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叙事的特质

摘 要：教育叙事研究是近年来受到普遍重视的一种教育科研方法,它被广泛运用于教育研究领域.然而人们对于教育叙事研究仍存在误解.从叙事研究的历史考察、其与教育叙事的区别以及如何去做教育叙事研究来看,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具有的研究气质.

关 键 词：叙事；教育叙事；教育叙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673-4289（2013）11-0029-03

一、叙事研究的历史考察

(一)叙事

提起“叙事（narrative）”我们并不陌生,一个与它有着密切联系且为我们所熟知的词是“故事（story）”,人类的生活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故事,并且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人类得以反思和建构自我.我们的日常对话常常是在述说故事,或在倾听他人的故事,当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时,我们通常会去了解他的故事.“叙事”是人类基本的表达方式,韦伯斯特词典（1996）把它定义为“用于表现一系列相关事件的一段论述,或者一个例子”.叙事就是一系列话语,这些话语将一连串相互关联的事件表现出来；而叙事研究指的就是任何运用或者分析叙事资料的研究,它既是对实验、调查等传统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其本身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

(二)克兰迪宁和康纳利与叙事研究

从教育叙事研究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克兰迪宁和康纳利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标志着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教育研究方法的诞生.叙事研究在文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学科,有悠久的开发和使用的历史.但是,在教育研究领域,将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阐释,则是20世纪九十年代的事.1990年,两位加拿大教育工作者,阿尔伯塔大学的克兰迪宁教授和曾同时在阿尔伯塔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担任教职的康纳利教授,在《教育研究者》上发表了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具有启迪作用的经典性论文《经验的故事和叙事研究》,该文对教育叙事研究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评述.他们引用了大量的叙事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运用实例,详细地阐述了在教育研究领域应如何进行田野文本数据的搜集、如何建构叙事研究的框架以及如何撰写叙事研究报告等.这篇论文是对他们先前的研究成果《作为课程计划者的教师：经验的叙事》的一种拓展.

1999年,他们出版著作《叙事研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与故事》.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康纳利和克兰迪宁对为何要转向教育叙事研究的回答是：因为个体经历背后蕴藏着之于该个体而言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经验.从自身在研究取向上转移的经历中所获得的经验出发,克兰迪宁和康纳利在这本书里介绍并呈现了以个体经历背后之经验为探究核心与基础的教育叙事研究.他们以杜威对经验的论述作为“想象的基石”,建构出教育叙事研究的三度叙事研究空间,指出了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向：个人与社会（互动）,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性）及地点（情境）.这本书不再定义叙说、不再界定教育叙事研究,说的是他们和学生如何进行教育叙事研究的故事,即叙说研究者做些什么.透过这些故事的述说,期望读者能够分享他们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叙事式的思考,如何聆听、叙说以及展现自己和别人的故事.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是他们的研究工作促进了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形成.他们认为教师从事实践性研究的最好方法,是说出和不断地说出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教师的生活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故事构成的.他们用故事交流经验,表达困惑,给彼此以鼓励和支持.人类经验基本上是故事经验,人类不仅依赖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因此,研究人的最佳方式是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写得好的故事接近经验,因为它们是人类经验的表述,同时它们也接近理论,因为它们给出的叙事对参与者和读者有教育意义[1].

二、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的区别

根据叙事内容,可将其分为历史叙事、心理叙事、教育叙事等.教育只是叙事中的一种.蔡春教授将“教育叙事”定义为“教育当事人或教育研究者叙述发生在教育中的故事”[2],丁钢教授认为“教育叙事”是表达人们在教育生活实践中获得的教育经验、体验、知识和意义的“有效形式”[3].教育叙事从其叙事主体来划分,可以由教育研究者来叙,也可以由教育当事人（一线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等）来叙说.在叙事内容上,教育叙事可以是教师的教学实践故事、教育情感等.可以说教师的教育活动范围越广,教师的叙事领域就愈多；教师的职业感触有多深,教师的叙事延伸就有多长；教育叙事也可以是学生的学习体验、对待生活的情感态度,甚至可以是家长对于教育的认识等等.

然而,人们对教育叙事研究常见的批评就是：有“叙事”而无“研究”.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某些叙事研究成果只是一些故事叙述,而没有学术研究的含量.教育叙事研究的目的在于教育经验的呈现,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两者存在“叙事”的共性,其主要差别就在于是否是研究.教育叙事只要讲述一个教育故事即可,但是教育叙事研究却要严格遵守一定的研究规范,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并对研究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明确问题之后,要有研究的具体方法,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尔后写出研究报告,最后是对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反思.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以一种刨根问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对待叙事研究.可以说教育叙事研究所具有的“研究”气质,是其不同于教育叙事的最大特征.

三、教育叙事研究：“研究气质”从何而来

虽然教育叙事研究的形式各异,例如常见的教育叙事研究就有自传、传记、个人叙事、叙事访谈、个人纪事、生活随笔等16种之多[4],但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有着“研究”的气质,它的基本研究步骤是确定的.

(一)做好准备工作：走进参与者的教育生活

首先,研究者要确定一个自己感兴趣并且值得研究的教育问题.在明确研究问题之后,要确定研究的参与者.一般而言,教育叙事研究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为主,每个人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但这并不说研究对象的选择不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恰恰相反,教育叙事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要比一般教育研究对象的选择更加严格.一方面,研究对象的教育经历要与研究的主体相关,相关性越大越好,另外研究对象故事的丰富性、代表性问题也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主题、研究者时间、经历的制约性因素的考虑,研究者还要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个性特点、空间距离等因素.可以说,好的研究对象的选择就是教育叙事研究成功的一半.其次,是关于样本的大小问题.教育叙事研究一般以小样本为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其研究对象仅为单一个体.既然作为一项研究,材料的选择就以满足研究目的为最高原则.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一般以材料的丰富性作为选择样本的参照.为使叙事内容更加丰满,研究者可以选择多个对象,但数量不宜过多,同时研究者要有明确的研究主线,即将哪位研究对象作为主线,而将其他作为配角,这样才会使叙事具有说服力的同时又不失混乱.

再次,研究方面的准备.一方面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之间要对研究目的、双方权利职责、研究道德等相关问题达成有效协商.另外如何对待那些涉及参与者隐私生活的关键事件呢?这就需要研究者与参与者进行道德关系协商.比如对参与者进行化名处理,对事件的情节进行虚构改编等等.道德问题贯穿整个研究的始终,研究者一定要谨慎处理.

最后,马克思·范梅南认为教育学不能从抽象的理论或分析系统中去寻找,应该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寻找.教育叙事研究将研究对象直接指向教育实践,因此叙事研究更应该从直接感受的“显像”出发,以“直接的、交互的和生活的态度走向教育世界,面向教育实践,反思教育价值,构建教育意义”[5].因此,教育叙事的研究者如果只埋头于图书馆,而不真正得走进参与者的教育生活当中去,教育叙事研究是不可能成功的.

本步骤的目的是搜集能够提供个体经历故事的田野文本数据.或许搜集故事的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私人对话或访谈请研究参与者讲述其经历.但田野文本数据也可通过下列途径搜集：请研究参与者用日记的方式记录其故事；观察研究参与者,记录田野笔记；搜集研究参与者写给他人的信件；从其家人处搜集研究参与者的故事；搜集研究参与者的备忘录和业务函件；搜集照片、纪念品和其他个人、家庭或社会物品；录下研究参与者的生活经历[6].

搜集资料之后,紧接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资料的分析与整理,并重新述说研究参与者的故事.这一过程包括：检查原始数据、编码故事、重新组织故事和呈现一个经过重新叙说的、言说研究参与者经历的故事.这一过程的理论检测设为：按一定逻辑顺序组织后,研究参与者讲述的故事可以被更好地理解.

(三)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合作过程

在教育叙事研究过程中,这一操作步骤与其他步骤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在研究过程中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诸如：协商进入参与者的教育生活、预约见面时间,直接与研究参与者合作以获取有关其个体经历的田野文本数据,初步数据搜集之后,研究者对资料的解读得到参与者的认同与许可,用研究者的话语撰写和叙说基于研究参与者的个体经历故事的叙事研究报告等.

(四)撰写教育叙事研究报告

建构研究文本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克兰迪宁和康纳利将其称之为“来来回回”的过程[7].呈现给读者的研究文本可以灵活多样.它的正文一般包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实施过程、研究的结果与分析四个部分.研究文本之中不要求进行专门的文献综述,重新讲述的故事要置于研究结果与分析部分的中心.确认和评估研究的准确性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真实可靠,研究者需要检查和确认这些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是个人经验,是单一个体或少量的几个人；搜集了个人的教育故事；对参与者的教育故事进行重新讲述；形成的中期研究文本听到参与者以及研究者的声音；从建构现场文本的教育故事里浮现出不同主题或类属；教育故事里包含了有关参与者的背景或地点的信息；教育故事按照年代学顺序组织；研究文本有研究者与参与者合作的证据；教育故事恰当地表达了研究者的目的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