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救国”的一个侧面:近代华北地区体育用品业

[摘 要]在“体育救国”思潮高涨的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国产体育用品业集群,其中尤以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厂最负盛名.作为一个企业文本的记忆,春合的经营理念与营销网络颇契合于“体育救国”之时代主流,同时又附丽于国运维度之图景,折射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关 键 词]春合,体育救国,体育用品,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24-07

在“体育救国”思潮高涨的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国产体育用品业集群.据天津体育用品同业公会调查,计有利生工厂、中兴工厂、春合体育用品厂（以下简称春合）、永安球社、天玮球社、洞天球社、时昌商行、华北实业工厂等.①其中尤以春合最负盛名.出品最初销行于华北、东北,后及华中、华南,而后普遍全国.特别是南洋群岛、荷属印度和日本神户,均有特约写作技巧.即球类一项,1933年年产达40万个.“所制造的经济网拍,每年大量销往英美等国,如英国曾一次购写网球拍4800把”.②故春生体育公司经理卢益三指出：“春合出品实占有国产运动品之重要地位,堪称国内最大之体育用品制造机关.”③

以往史著,在论及中国体育用品业之时,多将新中国成立或者改革开放作为始肇之时限.④但易剑东等人认为,自1840年始,中国近代体育经济已然开始孕育,且认为1927年至1937年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空前活跃和兴盛阶段.殊为可惜的是,相关论文大抵以介绍性为主,未以个案进行精细研究.⑤故本文拟以春合为个案,旨在考察该企业的产生、发展、销售等过程如何契合于“体育救国”之时代主潮,从而揭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相.另据了解,截止2012年9月,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会员计754家,在中国现代体育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一极.故笔者希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地区体育用品业的审视与梳理,能够对当代体育用品业发展有所助益.

一、缘起：“双重”救国

“体育救国”的思想最初产生于维新运动期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向西方学习教育的热潮.作为西方教育中重要的一环――“体育”也被诸多国人所认知,是时的西方体育项目主要以学堂兵操等为主,其独具的健体特征被新知识分子看作“保国保种”主要途径之一.梁启超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上认识体育的作用,维新派所主张的“尚武强国”思想,被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所接受.孙中山就认为：“提倡体魄之休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①故孙氏始终重视在革命队伍中提倡体育,体育也呈现出直接怎么写作于革命的显著特色.②辛亥革命后,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从“抵御强邻,收回国权”的思想出发,倡议在教育宗旨里重视体育的功效.“五四”运动以后,“体育救国”论在新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在本质上,是时的‘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保种’的概念,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③

与此同时,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军国义已不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④故以美国实验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自然体育观”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一些学校自动减少兵操,增加田径、球类等运动.因此体育用品生产逐渐被国人所重视.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体育救国”的重要支点之一的体育用品一项,同样受制于外国厂家.直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使用的多数运动器材仍来自日本,少数购自欧美.“五四”运动时期,在当局高呼“提倡国货,抵制舶来品”口号下,致使天津爱国人士有了思想启发,认为可以创办国产体育用品厂,以达到“体育救国”与“实业救国”之双重功效.

在此契机之下,1922年6月15日,河北安次（今廊坊）人傅泊川联合亲属傅清淮、傅泊泉等人在天津南开大街创制春合制球厂.⑤创办之初,春合主要自制篮球、足球及网球拍等,出品二十余种,销售区域大抵为北京、天津一带.关于春合之缘起,傅泊川如此解释道：“中国体育极其落后,虽有一部分学校略有简单的体育设备,然社会人士对之,颇少相当认识.关于体育方面所需要一切用品,因国人鲜有制造者,不得不求之外洋.故体育用品每年输入我国,为数甚巨.”⑥因此他主张创办小规模工厂,以期将来能杜塞为运动而造成的漏卮.之后傅氏在《春合十四周年纪念册》“创办宗旨”中进一步指出：“本经济救国之热忱,锻炼民族之至意,以雪东亚病夫之奇耻,而策中华体育志进展.”⑦可以看出,春合缘起主要基于两点：其一,社会尚未形成重视体育风气；其二,挽回民族主义企业经营利权,发展中国体育.另外,从傅泊川视阈观之,医生与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⑧使其对“体育救国”的理念有着更为切实的感受,故自然地将民族主义精义嵌入到厂训、厂歌、商标之中.如厂训为：“敦品励学,勤劳节俭,强身爱群,忠诚果敢”,厂歌更是以“畅销中外,挽回利权,抵制舶来品”为核心理念.并规定“银盾”为靴鞋商标,皮革球类、球拍商标为“醒狮”,“醒狮”寓意救国精神之觉醒.

1924年,春合制球厂改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厂.于天津市马场道设立工厂,南开大街原址改为营业部,股东会遂即成立.从日后发展趋向来看,制造部与营业部的分离以及成立股东会,成为春合勃兴之嚆矢.同时,1924年又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史上一个关键性节点,是年成立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其发起之因恰恰在于之前中国体育主权的缺失：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举行,美国人格雷为中国代表队的领队.他在闭幕式上代表中国登台讲话,引起在日华侨和国内民众的不满,深感有失国体.因此收回体育主权,由国人自办体育成为是时体育界亟待解决之要务.鉴于此,稍后历届华北运动会逐渐开始采用中文比赛术语及国产运动器材,这对于春合的发展来讲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时缘因素.

二、救国之下：经营理念与营销网络

春合自创办伊始,即秉承“体育救国”的企业文化理念,同时注重营销网络的构建.在企业文化理念一项,又具体表现为产品品质与职工人格的独立化.（一）经营理念

产品品质独立化,是春合区别于“外国舶来品”之根本.春合初期由于制球的皮革依靠各制革厂供应,产品规格不统一,因此缝制的篮球质量不稳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29年8月6日,傅泊川等股东们成立了春合制革厂.所产皮革全部自用,皮质优良.同时,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春合聘请天津工学院制革系毕业生石炳星任技师,以后又特邀北京燕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张克刚教授为制革科常年顾问,由此解决原料质量问题,给球皮生产打下稳固基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春合与燕京大学、天津工学院制革系达成了实习协议,每年都会有部分优秀学生与春合签订用工合同,进而保持了春合在技术运用层面的领先优势.另外,春合认真听取职工关于产品技术层面的意见.1935年6月15日,营业部吴广原根据市场调研认为,春合足球自改制新英式及哑铃式后,颇收顾主欢迎.为此建议请将排球添置英式及哑铃式,以利销场.再如营业部交际股练习生单贵祯建议,缝制垒球可将缝纫用松香或黄葛搓捻,以免缝裂.①上述职工的建议都得到了春合相关负责人的采纳,由此在公司内部形成了良性发展机制.

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春合主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此完善民族品牌.总经理傅泊川于1930年,特派其弟傅清淮赴欧美进行为期十个月的考察,参观世界最大之斯伯丁体育厂,并研究科学管理方法,改良机器制造.根据其考察所得,春合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组织.共分为制革、制球、网球拍、运动鞋、铁木、针织等六大部.

职工人格独立化是春合企业文化理念又一重要环节.从实践层面观之,“独立化”包括饮食起居与业余生活两个层面.如职工作息时间一项,春合规定：“凡住宿舍之各股股长及股员每日上午六时起床,下午十时回到寝室熄灯,每日晚九时以前不得回宿舍休息,每日晚十时营业部及南楼宿舍必须锁门.理发沐浴者在晚饭后,仍须在十时前返柜.”②对于违反规定人员,春合一律从严处理.如职工孙玉和与牛洪恩就曾因未按照规定时间回到宿舍,各自被记大过一次,同时在总厂公告栏进行公示.③近似于严苛的规制,管窥出春合强国必先强身之文化气容.

为强健职工之精神品质,春合成立健生体育会、卫生会、游艺会等休闲俱乐部.如体育会每年春秋两次各举行一次大型运动会,并参加天津市公开篮球赛、足球赛、田径运动会.卫生会每月对职工进行身体检查,及时知悉职工的身体状况.例如球科工友王福臣因轧皮伤手,由西医护士赵华亭及时治愈.游艺会每年组织员工参观天津市纺纱厂、自来水公司、模范监狱等社会单位.文化生活空间的拓展,一定程度而言,重塑了春合基层员工的精神面貌.职工钱国珍就为,通过参加各种休闲俱乐部,自己所染的不良嗜好削掉了,身体强壮了,经济也充足了.为要改良工友家庭生活与培养职工子弟之智识,春合还特意组织职工家庭工厂和职工子弟学校.④一方面,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培养了妇女、儿童独立生产与学习的能力.

(二)营销网络

关系网络,一直是春合营销方略中的重要基点.其网络“以亲属、家族和朋友为中心”,“加上同乡、同年、工作、相似的生活经验、政见,以及共同的敌人,使网络得到进一步加强,通过这些关系,创造出一个具有多层次的关系网.①同时,“结成网络的要素由亲缘、地缘扩展到各种关系”.②

在春合的营销关系网络中,首为构建的是亲缘、乡缘网络.春合的股东有七人,当中除了张克刚之外,其余六人都是傅氏家族成员.其中傅泊川股权额占32%,傅子瑜占16、4%,傅清淮占16、4%,傅泊泉占16、4%,傅静轩占8、4%,傅子金占8、4%,张克刚占2%.③可见,以傅泊川为代表的傅氏家族控制着公司的主要股份并行使经营权.同样,春合的公司骨干员工为68人,基本是以天津为主,特别是来自傅泊川家乡安次地区的员工占到52%左右.

春合产品能在天津迅速推广,宽泛的学缘网络是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借重于教育家张伯苓的影响.南开学校在张伯苓校长的领导下,早已扬名国内外,特别是“体育”一项在国内各大比赛屡获佳绩.而且许多师生是来自外省市,还有不少南洋华侨,这就无形中直接或间接地给春合作了义务宣传工作.同时,傅泊川与张伯苓同为基督徒、教师的双重社会身份,④也为日后构建学缘网络浸染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其次,天津体育协进会也是春合发展的一个关键结点.1927年,中国选手在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发挥欠佳.之后代表团团长张伯苓萌生了发展民众体育的想法,故于1927年10月20联合天津体育人士组织成立体育协进会,并且公推南开中学体育主任章辑五为会长,春合于1933年加入协进会.正是利用了体协会会员身份,春合与诸多天津学校会员结成学缘网络.包括以南开中学为代表的13所学校,以市立第四小学为代表的12所公立学校.⑤

再次,在产品的销售上,春合广告股注重策划宣传.其特点是,通过各种渠道创立推销体育用品的网络.第一,利用媒介宣传春合.1936年10月4日起,在天津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副刊版面交替刊登为期一个月的体育广告.⑥同时,利用各大学校出版物进行宣传.如在天津市汇文中学《毕业同学纪念册》,北洋工业学院《二十五周年班级纪念册》《天津体育协进会年刊》广告栏刊登春合广告.第二,利用体育比赛.第五届华中运动会所采用比赛器械,均由春合提供.广州华南体育会,赴新加坡远征冠军队采用春合A4篮球、A3排球.尤其注重以体育明星代言春合广告.如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游泳总分第一名史兴隆,全国运动会十项冠军张龄佳,全国运动会标第一名彭云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参加现代奥运会第一人刘长春.1932年,日满当局曾经要挟刘长春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申明,声称只会代表中国参赛.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刘长春又代表东北沦陷区参加比赛,其个人“救国之志”深为国人赞赏.春合邀请刘长春代言广告,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都将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复次,营销初始之期,无偿赞助学校体育用品.在赞助过程之中,春合也表现出了现代企业的前瞻性,即在一定的时期之内专攻一个区域.如1935年3月1日赞助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体育用品；1935年3月22日赞助广州东山私立培正中学校足球一只；1936年10月24日,赞助国立中山大学体育部A2篮球一双；1936年10月23日,赞助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篮球一只；1936年10月30日,赞助南华体育会篮球一只,足球一枚；1936年10月24日赞助执信学校体育科篮球一只.⑦如此一来,受捐单位会在同一时期内形成对春合的集体观感效应.

正是借助于上述营销方式,春合将学缘网络渐扩至华北乃至华东地区.如北京、上海、南京、山东、河南等地的诸多学校均与春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了扩大公司的经营范围,春合先后在上海和北京设立分厂,继而渐次形成了商缘网络.伴随着市场销路的逐渐扩大,春合开始在全国各地招募写作技巧商,写作技巧机构主要包括书局与国货售品所.其中书局又以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为主,这是缘于两家企业在国内教育用品的领军地位.自1934年,上海勤奋书局逐渐成为春合在南方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而该局“提倡体育复兴中国”的救国理念无疑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再如国民政府为了抵制外国商品冲击,在各地所设的“国货售品所”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春合品牌的推广.国货售品所专营国货,如湖南长沙国货公司就曾委托天津商会代查春合是否为国产品牌.在得到商会商事科明确回复之后,才正式与春合进行业务接洽.①

由于对产品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春合各地的写作技巧店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随意涨停的现象.如1937年2月1日,汉口的春合写作技巧店――成终体育用品店设立,所定之货价任意涨落.春合所定之价目以原价九折出售,成终竟不顾大体,将原价加三四元再以五六折出售.②如此一来,使得春合在当地品牌形象大受影响.之后春合汲取了经验与教训,开始注重对于写作技巧店的资本信誉考察.如在东北设立写作技巧店之时,就严格遵守此制度.针对写作技巧商号的地址、经理、营业状况、批评与建议均进行细致地考察,最终确定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开设十五家分店.同时为了稳固新市场,春合规定东北各大写作技巧店产品均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六五折出售.③

在促销过程当中,基于市场竞争的激烈性,同行业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春合北京分店与利生分店志同厂就曾因竞标师范女附中运动服,发生了激烈争执.1942年9月26日,胡同师范女附中公开招标女生绒衣.春合、志同、集美、新生等多家体育用品厂投标.最终春合以每套十四元三角获得权.不料在量尺寸之际,志同派人背负大批绒衣在该校体育场大喊叫卖,绒衣每件降至七元.引得一部分学生纷纷购写.最终,春合经理傅泊川与志同经理陈子光先生以形式和解,前提条件是春合允诺出让部分订单.④不难看出,区域体育市场营销规程中的错位性.另外,为了稳定住北京市场,春合规定：绒衣门市照例九折,减价两个星期,厚成打每件减价五分,薄每件减价四分.⑤

正是缘于春合精益求精之工作作风,其写作技巧店遍布大半个中国.所设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省,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朝鲜等国家.其中尤以河北、山东为最广泛.河北包括：北平、石家庄、保定、文安、深县、大名、唐山、赵县、临榆、广宗、盐山、正定、乐亭、丰润、沧县、霸县、昌黎、邢台、永清、芦台、冀县、正府、濮阳、枣强.山东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济南、潍县、周村、临沂、乐陵、高密、荣成、文登、福山、藤县.⑥此外,春合在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广设写作技巧店.

国内大型运动会成为春合接近政缘网络之跳板.第一届西北运动会采用春合制品；第十七届、十八届华北运动会,采用春合全部制品；1933年全国运动大会采用春合.特别是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由于东北沦陷区的运动员也参与到此次比赛当中,因此该会被赋予强烈的“救国”色彩.春合的球类体育用品均受到广泛好评.如男子篮球、排球、棒球等冠军队均采用春合产品,女子排球队冠军队亦采用春合篮球.出于“体育救国”的政治思维维度考虑,华北各省主席对于春合也做出了相应的褒奖题词：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从一定程度而言,政府借助于春合传递出“体育救国”的时代声音.运动会之后,春合与数省军界官员达成了购写体育用品的意向.包括山西七十二师炮兵司令荣鸿卢、山西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山西正太护路军体育总教官李之楷、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河北省局长李俊襄、河北省局保安长李荫坡、湖北省警备司令叶蓬、陆军一百三十九师体育教官周文焕.⑦至此,春合也自然完成了华北地区政治网络语境的建构,同时夯实了下一阶段发展之基础.

春合本意固在救国,其经营理念独立化即昭示出此面相.同时,“救国之下”的时代话语为春合发展提供了机缘.如张伯苓、刘长春、国货售品所、华北运动会本身便可看作救国之符号象征,正是基于此,春合的学缘、商缘、政缘网络得以顺利构建.然而在近代华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之中,“政治性因素”①是一个不容回避抑制的节点,其对春合的发展尤为突出.

三、救国之重：春合与国运

如同利生、布云等众多体育用品企业一样,春合亦是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发展史的黄金时代,而国运之兴为其主要推动力之一.由南京政府实业部倡议并发起的“国货展览会运动”,自然地成为春合横向发展的注脚.特别是1931年因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三省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国产体育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起到了促进作用.春合恰恰是抓住了此次机遇,主动地参与了国货展览会运动,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1932年7月1日参加河北唐山市国货展览会获得甲等奖状；1933年3月获得广州市展览会优等奖；1933年8月获得浙江省建设厅第三次国货展览大会优等奖；1933年9月7日参加威海卫国货展览会获得一等奖状；1933年7月,1934年12月,1935年12月曾经先后三次参加铁道部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并获得超等奖状；1933年10月10日,1934年9月1日,1935年6月曾经先后三次获得实业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1935至1936年连续获得在新加坡举行的国货扩大展览大会特等奖.②基于春合在体育用品业所取得的不俗成绩,国民政府高官更是不吝笔墨为其题词褒奖.如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行政院长汪精卫、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海军部长陈绍宽、军政部长何应钦等.③特别是国民政府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均曾亲自为春合题词.④昭示出春合已然超越了企业属性的本身,上升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表征.作为春合的掌舵人傅泊川来讲,敏锐地感知了国运对于春合所带来的客观生存利势,故在此期间对于企业规模进行了迅捷扩增.1931年至35年,春合规模逐渐发达,已经相当完善,出品亦较为精良.1936年第六届华中运动会全部采用春合出品,并参加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之南洋考察团,而后扩大童子用品制造并扩充制革设备,同时增设体育馆及场地等建筑工程科目.正是在以春合为代表诸多体育用品厂家的努力之下,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并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体育用品的渗透与倾销.据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总结报告统计：“此次比赛采用了利生的篮球、协兴的足球、春生的排球,只有网球使用了进口的Slazanger网球,各类体育器材国产化达90%以上.”⑤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地区的体育用品业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同时在中国西南地区却蕴含着商机.由于各大中小学校大量迁往重庆等地区,“四川对于体育用品之需求反而因战争增加十倍,常有以二十元之代价购得A2篮球之情形发生”.⑥因此,四川友人创造土货以备急需,并列举了当地丰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故想联合春合创办一体育用品公司.由于战争对于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春合未能完成建厂.可以管窥出,国运阶段性的弱势对于民族企业之深刻性影响.

天津作为沦陷区,体育用品业则日趋衰落.1938年,日本在天津市成立了“皮革组合会”,宣布“统购原皮”,天津春合总厂的制球、制革部门不得不停工,营业每况愈下.1939年秋,天津闹特大水灾,营业部由南开搬到大沽路97号,除了推销少量自产的体育用品外,兼营上海胶鞋及其他有关加工的业务,实际已经形成了以商养工的状况.为了安插职工的生活自救（这时候上海分店已经撤销）,又在北京西城开办了一个分店,销售本厂产品也写作技巧球鞋之类的业务.与惨淡经营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春合积极发动职工进行爱国捐,支援抗战.以制造部为例,共捐款3205元,总经理傅泊川单独捐款500元.①

可以看出,春合发展与国运兴衰进程同步,与之同时期的天津利生、保定布云工厂也是如此情状,这也是近代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发展的一个历时性缩影.然而,不能忽略一点是,抗战中的“救国之重”已然超越了国产体育用品业所能承受之底线.作为春合来讲,除了保持爱国气节之外,所做的只能是伴其国运之殇随波逐流.从广义层面而言,这也是近代以来“体育救国”、“教育救国”、“农业救国”等各种思潮勃发之时所无法逾越的政治瓶颈.

四、救国之外：文化输出

伴随着体育用品的销售与推广,春合逐渐超出单向度的“救国”概念范畴,渐次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符号印记.比如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近代体育的输入与传播之中,曾经发挥着举足轻重之导向作用.但自20世纪30年代之始,春合以其卓越的成绩自立于世.在体育一项,并渐而与青年会处于对等的态势,曾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给予对方资助.其一,赞助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儿童健美比赛、少年健康运动会、青年会市内篮球观摩赛等赛事.其二,自1936年开始,春合每年赞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两百元.②同时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春合曾应基督教青年会职业介绍处之请,允诺为天津籍毕业学生介绍工作；为基督教青年会食堂合作社购写家具；参加青年会主办的“潍县被俘传教士慰劳欢迎会”等活动.③再如春合曾无偿赞助国外体育社会团体.自1931年始,春合先后赞助过德国足球队、菲律宾美军体育会、法军足球优胜队、朝鲜足球队、英国足球锦标队、美军常胜篮球队等.其初衷一方面固然有春合营销品牌之印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国对于中国体育文化的认知程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1933年春合成为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筹备会唯一一家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在中国民族品牌出于极度失语状态之下,春合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经济层面自信力的一种适时彰显,同时也是对“体育救国”论实践层面之回应.总之,春合以球类为文化输出的媒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现代文化体系之中,并渐次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的历史记忆.④正如史学家于沛所说：“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着的历史记忆,也是开放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历史记忆会有不同的内容,会不断地发展变化.”⑤

【作者简介】汤锐,男,1983年生,山东蓬莱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ASideofSportsSalvation：

ModernNorthChinaSportingGoodsIndustryResearch

Abstract：Inthe1930sof"sportssalvation"rising,NorthChinagraduallyformedadomesticsportsgoodsindustrycluster.OneofthemostfamousisTianjinChunheSportingGoodsFactory.Asanenterprisetextmemory,chunhebusinessphilosophyandmarketingworksynchronizedwith"sportssalvation",atthesametime,itattachedtocountry'aintrend,refractingtheplexcharacteristicsintheprocessofModernSportsGoodsenterprise'sdevelopment.

KeyWords：Chunhe,SportsSalvation,SportsGoods,Relation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