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学教材的内容

[摘 要]对1979～2010年比较教育学教材的梳理、分析看出,比较教育学经历了起步、发展、深入三个阶段,其学科属性逐渐明晰,即由“比较方法”的工具性转为“比较视域”的本体性,研究目的由借鉴转变为借鉴、理解双目的共存,研究对象则从发达国家转为多中心文化圈等.并据此提出建议：应加大学科内与学科外的联系；应注意方法理论与研究实践的结合；应增强“本土关怀”.

[关 键 词]比较教育；教材；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4）01-0025-05

20世纪以来,比较教育以其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和学科界限的研究思想,不断吸纳和借鉴教育领域的各种理论和经验,为推动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尤其在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大多数国家为跟上科技革命和战后重建步伐,纷纷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教育课程,出版大量比较教育教材和刊物,并组建了比较教育学术团体和组织,产生各类比较教育研究成果.然而,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比较教育学家开始对比较教育的概念、定义和方法论产生了分歧,并在20世纪70～80年代对其学科地位提出了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表现出对学科身份危机的概念化和表面化”[1].姑且不论比较教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门学科、一个研究领域抑或是一种跨文化的视域,做好比较教育学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对于打造学术共同体及推动学科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教材,作为一门学科一个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集合,既是这门学科的学术阶段成果的整体反映,更是引导新一代科研人员研究方向的入门指导材料.对中国大陆比较教育学教材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反思和梳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比较教育学.

1教材的选取与结构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外国教育研究为主体的描述和介绍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及深入和扩展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下文提及的发展阶段均按此标准）.这30年间我国各师范院校和部分大学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国内大陆也出版了一系列比较教育学教材.为此,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关 键 词“比较”、“教育”等,在读秀数据库（该数据库拥有全国品种最多的中文电子图书,总量达到280万种中文图书信息以及200万种中文图书全文,基本囊括了国内出版的所有中文图书）中筛选出1979～2010年比较教育学教材共20本（鉴于“教材”的界定较为模糊,本文以书籍性质和编著目的作为筛选标准,选取用于我国比较教育学教学和自学的书籍,不包括来自港澳台及国外的编、译著,不包括比较教育的专项研究著作,如学科及方法论研究、国别研究、各级各类专题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发展教育研究等）.根据我国比较教育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每本著作为分析单位,对该批教材的结构特征和内容体系进行梳理,并根据教材的代表性和整体性,从每个阶段选取一本使用较广泛、影响较大的教材展开定性分析,分别是1982年由王承绪、朱勃、顾明远主编的《比较教育》（我国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材,目前已是1999年第3版,2002年第19次印刷）、1989年由吴文侃、杨汉清主编的《比较教育学》（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教材,目前已是1999年第2版,2002年第14次印刷）及2008年由冯增俊、陈时见、项贤明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全国十四所著名大学联合编写）.以下简称为王本、吴本、冯本.

根据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层次分析,“比较教育学科呈现出‘三圈层、多交叉结构’的框架,即第一圈层是比较教育发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比较范式；第二圈层是国际教育发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国际教育,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比较视野.根据国际教育的不同范围,又可以把国际教育具体划分为国别教育、区域教育、跨国教育和全球教育；第三圈层是教育比较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具体的教育事实,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具体的比较方法.”[2]据此,本文从比较教育发展研究、国际教育发展研究和教育比较研究三个圈层及内含的多个子领域对中国比较教育三个发展阶段的教材结构进行梳理.

结构上,我国比较教育教材的结构通常可分为比较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国际教育发展研究以及教育比较研究三个部分,其内容平均篇幅分别占全书的31.8%、40.1%、28.1%,这较符合“以比较范式为体系的核心层、比较视野的主体层以及比较方法的拓展层”[2]的三层人才培养目标.时间上,从比较教育发展第二阶段开始,教材中加大了对学科自身理论的探讨以及国际与全球教育领域的拓展,涵盖了我国学者这一时期对学科体系内含、外延一些新的理解与思考.类型划分上,按照各部分内容的篇幅比例是否超过50%,可以将教材分为四种类型.（1）学科型（共3本）,侧重介绍学科基本理论、方法论、学科史等方面的研究,注重学生对学科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多适于比较教育学专业学生.其中,冯增俊主编的《比较教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在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方向上有较大影响；（2）国际教育型（共8本）,以吴本为代表,其主要是通过描述、介绍少数发达国家的教育概况及世界教育的发展现状,以期开拓学生跨文化教育的知识视野,适合于教育学领域各类人群,是国内较主流的结构模式；（3）专题比较型（共4本）,侧重于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主要是在跨文化背景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质的或量的研究方法对各级各类教育专题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培养学生跨文化比较的能力,同时为其他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借鉴,王本是该类的典型；（4）综合型（共5本）,该类型试图平衡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努力建设比较教育学科体系的同时,积极反映国际教育发展的新成果,内容包括对学科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各国和各类教育的介绍和比较,对国际教育、发展教育以及各类教育思潮的关注,使学生能以比较的视野,运用比较的方法参与到当代国际教育改革的动态研究中.其中,冯本是该类教材的代表,其整合了近10年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对学科的思考.2教材内容的分析

2.1学科建设研究

样本中比较教育研究方面主要涵盖三部分内容,即学科基本理论、方法与方法论、学科史,篇幅各占该部分的37.4%、45.5%和17.1%,体现了学者们对学科理论体系,尤其是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侧重.下面就该部分关注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

1）何为比较教育与比较教育何为.正如法国学者卡里（J.M.Carree）所说：“比较X学不是X学的比较,不是X的比较研究.”[3]比较教育绝非仅仅是教育的比较,那它究竟是学科、领域还是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又是什么?王本在1982年认为“比较教育是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4]吴本在7年后提出“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5]而冯本则借用顾明远的定义为蓝本,指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科学.”[6]首先,比较教育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个无法取代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建设学科体系.三本教材定义的变化反映出比较教育学学科化过程是一个遵循学科的客观真实性、专业独特性和有机系统性特征,将偏实利、弱专业和欠系统的“比较教育”逐步建设成为重学理、强专业、有学体的“比较教育学”.在学科建设道路上从边界模糊逐渐走向边界清晰,这需要多维度地理解比较教育.三本教材对比较的理解是从最初经验形态的认识层及技术形态的方法层上升到了理论形态的研究视野、研究范式,以比较法为主的研究取向也转变为多元一体的、系统的、生态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论取向.其次,研究目的多样化,从王本的“扩大眼界、借鉴-改善、培养分析能力”到吴本的“借鉴-改善为主,国际交流为辅”最后发展为冯本的“认识现代教育、借鉴-改善、探讨教育规律、国际交流与理解、推进全球教育”等.冯本在“借鉴”基础上增加了“达到对当代国际教育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一重要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处于社会发展上升期的比较教育,其目的主要仍是借鉴他者、繁荣自己,并随着渐入社会高度发展期,开始寻求“理解”和“共存”.最后,研究对象方面,三本教材都认为从研究领域上涉及教育整个领域,研究时间上以当代教育为中心,研究空间上则主要以不同民族国家教育为对象.但也有区别,王本只提到外国教育而未提到本国教育；冯本则提到不同国家和区域教育,相较前两本更突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性、交流性和发展性.

2）比较教育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是发展学科建设的关键支点,方法论的建设是比较教育学者对学科理解的重要成果.三本教材对方法论、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分析框架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自1993年比较教育身份危机在大陆受到关注后,方法及方法论方面成果不断产生,这在冯本中得到体现.方法论方面,王本和吴本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冯本则更多强调“以新的世界体系为基础,建立在国际教育的整体性视野基础上,建立在多元文化思维层面的比较视野的基础上”[6]三本教材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首先从方法论体系的纵向结构上,都在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冯本在此基础上则强调以作为比较教育中最大量现象的、代表比较教育学一般逻辑起点的国际教育为基础,在尊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明确比较视野作为比较教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并以此决定了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方法方面,王本简述了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等四种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吴本简要介绍了调查法、文献法等几种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并特别强调了只能借鉴而不能直接将西方的一些理论框架如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等作为方法论基础；冯本则就因素论、实证主义等8个分析框架和描述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8个研究方法的内容、特点、演进、趋势进行了较全面的剖析.随着各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系统科学的引入,以及质的和量的、实证的和思辨的各类研究方法的广泛使用,“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已从过去的‘一元’、‘单极’走向现今的‘多元’与‘多极’,即由过去片面地强调定量的分析方法与统计技术逐渐走向目前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多元研究方法这一趋向”[7].

2.2国际教育研究

国际教育发展研究作为比较教育学研究领域的主体,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即国别教育、国际组织对世界教育的评论和建议、世界教育发展遇到的共同问题.这样,国际教育发展可按样本内容分为国别与区域教育发展研究、跨国与全球教育发展研究两部分,分别占该部分内容的68.6%和31.4%.

1）国别与区域教育发展研究.从我国第一本教材开始,对这部分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美、日、俄（苏）这六个工业发达国家及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其占了该部分研究内容的86.2%（其中六国研究占73.6%）,而对巴西、韩国等国家及欧洲、北美、亚非拉等区域的研究则陆续出现在近几年,占该部分的13.8%,表明前两个发展阶段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精力主要放在评价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则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其中,王本以“学制述要”为章节标题对六个发达国家学制的演进和现状做了基本介绍；吴本在此基础上改进,以“八国教育”为标题,针对六个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展开描述,分析、提出其特点、问题及对策；冯本则在结构上进行了突破,不再以单个国家而是以教育现代化水平相近的“文化圈”区域为研究单位,不再对各国教育概况进行描述,而是重点突出各区域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主题,如“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亚非拉教育”一章主要探讨亚非拉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教育传统、教育公平和效率方面的进展及“示范”和“依附”的困惑等.从教材内容的变化可知,针对我国国别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如研究对象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单位无法突破“国家”到达“区域”、研究层次大多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缺少跨学科、文化的比较等,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正逐步跳出国家的范畴,把教育放到更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中去考察；从对各国教育的表层描述性研究和定性研究,提升到跨地区、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即由制度现象层面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2）跨国与全球教育发展研究.该部分研究直到近几年才慢慢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在教材中主要涉及全球教育发展（占该部分的48%）、世界教育思潮（占44%,主要包括教育国际化、化、现代化、终身化等宏观思潮）和国际组织（占8%）这三部分.王本最初并未提及这方面内容,但在其后面的修订版本中增加了“回顾与展望”一章,简要对世界教育发展进行介绍和展望；吴本用了全书8.4%的篇幅对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行说明,并对世界教育发展进行展望；冯本则在讲述研究方法之后立即投入22.4%的篇幅,对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教育、化与全民教育、信息化与学习社会等方面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阐释,使学生在接触各区域和各专题教育之前,对全球教育状况、国际教育组织以及世界教育思潮等方面有较为整体的把握.这再次证实了,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各区域的许多教育现象不断趋同,以及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发展理论的提出,比较教育已由对不同国家教育的单向借鉴转为关于全球各类共同教育问题的国际比较和对话,“西方中心”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逐渐转为以多元文化观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分析框架.而比较教育研究课题则不断深入：“继续深入进行国别研究；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视阑,开展跨文化、跨学科多方位的联合攻关；关注全球共同面临的时代教育问题；发展比较教育区域研究的方法论；要突破“跨国性”界限,进行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8]

2.3专题比较研究

主题分布上,教材中教育专题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学前（占该部分内容的12%）、基础（16%）、高等（16%）、教育和职业（9.3%）、教师（18.7%）、成人（6.7%）、义务（6.7%）等几类教育以及教育行政管理（13.3%）等方面,较客观地反映出我国国内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具体内容上,以教师教育为例,王本通过描述、并置发达六国在教师教育的发展、类型、课程、教师在职进修四方面的具体情况,训练学生在该专题的跨文化研究；吴本则是在了解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基础上,按照历史发展、基本经验、发展趋势三方面,直接将分析的材料、思路和结论呈现给学生；而冯本突破了“专题描述-内容分析-启示和趋势”的传统框架,直接站在国际教育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当前世界教师教育的公共问题：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专业化、一体化,在理性辩证综合研究上赋予描述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可见,比较教育教材将更多关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教育现象及突出矛盾,重视国际化视野的培养.

3学科发展与教材建设

3.1从方法到视域的学科转向

对教材内容的梳理发现,比较教育学研究目的由教育体制的宏观理想借鉴转为对教育内部系统的微观理性借鉴,由单向借鉴植入转为双向理解对话；研究对象从一国的教育制度研究转为全球多中心文化圈的教育现象研究,从校外的社会关系研究回归到校内教育过程的研究；研究方法论则试图打破过去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两者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局面,引入多学科、跨文化的各类范式、思潮,形成多元的、系统的、生态的方法体系,由强调科学性、标准化、统一性,转为强调相对性、本土化、适应性[9].“工具存在与本体存在具有本质的区别.工具的依附性、相似度检测性地位和角色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具备本体所特有的内在的自律性、主体性品质.”[10]比较教育学正逐渐在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中建设成学科,其学科属性在方法、领域到学科的博弈中逐渐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不在于其作为“比较方法”的工具属性,而在于其“比较视域”的本体属性.“比较视域”是比较教育发展过程内在、自律的本质所在.“比较视域”使比较教育学具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理解”、“多元”、“包容”等学科特征,同时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而不是单纯的“客观”描述,也不是仅仅为了找出事物的相似性和异质性.“比较教育之比较活动不能脱离开被比较事实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背景.比较教育研究是建立在对各个国家教育研究的基础上的,而各个国家的教育又根植于其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判断丢弃了,也就是说,缺少文化思维,比较教育也就成了水中浮萍,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充其量成为一门描述性学科,而难以成为一门科学.”[11]因此,比较教育学应以国际教育交流实践层面的整体性视野和多元文化思维层面的比较视野为基础,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尊重文化的本土价值,认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进而形成各种教育的“视界融合”.

3.2基于文化立场与价值向度的教材建设

“从哲学的观念层面分析,一种科学而有效的人文学科形态的建立与完善,似乎并不完全在于一味追求学科范畴的完整性、知识构成的系统性和理论体系的包容性,而主要在于它所拥有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向度；在于它所显示的捕捉与提炼问题、阐释与评估现象的意识与能力；在于该学科在观念与方法论层面上所体现的人文意识、科学精神与开放程度.”[12]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双向互动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取向由追逐“理想教育模式”转为本土文化的自我认同,由文化的单向移植输入转为多元理解创生.其还应有以下拓展：“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等既要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也要体现教育对人的关注；创生的价值取向等进行本土化的梳理,为理论构建和实践指导寻找新的结合点；文化理解与文化契约的价值取向等和国际主义价值取向”[9].为此,我国比较教育教材应注重三方面的构建：（1）应注重加强学科内与学科外的各种联系,即以开放的姿态,放眼当代人类科学文化的有机整体,广采博收,关注国际潮流,在比较视野中找到自身起点和目标,大力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克服为比较而比较的狭隘视野和僵化思维模式,在广阔的人文科学文化发展背景下与相关学科建立起动态、积极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具体体现在研究范围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从校外的内容转向校内的内容、从正规教育转向非正规教育；（2）应正确理解学科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的有机关系.“当从人的生存经验出发,将理解作为一种本体存在时,哲学解释学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必然的逻辑：作为理论的理解与作为实践活动的理解是统一的,理论并不远离现实,更不排斥现实.”[13]比较教育教材内容应从高度理性的理论层次上对当下的教育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并根据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现有比较教育学教材或偏于应用体系的构建,或侧重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在理论体系与应用体系结合时多显得较为生硬,如国别研究常写成外国教育史研究.从内容的完整和系统性来说,顾明远、薛理银主编的《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值得借鉴；（3）应突出学科的自主性、独立性,即增强学科研究的“本土关怀”.从简单移植到选择性借鉴,并进一步与外界形成双向“对话”,比较教育学科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去殖民化”的要求在客观上必须走本土化和本土生长的创新道路.因此,我国比较教育学研究应加强相关学科成果引进和移植中的消化、融合和创新工作,更应强化、明晰对自己研究对象及其特殊性的认识.我国教材目前存在对国外教育、国际视野的介绍和培养有余,而对本国教育、民族视野的了解和研究不足的情况.如何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和价值观,在世界文化土壤中耕种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为主的理论体系,我国学者的“本土”成果如“以人为本”教育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研究范式、“和而不同”研究方向、“和的模式”等,应适当在今后的教材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