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机构其在译学体系中的定位

摘 要：翻译机构研究应归于应用翻译研究范畴,其旨在指导翻译机构内部的有效运行并保持其与外部联系的和谐性,进而有效发挥翻译机构的作用,推动译学发展.本文在综述我国译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论述了翻译机构研究的内容及其在译学研究体系中的定位,并分析了翻译机构在译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以期借翻译机构的研究来丰富译学理论并推动译学学科的发展.

关 键 词：翻译机构；译学载体；应用翻译研究；译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84-5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6

1.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使得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学研究的藩篱,开始从文本层面扩展到超语言学研究的诸多维度,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甚至经济等因素都纳入到了翻译研究的范畴,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扩大.翻译机构是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与翻译相关的实体机构,伴随着翻译活动的产生而出现,从不同角度参与并影响着翻译活动及译学研究.翻译机构是译学存在的“硬件”,支撑着译学发展,也自然该纳入译学研究之列.而当今的翻译研究对其重视不够,翻译机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

2.我国译学发展简述

在我国,“翻译学”一说最早出现于1927年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之后,吴曙天的《翻译论》中涉及了翻译学的阐述.1932年,林语堂发表名为“论翻译”一文中提到“译学”之说.1940年,黄嘉德编写《译学论集》一书,收录了译论研究文章.新中国成立不久,董秋斯于1951年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的理论建设》一文,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强调翻译过程中有客观规律可遵循,其中渗透着语言学研究倾向.文中提出翻译理论建设的三个基础：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当时也存在着“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1953年,姜椿芳在《略谈口译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主张.这是建国之初关于翻译研究的第一次针锋相对.之后,由于历史原因,关于翻译学建设的问题进入了沉寂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青岛召开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建立“翻译学”的主张被重新提及,再次掀起译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学者关于“究竟要不要建立翻译学”、“翻译学应不应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究竟有没有翻译学”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深化了译学研究,唤醒了译学学科意识.20世纪末《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曾以“翻译学科是不是梦”为题,唤起译界讨论,译学学科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国翻译》杂志也曾开辟专栏,组织学者就翻译学中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阐述、梳理和界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就译学理论框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比如黄龙、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许钧、张南峰等,以完善译学理论建设.当前,翻译研究维度的扩展将语言之外的诸多因素纳入到译学研究范畴之内,彰显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翻译研究现在已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Lefevere&Basst,1998：1,转引自曾文雄,2006）.于是各派翻译理论研究在中国全面开花,这有利于丰富我国的译学理论体系,而译学理论建设是译学学科建设的根基,可为学科发展提供方向.然而,纵观我国译学研究,理论研究部分着墨偏多,而应用研究部分却略显单薄,将翻译理论研究看成译学研究核心,而应用研究却置于边缘地带.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讲,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研究,偏向某一方结果均会导致学科体系的不完整、不和谐,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厚此薄彼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穆雷（2009）也提到,我国翻译学研究目前较多地倾向于宏观、抽象、框架层面的思辨,对实证研究、个案研究不足,应加强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教学与实践.译学理论体系建设是译学学科建设的根基,译学理论体系本身全面发展方能确保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翻译机构是实际存在的翻译实体,涉及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与翻译学科存在极强的相关性.翻译机构出于某种目的组织与翻译相关的活动,或进行翻译实践,或培养翻译人才,或组织译学会议进行理论探讨,等等,涉及译学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翻译机构研究用以指导翻译机构有效运行,保持其与外部联系的和谐性,以实现译论研究的充分落实,属应用翻译研究部分.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不利于译学应用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也不利于译学学科建设.

3.翻译机构研究内容及其定位

3.1翻译机构研究内容

翻译机构伴随具体翻译活动而出现.我国有翻译记载的历史始于周朝,当时翻译主要见于政府外事交往中,并无独立的翻译机构,而与政府外事翻译部门融为一体,译员兼有其他外事职能.在以后千年的发展史中,伴随翻译需求的增加,翻译机构也随之增多,历史上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佛经翻译时期的译场,明朝的历局、四夷馆,清朝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等等.而翻译教学和翻译学自身的发展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培训机构和译学研究机构到了近代才出现,翻译机构也是到了近代才更为成熟、完备.

这里凡是与翻译相关的机构都纳入了翻译机构研究之列.任何研究都包括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翻译机构研究也不例外.翻译机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部分.应用研究部分可进行再分,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如图1所示：

理论指导实践,但需借助应用研究发挥其指导作用.应用研究本身也属理论范畴,也发挥指导作用,只是距离具体实践较理论研究更近一些.如何将理论的指导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中间需要相应实体机构来有效运作以确保具体实践的顺利进行和翻译终端产品的产出,以使翻译产品（这里涉及译作、译论及培养出的翻译人才等）真正达到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预期效果.翻译机构的运作是距离翻译终端产品最近的程序,没有翻译机构,翻译学的任何研究无法落到实处.翻译机构研究通过对翻译机构的描述,找出其中的运行规律,来指导其有效运行,以推动译学学科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翻译机构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涉及翻译机构的基础性研究,涉及翻译机构的实质、宗旨、职能、类型等.翻译机构就实质而言,属翻译发展的“硬件”,支撑着整个译学学科的发展,组织译论研究、培养翻译人才和负责翻译产品的产出,构成了译学学科建设的外部条件.其意义在于促进译学学科发展和满足社会对翻译的需求.因职能不同,翻译机构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有以进行学术研究为主的译学研究机构,有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翻译培训机构,有以出版发行翻译产品为主的翻译出版机构,有提供翻译怎么写作的翻译怎么写作机构.按照其与译学理论的相关性排序应是这样：译学研究机构>翻译培训机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怎么写作机构.不同翻译机构宗旨、活动、目的等不同.翻译机构的应用研究部分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主要涉及内部机构操作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讲涉及相关工作程序、译者权益、人员分配、部门间的协调、翻译产品的推销、部门内部的管理等等.外部研究涉及翻译机构与相关翻译政策间的互动、机构间的联系、翻译产品的满意度考查、翻译机构的宏观管理等等.

3.2翻译机构研究在译学体系中的定位

Holmes于1972年发表了“翻译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文,被普遍认为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文中作者描述了译学学科架构,将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纯理论翻译学包括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理论、描述和应用三者构成翻译学三大分支,存在辩证关系.描述和应用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资料,后者指导前两者.应用研究部分包括翻译教学、翻译辅助工具、翻译批评和翻译政策.如图2：

翻译机构是译学发展的载体,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机构,直接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负责译学理论的组织落实与展示.翻译机构研究可以指导翻译机构本身的运作并研究其与外部的联系,属于翻译学应用研究范畴.所以将其列入Holmes译学研究体系中的应用研究部分,如图3所示：

翻译机构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其他子领域之间联系密切,是双向的平级关系,不存在从属关系.翻译机构均可以为其他四项子领域理论的实现或研究成果的展现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没有翻译机构,任何关于翻译的研究只能束之高阁,无法指导实践,也无法将研究转化成现实的研究成果.翻译机构研究通过指导机构本身有效运作来确保理论指导顺利转化为现实,同时对翻译机构成品的研究又是检验其他相关翻译理论的过程.翻译机构本身的运作程序,内部各部分的协调以及与外部条件包括政策指令甚至宏观上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关系,均会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和翻译辅助工具产生影响,促进或阻碍它们的发展.对翻译机构的研究旨在发现其本身的运作规律及其与外部条件的互动关系,以实现内外连贯发展,进而有效推动翻译学的发展.

皮姆（Pym,1988：4；转引自Munday,2001：22）曾指出,Holmes的图表没有提及任何参与翻译过程的译者的个人风格、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这是翻译机构研究所涵盖的内容.翻译机构组织翻译活动,会直接选择具有某种翻译风格的译者,也会因遵守翻译政策或据自身某种需要来影响译者的翻译风格.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方面,目的论者Vermeer（维米尔,1989/2000：221,转引自Munday,2007）认为,翻译是一项目的性行为,这一行为需要委托人与译者就译本的对象、目的、应用场合等进行商定,这势必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影响译者对文本的整个操作过程.而委托人有时就是翻译机构本身,或者委托人通过翻译机构实现与译者的沟通.

后来,Munday对Holmes的译学研究体系的应用研究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将应用研究各子项进一步细分,研究更为具体,如图4：

后来随着译学词典研究的发展,孙迎春又对其中的翻译辅助工具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如图5所示：

翻译工具是为了满足译者使用.一方面,这些工具可为翻译机构组织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怎么写作,供译者使用；同时,翻译机构属于译学实体机构,是译学词典收录的对象之一.翻译机构的编纂属于事物型译学词典编纂范畴,成为专科词典的一种.另一方面,任何词典的不断问世,均需借助翻译机构的具体操作来实现,以有形的形式呈现在使用者面前.翻译机构的发展均可收录到译学词典之列,一部翻译实体词典的问世可以见证翻译机构的发展,而一部译学词典的问世又是翻译机构本身的成果之一,二者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

3.3翻译机构在译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穆雷（2009）提到,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体制的建设；二是学科理论的建设.“根据国际通例和学术界公认的标准,一门学科的形成和被确认,除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有专门价值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外,还需要具备一些保证其持续运作和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它至少包括具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团体、有自己的专业性杂志.在高等院校和专门研究部门中有自己的系科和研究所,设立专任的教授职位和系统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教育体系等”（陈跃红,1999；转引自穆雷,2009：57）.到翻译学这里,这些外部条件就是翻译机构涵盖的内容.目前来讲,这些外部条件已经具备.我国于1982年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2005年起改名为中国翻译协会TranslatorsAssociationofChina,简称中国译协）,下设九个专业委员会,全国设有五十多个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其他协会也有的设有翻译研究会.中国译协有自己的会刊――《中国翻译》（其前身是《翻译通讯》）.在翻译教学方面,主要体现在翻译学学位点的建设上.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权点基础上获得“翻译学”二级学科授权点,2005年起招收翻译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建立.2006年,教育部批准三所高校设立翻译学本科专业.至此,我国翻译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完整的教育体系就形成了.大批高校已建立或正筹备建立翻译系、翻译学院以及翻译学本科专业,部分高校已建有或正在建设翻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组织进行翻译研究.翻译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我国翻译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学科体制不断完善,并且得到了认可,翻译学获得了其合法地位.但是,翻译理论建设仍有不足,翻译学术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我国的翻译机构尤其是翻译研究机构应在理论建设方面发挥其推动作用.具体来讲,应更多地加强译介同行间的联络沟通,增强国际、国内译介同仁的交流,提供更多理论探讨的机会,对翻译学研究薄弱领域加强探索研究.同时,针对翻译学研究的薄弱领域,翻译出版机构在选题方面要有所倾斜,推动这些领域学术成果的产生.Holmes构建的译学研究体系是开放的,要结合我国的译学研究现状与时怎么发表展,不断对之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学术队伍建设方面,应该加强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师的培训,提高其教学和科研能力.《中国翻译》编辑部与一些高校联合举办的暑期培训班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高校翻译教学培养的人才也会部分地加入将来的翻译学术队伍,所以,高校的翻译教学应和翻译研究中心（所）结合,提高硕士生、博士生的科研能力.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翻译需求日益增多,翻译产业也日益成熟、壮大.据统计,“2004年全球翻译产值超过130亿美元,中国约为127亿元人民币.2005年全球翻译产值达227亿美元,中国约为200亿元人民币”（转自吴希曾,2007）.据估计,2004年以后,全国的翻译公司数量已达4000多家.翻译怎么写作机构的日益增多也带来了翻译市场的混乱状况.现在众多的翻译怎么写作机构在怎么写作质量、专业性、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问题,这使得原本混乱的翻译市场更为失序.宏观上来讲,应该制定统一规范加强行业管理,避免机构间的恶性竞争,引导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微观上,机构内部必须严肃准入制度,雇佣合格译员,加强译员考核培训；同时加强自身管理,确保内部运营程序高效顺畅,提高翻译怎么写作质量.

译学学科建设应该有效利用其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翻译机构来不断完善自己,同时,后者也应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保持译学学科长效发展并不断壮大.

4.结语

我国译学理论体系伴随着译学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持续扩大而不断完善,翻译机构研究作为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仍处于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丰富来充实应用翻译研究,以完善整个译学理论体系进而推动译学学科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