领孩子去户外活动或者共同游戏.由于与孩子的接触时间相对减少,亲子间互动频率较低,儿童与父母缺少沟通,而且缺乏语言、思想、感情和知识等方面的交流.所以,大多数农民工家庭中缺少和谐的家庭氛围,在家庭中儿童缺乏向父母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勇气以及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的机会.已有的研究表明,生活在贫困中的母亲们很难与孩子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这些都破坏了她们对孩子的移情、对孩子的敏感性和反应性的发展,导致她们养育行为的减少,从而减少了孩子学习的机会,造成了孩子更不理想的发展结果.[14]农民工家庭的亲子关系状况导致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巨大的疏离感.这样长此以往孩子缺乏通过语言交流而获得语言方面发展的机会、缺乏通过与父母共同游戏活动而获得知识、提高各方面能力的机会和与父母平等对话的机会.其次,家庭社会资本通过父母与教师、邻里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发展.不同的家长与教师的沟通、参加家长教育会议、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互相沟通和支持等教育行为对儿童的入学准备会起到不同的阻碍和促进作用.[15]首先,多数农民工家长都会在儿童入学之前,将其送到学前班学习,其目的是促使儿童以做好入学前的准备.然而,由于农民工家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与学前班老师之间进行必要的沟通与交流,所以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以及学校里的基本学习任务缺少了解.这也是大多数农民工家庭的学前儿童虽然在学前班学习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在语言、数学和学习品质等方面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农民工最主要的交往网络以及最基本的社会支持系统就是他们的亲属和老乡.这些人也是他们可以在生活中依赖的社会资本.农民工家长一直保留着传统、落后的教育思想观念,这些观念通过他们之间日常的交流和沟通在这个封闭的交往群体中广泛地传播着,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其学前儿童的教育.这表现在农民工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缺乏自信,他们往往忽视儿童的生活与学习中的细节问题,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育角色认识模糊；不少农民工家长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认为学前儿童的年龄尚小,入小学之后才是正式教育的开始；还有的家长把学前教育片面理解为学习知识和技能,就是为上学做准备.他们提早把儿童送到进行拼音、汉字、加减法、唐诗等知识教学的学前班里学习,长期依附于学前班教育.

综上所述,农民工家庭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极度贫乏和家庭教育现状给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造成了农民工家庭的学前儿童身心发展和入学前准备的不足和劣势.学前教育是个体一生发展的奠基阶段,同时也是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学前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对消除贫困的恶性循环、缩小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就纷纷加大财政投入,把为社会处境不利儿童提供良好的学前教育,作为其消除贫困、缩小处境不利人群与主流社会差距的重要途径,并实施对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学前教育进行补偿的国家行动.无论是美国的“提前开端”计划,英国的“确保开端”项目,还是众多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排富”性质的幼儿“教育券”政策,无一不是在发挥公共财政“贴补穷人”、最大限度地抵消各种“累积性不平等”对贫困家庭儿童发展的消极影响的职能,以便使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的儿童能够有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从而打破“一代贫困,代代贫困”的恶性循环.

然而,我国是一个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国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7年《全民教育全球检测报告》报道,2004年,在79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用于幼儿保育教育的经费占教育总支出10%以上的国家有14个；占教育总支出5%～10%的国家和5%以下的国家各有30多个[16].另有资料显示,这一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约为3.8%.我国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以来仅仅占到教育经费总支出的1.2～1.3%,这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也相去甚远![17]除此之外,目前,我国政府的政策正在以所谓“效率优先”的原则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给了处于优势地位的少数群体,以追求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应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怎么写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怎么写作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由此可见,社会和政府面对当前农民工家庭资本的显著差距以及农民工家庭教育的种种问题,应该关注农民工家庭学前儿童的教育状况,并采取相应的早期补偿性教育.这样无论对农民工家庭的学前儿童今后的学习和发展,还是对我国政府未来十年推进教育公平,缩小不同人群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差距,实现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补偿农民工家庭的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由于家庭背景等原因导致的入学准备方面的不足与差距,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同时国家和政府的投入在将来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