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编撰的国学教科书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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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05~1906年,国学巨子刘师培编撰了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的一套中小学国学教科书,有经学、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五种.这套国学教科书在价值取向、内容选择、形式体例方面有着独特之处.它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根性和正当性,彰显了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会通中西并融入现代精神,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推展的作用;积极指向现实,涌动着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它是国学自我更新的尝试,标志着国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关 键 词:国学教科书;刘师培;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G4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4)02-0057-06

“国学”一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西周时期国学指称“国都之学”[1],指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大贵族子弟的学校.后来“国学”泛指“京师官学”,主要是“太学和国子学”[2].晚清以降,“国学”引申为“中国传统学术”[3],由梁启超等先生倡导,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被胡适阐释为“国故学”,指“中国固有之学术”[4].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文化命题,国学的倡导“实际上体现了国人在国势衰微、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寻求自我、定位自我的困惑与努力”[5].1905~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行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明确标注的中小学“国学教科书”.这套国学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在编撰上有什么特点?蕴含着一代国学大师刘师培怎样的文化立场与态度?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有着怎样的传承与创新?等本文试对此初步探寻,以求教于方家.

一、国学教科书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忧思中国现状、叩问中国文化、设计中国未来的时代.各界普遍感受到了民族存亡与文化存亡的关系,认为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于是,主张重新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的支点,国学成为当时表达危机思想的一个方式.

1.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引下,各级学堂“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使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

甲午一役惊醒了中国人四千年的迷梦,“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6],教育作为挽救时局的良方而被探讨和关注.伴随着新学的兴起,清廷官员认识到人们对传统产生叛逆心理,将导致国家固有的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崩解.1896年李端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府州县学之“学中课程,诵《四书》、《五经》、《小学》”等书,省学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等[7].1898年春,被辜鸿铭誉为“最后一个儒臣”[8]的张之洞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人们对新学与旧知取舍之价值判断的紊乱与迷惘,他在《劝学篇》中明确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的著名思想.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赞其“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10].于是,在1898年7月《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之“学堂功课例”中明确“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有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7].1904年,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一起修订的《学务纲要》亦指出,“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11].同时强调“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种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11]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更是明确“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使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12].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从初等小学到中学均开设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高小与中学为中国文学)、历史、地理,且对各门课程内容及时间进行规定,如“现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11].且“计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六点钟,合共十二点钟”[11].在各级学堂中“读经讲经”课的比重很大,初等小学堂占课程总时数的2/5,高等小学堂占1/3,中学堂占1/4[13].可见,以“读经讲经”为核心的国学教育在清政府确立的教育系统中具有不可动摇及不可替代的根基性地位.

2.学界兴起“国粹”思潮,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汹汹东来,中学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日本流行的国粹主义受到学界部分人士的关注.和国学相比,“国粹”偏重于特性,指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成分,即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历史[14].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他给黄遵宪的信中也写道,“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5]1902年,黄节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介绍日本的国粹主义,首次强调“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1903年6月出版的《浙江潮》刊出《国魂篇》也明确提倡国粹主义,“一国国政之进运也,恒不外两大主义之冲突调和而后成,所谓两大主义者何?曰:世界主义、国粹主义而已.”一些硕学鸿儒以他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热爱和信心,大力呼吁复兴国学.1903年末,邓实、黄节、马叙伦等人在上海倡议成立国粹学社,并准备出版《国学报》.1904年3月,黄节在《政艺通报》第1号上发表《国粹学社发起辞》为国粹学社招募会员,但国粹学社因多方面原因,并未成立.这一期间,邓实先后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和《国学保存论》,提出“保学”是“保种”、“保国”的前提.1905年1月,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柳亚子、马君武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16]为宗旨,是清末第一个以保存国学作为主要宗旨的知识社团.国学保存会同人以文化为立国精神,以国家与学术为一有机整体,“立乎地寰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等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为了保存国学,国学保存会立下五项宏愿:“本会志愿宏远,其所欲办之事有五,一曰创刊《国粹学报》;一曰开设藏书楼;一曰刊刻古籍为国粹丛书;一曰编辑国学教科书;一曰开国粹学堂.”3.家传古文经学、祖孙三代“世治左氏”的国学巨子刘师培担任国学讲习会“正讲师”,编撰国学教科书


刘师培(1884-1919)出生于江苏仪征一个书香世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是乾嘉汉学传统的知名学者,他们相续共注《春秋左氏传》,被章太炎称为祖孙三代“世治左氏”[17].刘师培自幼墨守书斋、潜心研读典籍.他在《甲辰年自述诗》中写道:“童蒙学《易》始卦变,爻象昭垂非子虚.”[18]八岁时掌握《周易》卦变法,十二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学习试帖试等,十三岁开始研究《晏子春秋》,十七岁时应试得中秀才,第二年又高中举人.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叙说他“博闻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19].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落第,但在上海意外结识了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两人意气相投,引为知己.受章太炎等鼓吹排满革命的影响,刘师培绝意科场,投身革命,并改名“光汉”.钱玄同回忆说:“刘君之更名‘光汉’,实有重大之意义,在用此名之时期,刘君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之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一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亦有甚高之地位.”[20]刘师培因出版《中国民约精义》等获得“东亚卢梭”[21]的美誉,而他则自称为“激烈派第一人”[22].他还在《苏报》、《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上撰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普通教育(小学教育)没有得到普及.刘师培从1905年担任国学保存会开设的国学讲习会正讲师后,先后讲授过学、经学、文学、历史等四科,后又开设中国地理一科[23].后来他还任教于安徽皖江中学等.在1905~1906年间,刚过20岁的刘师培编撰了《教科书》2册、《经学教科书》2册、《中国文学教科书》10册、《中国地理教科书》2册、《中国历史教科书》2册,共计5种18册国学教科书,由上海国学保存会首版印行,国粹学报馆发行.这些国学教科书供高等小学、中学教授之用,也在国学讲习会使用.1934年山西省宁武县南桂馨等整理、1936年校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分册收录了这套国学教科书,但误将《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为3册,“右历史教科书第二册繁三十六课,第二十课始为下册,手民排比时误作第三册,故附正于此.甲戌十二月下桂林郑裕孚.”[24]

二、国学教科书的编撰特点

国学保存会在《编辑国学教科书出版广告》中写道:“本会同人,既以保存国学为任,安能任五千余年光明俊伟之学术听其废弃.然祖国典籍浩如烟海,学人苦无门径,每兴望洋之叹.非提要钩玄,重行编辑,不能合学堂教科之用.同人热心发愤,举以自任,将我国五千年之学术其精要重大者,皆融会于五种教科书之中.”1907年1月学部特别下批文勉励这套国学教科书,赞曰:“教科书宗旨纯正,文理明通,诚如该举人所云.该举人学会著书尤宜勉益,加勉此案.”这套国学教科书在编撰上呈现了以下特点.

1.在价值取向方面,国学教科书突出中国学术“流源”与“派别”,不立门户之见,纠正与补充前人论述之不足,并阐释新的意义

刘师培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位泰山北斗式的大师,因其国学造诣深厚,时人曾以之与章太炎并称为“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刘师培认为六经浩瀚博大,其中蕴藏极深的学问,但若“经学源流不明,则不能得治经之途辙.故前册首述源流,后册当诠大义”[25].他按时代顺序、以专经的形式总结了历代经学研究的特点及成果,基本做到举要籍、明源流、辨得失、重考证,呈现了经学史的全貌.他还将经学派别划分四派,“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为一派”[25],所以教科书“所编各课亦分经学为四期,而每期之中,于经学之派别必分析详明,以备参考”[25].在每期之中“首《易经》,次《书经》,次《诗经》,次《春秋经》、次《礼经》,次《论语》、《孟子》、《学庸》附焉,次《孝经》、《尔雅》附焉”[25].刘师培乃国学翘楚,长时间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在国学教科书中不立门户之见,并注重纠正与补充前人论述之不足,呈现自己的思想观点.他在《教科书》第1册中指出,“中国古代学皆各有所偏,此册所言则矫其偏者而归之于中正,以期人人可以实践.此册所采由六经及周秦诸子,起若两汉宋明及近儒之说,亦旁采兼收咸以合于公理为准,不立门户之见.”[26]第2册更是说明“中国古籍于家族失之于繁,于社会失之于简.今编此书,于家族多矫古说之偏,于社会则增补前人之所略.”[27]在《中国文学教科书》中也是强调要先“辨析文字之源流等能深明字学之作用等此编于古今音读训诂之学,各分条例.有为近儒所已言者,又为近儒所未言者.非惟为国文入手之阶梯,且为读周汉古书者之门径”[28].国学教科书展现了刘师培极高的才气、极广的视域以及极宏的志趣.

2.在内容选择方面,国学教科书为适用教科而详略取舍,因执古御今的“会通”,各课容量较大,整体而言程度偏深偏难

国学教科书的编撰不仅在于保存国学,其主要还在于推动国学的普及、传播、启蒙,使学生能够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故刘师培为适合教科,对于各科内容的详略有所取舍.如他指出“读中国史书有两难,上古之史多荒谬而记事互相岐,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二十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而近日所出各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国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29].他针对“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29]的弊端,“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29]在编撰时注重“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29].他在《中国文学教科书》中指出“自周代以六书垂教,而中国文字,悉该于六书.惟六书之例浩瀚,故此编于第五课以下,即诠明六书之例,而出以简约之词.正例变例辨析尤严.剌旧说者十之七,参臆说者十之三”[28].由于“自篆文易为隶书,然后字失其形.故此编于字形之迁变,记载特详.”[28]虽然国学教科书为高等小学及中学生使用,但刘师培在执古御今的“会通”中各课容量与知识点都较多.如《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第1课为《论解字为作文之基》,课文以“《左传》有言”、“韩愈亦曰”开篇,辅以王安石的观点,说明文字源于情感、出于言语.之后对于刘氏《文心雕龙》、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文字起源观点进行评述,在说明“结绳”之起源时用《尚书》作为注释,在课文论述中提及郑氏《周易》中“结绳记事”之说、《孝经》中“书契”之说.然后引用《荀子》、《吕氏春秋曰》中“仓颉造字”的观点为注释,论述了“非谓仓颉以前无文字也.古代之时,合体之字为文,分体之字为字.或就字音言之,则称曰名,或就字形言之,则称曰书”[28].并阐明《说文解字》及《荀子正名篇》之观点.课文最后依次列举了《说文解字》、《声类》、《广雅》、《玉篇》、《切韵》、《广韵》、《韵海镜原》、《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中的字数.这篇一千多字的课文中涉及的知识点不仅对于学生而言较多,就是一般的教师要上好这样的课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底蕴,否则难以胜任.而国学教科书中的课文大多如此,故整体而言偏深偏难.3.在形式体例方面,国学教科书封面一致、课数一致,各册无目录、无插图、无习题,注重“注释”与“列表”的教科书认知策略,少数配有辅助书

教科书不是普通的读物,也不是学术著作,而是实现教学过程进而达到教学目的的特殊文本.教科书的认知策略是指对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所选择的教学内容而采用的组织方法,如章节标题、习题作业、课文提要、前言、附录、图表、复习题、总结课、着重号等,都是具有不同性质和功能的诸种认知策略之一[30].国学教科书在首版印刷时封面一致,右上竖排为“国学教科书之一”(小字),中间竖排为“XX教科书”(大字),左下竖排为“国学保存会编辑印行”(小字),这是至今为止唯一在封面上印有“国学教科书”字样的中小学教科书.各册教科书开篇有“序列”、“弁言”或“凡例”,但各册均无目录(在1936年的《刘申叔先生遗书》编排时,其中《中国文学教科书》出现有目录)、无插图、无习题,教科书的基本要素不全.这套国学教科书各科各册的课文均编为36课,全部为文字编辑,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其中穿插有很多用小字编排的注释,约占课文文字的四分之一,既包括引注,也包括自注.如《经学教科书》“所引各书必详注所出,一二私见附以自注,以供学者之采择”[25].对于不同课中知识的差异,刘师培也非常细致地注明,如“此编第三十课所论一字数读,多与廿一课所论双声相出入,(三十一课所论一字数读亦与十一课论检测借相出入).然廿一课系论双声之作用,而三十课则论一字异读由于双声,义各有归,非文也”[28].国学教科书为便于知识归类或总结,在课文中或末尾编有一些简要浅明的列表以辅助文字说明.如《中国历史教科书》“各课之后偶附年表及帝王世系表、历代大事表,而职官地理各表及封建井田学校等图亦偶列焉”[29].这套国学教科书没有教授书与之配套,但少数配有辅助用书,如《中国地理教科书》有精美图册与之配套.“地理非图不明,本会另印精图,别自为册,与此书相辅而行.”[31]在编《教科书》第1册后,还为此书配有《古诗歌读本》,每课一首,共36首,提供学生课外阅读[23].

三、国学教科书的文化意蕴

国学保存会以“存学”为“爱国”的途径和主要内容,国学教科书不仅蕴含着刘师培的文化立场与品格,也是集中体现晚清国粹学派在文化自救与自我更新中将国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

1.国学教科书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根性和正当性,在注重实证中探赜索隐、钩沉致远,彰显了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标志,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根基,是人们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根本.刘师培以其渊博的学识与深厚的古文功底,在国学教科书中极力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根性和正当性.他旁征博引,出入三教之间并活用于经典内外,使得这套国学教科书探赜索隐、钩沉致远.他认为国学教科书的编撰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时代那纯正而有活力的形态丰富的“古学”.如在《经学教科书》中,刘师培细致地考察了经书的逐渐形成过程,认为《六经》之名始于三代,起源则更古.《乐》发端于葛天氏时代的乐舞,伏羲神农时代的乐名,皇帝时怎么发表明的六律五音之用,《易》至少可以追溯到伏羲八卦,《礼》发端于唐虞,《诗》至少可追溯到虞夏的采诗之官.而上古之君,设左右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言为《尚书》,动为《春秋》,是为《书经》、《春秋经》之始.经过历代的增益,到西周已经比较成型.这就比较严密地验证了章学诚“六经皆史”其说不诬,而孔子只是将“淆乱无序”的上古六经加以整理,推陈出新,使之成为儒门教科书(分别侧重哲理、国文、修身、近世史、歌咏、体操)而已.又在《中国文学教科书》中明确“此编于论古韵之后,即论双声叠韵者,以不明双声叠韵之法,则考证古音及汉儒音,读均捍格难通.故约举双声叠韵之法,以发其凡”[28].刘师培在中西文化交错的急促时空中,充分、认真地审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其特质,并强调某些传统文化要素对于现代社会的实现具有正面的功能,体现了主体性的文化自觉及自信.

2.国学教科书会通中西并融入现代精神,是国学自我更新的尝试,展示了国学的生命力,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推展的作用

刘师培深谙传统学术文化,又曾系统研读过外人所作《西人学术沿革史》、《社会学》、《社会学原理》、《哲学大纲》、《哲学要领》、《历史哲学》、《支那文明史》等著作.他力图把先秦诸子分别归入哲学、逻辑学、学、政法学、宗教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西方学科体系之中,进行衡量和讨论.如在《经学教科书》第2册中,刘师培首次将中国传统经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进行论述,从第22课到第33课,刘师培气势磅礴地论述了《易经》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由此揭示《易经》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特别指出其中蕴含着进化论思想.如他在《论易学与科学之关系》一课中指出《易经》有裨于化学与博物,其关于《易经》与化学之关系阐述如下:“有裨于化学者,盖以地气水火为四行,即化学所谓元素.昔印度以地风水火为四大,希腊以地气水火为四行,中国上古之教,亦四行而非五行.伏羲作《易》,首重八卦,故八卦之中,有正位之卦,有滋生之卦,乾坤离坎,卦之列于本位者也.震巽兑艮卦之出于滋生者也.山传于地泽,附于水雷,生于火,若天之与风,又皆空气所积也.由是言之,则八卦出于四行,有明徵矣.易辞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殆即四行与.及轩辕御宇,创为五行,于四行之中屏气弗列,以金之可以耀武也.于是乎贵金,以木之可以备物也.于是乎贵木,由是五行之名成,四行之名灭,而周易之学亦失其传矣.”[27]在《学教科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心理学是学之基础,“不明心理之作用,不能知之起源.”[26]并从人的身心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对个人、家庭、社会的一系列规范和观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课文中反复出现“权利”、“义务”、“人民”、“文明”等现代意蕴的词汇,还有德智体等现代教育观点.如刘师培在《教科书》第1册第33课《说尚武》中写道,“惟颜习斋先生学尚实行所定学规,有理学斋,所以重德育也,有武备斋,所以重体育也,复设文事、经史二斋,所以重智育也.故德育智育体育具备.然后智仁勇三德既全,乃合完全之人格”[26].经过刘师培对国学的理解、萃炼和发挥,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国学自我更新的尝试,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推展的作用.3.国学教科书积极指向现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涌动着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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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学派深知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其得以复兴的精神基础,这套国学教科书将国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到一起,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涌动着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如刘师培在《教科书》中主张改造国人的奴隶性与依赖性,培养国民的公德心.“社会者由个人而集合者也,故个人之苦乐,悉援社会之苦乐而分,未有社会皆乐而个人独苦者,亦未有社会皆苦而个人独乐者,保全社会正所以保全一身,身在社会之中,未有社会不得保全而能保全一身之理”[27].他强调甚至必要时,“牺牲一己之生命,而为社会图公益”[27],并且主张“国为重,而家为轻.”[27]刘师培不仅通古,还知今,将现实生活中最新的变化也详细说明,以让学生明了当时中国之现状与危机.如在《中国地理教科书》的编写宗旨明确在于考古与知今并重[31].第1册以省为纲,“先详沿革,贵考古也;继言区划,贵知今也,继详商埠物产重实用也.”[31]他还特别注重编排了各省的驻防,使学童知地理之重要,国势之险峻.第2册第1课《黄河流域各行省总论》之“交通”相似度检测绍有铁路、电线、驿路、商埠、邮政,其中“电线”说明为“北京之线,一南由天津至山东德州、济宁,又由天津分一支线,沿海达烟台胶州,又由胶州分一支线,西达济南开封.一西由保定至太原、西安、兰州,其西直达于伊犁”[32].在第7课《直隶省总论下》中认为“直隶一省交通机关最备”.其中“铁路”的介绍较为翔实,他写道:“卢汉铁路从顺天卢沟桥西南行,由保定(此一节又名津保铁路)达广平入河南界(又有支路达周家店),系比法二国资本所营.京津铁路从顺天东南达天津,系中英所合办(别有支路由顺天至通州).京榆铁路由天津东至塘沽,又东北绕唐山开平达山海关,系英国资本所经营.正太铁路由正定西入山西,系俄法所经营.别有京张铁路由顺天西北达张家口,现已告成.津浦铁路由天津达山东,尚未兴工(英德两国所营).”[32]国学教科书体现了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召唤下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救世情怀.

四、小结

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拥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国家来说,国学就是这个民族屹立长生的血液与魂魄.“、经学二科,为吾国国粹至重要者.五千年立国以来,先圣名贤所发明者,以此为至精.故学堂课程首列二科,诚重之也,乃吾国于二科之教科书,未闻有编辑成书者.坊本间有一二,则不完不备,草率特甚.致学者,欲稍窥国学,亦苦无门径.本会苦心编辑,先成此二书,诚以为国学之津筏,使学者得此,实不啻入学堂而受最高等国学之教育,事半功倍,其便于少日失学之人,实非浅鲜,以千爱国好学之士幸毋忽之.”刘师培利用丰厚的学术功底,以一人之力,在极短的时间内编撰的国学教科书,承载着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理想和希望,意气风发、雄姿英发的强烈进取精神与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国学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并非单纯保存中国传统学术,其文化意蕴旨在尝试从纯正的传统内部更新传统,开辟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新范式,是国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标志.虽然国学教科书文字古奥且论说方式书斋化,在客观上脱离了社会大众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时也出现有“简单的附会”[33]等不足,但国学教科书为国学教育与研究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为继来者完成使命奠定了基础.

第64册).忻州:宁武南氏校印,1936.

[27]刘师培.教科书(第2册)[M]//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5册).忻州:宁武南氏校印,1936.

[28]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M]//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忻州:宁武南氏校印,1936.

[29]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M].上海:国学保存会,1905.

[30]吴小鸥,石鸥.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11,(5):89-96.

[31]刘师培.中国地理教科书(第1册)[M]//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第72册).忻州:宁武南氏校印,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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