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拒绝订做

点赞:9302 浏览:41489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我们是否应该有权利选择孩子的性别?

今天这里大概1000多人,男女也刚好差不多比例,很适合.大家能不能举手示意我一下,看看你们的选择.大致数一下,我发现是一半支持一半反对.很有意思,因为有两个国家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是对半的,那就是中国和美国.在欧洲国家,答案相对保守,多数人认为不应该选择后代性别.如果你们认为性别可以前期干预,那么身高、智商以至于其他特征呢?父母是否可以全权干预?在科技越来越发展的时候,人性又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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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

几年前,一对双耳失聪的伴侣想要个孩子,并决定孩子也是聋人.两人认为耳聋是一种文化认同,而不是需要治疗的疾病.后来,两人成功孕育了一个高度天生失聪的孩子.他们的故事被报道后,受到了广泛的谴责.责难集中于他们蓄意把残疾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指责他们太残忍.

那么,事先设计孩子是聋人这一行为是错误的吗?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还是因为设计成了耳聋?有不少人告诉我,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有错,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那个孩子的自主选择权.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不妨把耳聋检测设成是一个出众的特质而非残疾,那么父母还有错吗?精挑细选想要某种小孩是不是有错?按照这种逻辑,一些年轻女性在挑选未来配偶的时候,喜欢个子高的、长得漂亮的、聪明的,不也出于未来基因上的考虑吗?


有一个广告我经常提,就是刊登在《哈佛日报》和其他常春藤联盟大学报纸上的寻求卵子捐赠的广告.广告说,这名卵子捐赠者必须要在177cm以上,不能有任何家族疾病,大学入学时候的SAT要在1400分以上等符合条件的在捐出卵子后,可以获得5万美元的报酬.

反正我说这个广告后,没人跳出来义愤填膺,没人像指责那对设计自己孩子耳聋的父母一样指责这个广告,大家一笑而过.没有人指责身高、智力和运动细胞是一种应该让孩子们避免的残疾.所以,这个广告给我留下了一些萦绕不去的道德疑虑,看来大家有着双重标准——往好的方向设计就没有关系了,而往大家认为不好的方向设计就不行.

有人说,无论是好的选择还是坏的,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就不对.父母预先挑选孩子的遗传天性,剥夺了孩子自己开拓未来的权利.这样“订做”出来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即使能够拥有一些有利基因,比如音乐和体育上的天分,但是怎么能知道这些是孩子们自己想要的呢?这会为孩子们指向一种特定的人生抉择,从而损害了他们的自主权.

似乎“自主权”的论点很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并不那么有说服力.因为这个论点暗示不是父母“订做”的孩子就一定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身体特质.事实是,没有人能够自由地挑选自己的遗传基因.就算不去人为地干涉,自然孕育的孩子相当于也是受基因遗传的支配,再加上一些隐性基因、显性基因犹如乐透彩那般的天定.在一个开明的社会里,大家首先的论据就是有关自由权、个人权利等等,但是这些道德词汇不足以让我们处理订做孩子引发的难题,所以基因革命让我们在道德上晕头转向.

我们的灵与肉

基因改造运动员的未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逐渐成为迫切的问题.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是否应该禁止基因改造的运动员呢?目前的体育竞赛禁止使用药物,显见的原因是为了公平、为了安全.允许运动员利用药物提高运动表现会对其他运动员和整个比赛不公平,而且类固醇类的药物会产生副作用.但是为了我们进一步讨论,就先检测定肌肉增强的这种基因疗法是安全的,而且大家都可以使用,那么还有没有理由禁用?为什么我们的心头仍萦绕着疑惑?是不是这种疑惑指向了更深层的道德层面?

如果一个受伤的运动员要借助基因疗法治疗他撕裂的肌肉,我们似乎觉得可以;如果他要用治疗增进自己的肌肉能力,我们就觉得不对了.这中间的度在哪里呢?而且,说用这个方法不够公平的,有没有想过运动员的遗传天赋本来就优于平常人?基因改良造成的差别,总不可能比先天的差异还要大吧?所以似乎提出来的两个论证依据都不成立.

如果运动员的例子不够贴近,那么说说身高吧.从上个世纪80年始,人类的生长激素已经通过审核,获准使用因生长激素缺乏症而身高矮小的儿童.但是一些健康儿童的父母因为不满意孩子的身材,也要求使用这种激素,而不管是不是因为父母自己的基因问题导致的矮小.生长激素被称为“整形用的内分泌学”,不涵盖在健康保险里,治疗费用很昂贵.既然有一个平均身高,那么就总是有人比平均高、有人比平均低,那些比平均低的人怎么办?以后是不是所有未经改良的孩子都会比别人矮?激素会导致身高上的军备竞赛,没有人会对自己满意.

如果基因改良能运用在肌肉和身高上,那么有朝一日也能运用在大脑上.美国市场上已经存在一些增强记忆力的认知增强剂,有不错的市场,患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就可以服用药物.公司还拓展自己的目标受众,对准在婴儿潮时代出生的7600万美国人.他们的年龄超过了50岁,自然记忆力随着年岁的增长减弱,制药业把自己的药品美名为“头脑伟哥”加以销售.这一类药物未来可以推广吗?在治疗领域,似乎目前还没引发什么争议.但是,如果以后出现了类似加强的能力,还可以推广吗?比如,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具备一项新能力或者修复以往有的能力的药物,你会写吗?学生们在司法考试前服用能快速记下法律条文,商业主管在出发到上海前一晚学会中文,这样能被接受吗?

可以增强记忆力,那么也可以抑制记忆力.对于那些想要淡化伤痛打击、痛苦回忆的人,如果有这样的药物来避免那些可怕事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就可以避免PTSD(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即创伤后应激障碍)了.对于那些遭受了性侵害的人或者亲历恐怖事件的人,服用这样的药物可以减轻创伤,何乐而不为?

对这种大脑的基因技术改良我有两个疑问,一是公平,二是目的.这种技术很有可能先被一群有权力的人使用,另外一群用不到的人就有可能面临自然淘汰.如果改良过后的基因得到遗传,那么最后世界上会出现改良人和自然人两种人.对于使用权的公平性担忧会引发道德上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我们是否真的渴望基因改良?我们是不是需要致力于生物技术?是用它来治疗疾病以恢复健康,还是试图改造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头脑来改变命运?我们对基因改良的和意向究竟值不值得仔细审视?

可治疗,不能“增强”

仔细想想,父母教养我们的过程中不是一直用“完美”来要求我们吗?我们珍惜自己的孩子,将他们视作上天恩赐的礼物,但是我们又不全心接纳他们的原貌,喜欢设计孩子,满足父母的意志和野心.更痛苦的是,我们还常常不考虑孩子本身具有的天赋和特质.当人类选择配偶和朋友时,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拣选”的过程.但是对于孩子,我们不能预知.

神学家威廉梅(WilliamF.May)描述孩子的降临:对不速之客的宽大.这句让人共鸣的话除了描述我们需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美德之外,还提醒我们生命本身就是恩赐.它帮助我们看清基因改良最深层的道德疑虑在于一种对完美的追求.订做的孩子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父母剥夺了订做孩子的自主权,孩子本身就没有什么自主权可言.问题在于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的傲慢态度,在于父母想要掌握出生奥秘的.这种会完全地破坏亲子关系,让父母丧失对“不速之客”的谦逊态度,让人类的同理心消失殆尽.

珍视孩子们为天赐,不意味着在孩子们有病痛的时候无所作为.去治疗生病、受伤、先天有缺陷的孩子,并不是践踏他天生的能力,而是创造条件让天生的能力能够蓬勃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基因工程能运用于“治疗”而不能运用于“增强”.费心地想要去治疗某个疾病并不是对天生禀赋的侵犯,而是用来修复和维持健康所必需的人体机能.

我不赞同运用科技手段订做理想孩子,还因为父母们给孩子进行基因改造超出了“无条件的爱”(unconditionallove)的限度,以至于走上了它的反面.我们打造的完美孩子,看似是一种自由,实际上通常出自社会对“完美”的固有观念.神学家梅说过,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两面,无条件的爱和转化的爱.前者是肯定孩子们的本质,后者是追求孩子们的福利.这两种爱在理想状况下最好能平衡.如果只有第一种爱,就是管教上的懈怠,这样的亲情太放任无为,对明显的缺点也会照单全收;如果只有第二种爱,那么父母们就野心过度了,敦促孩子们表现卓越以追求完美.对完美的追求永无止境,我们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来欣赏人的多样性,而不是遵从社会上的一些成见.

(根据桑德尔在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的演讲整理,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