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半熟社交关系的社会心理学

摘 要：大学生社交关系从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向中间靠拢演进成为半熟社交关系.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半熟社交关系的运作机制,探讨半熟社交关系存续的时间、空间、关联和动机条件,解释关系强弱变化过程,从关系信任的类型和阶段说明了关系的信任机制.同时还指出半熟社交可能带来的角色调试困境、情感回避、群体的微化和极化等影响.

关 键 词：大学生；半熟社交；关系；社会心理学

作者简介：肖君政（1982-）,男,湖南永州人,上海金融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讲师.（上海201209）雷利娟（1981-）,女,湖南蓝山人,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处长助理.（上海20160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实践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3-D-054）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1-0224-03

一、大学生社交关系的演进

社会交往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空间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过程.传播史上每一次重要的媒介革命都伴随着社会交往关系的演进.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费孝通所描述的熟人社会已经成为一道远去的风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1]大学生的社会交往需求特点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演进首先在他们身上发生.根据新精神分析流派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理论,寻求亲密对抗孤独是大学生最主要的心理任务,他们的社会交往需要特别强烈.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因交流需求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孤独感,使他们从网络中寻求补偿,因此一些大学生开始迷恋网络聊天,和陌生人交友,成瘾于网络游戏带来的虚幻感,此种新情境刺激着大学生的感官和神经,使他们变得既紧张又兴奋.

然而社会交往关系并非直线前行,伴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通讯工具的推出和诸如“漂流瓶”、“摇一摇”等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是介于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的一种中间状态.[2]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热情的逐渐淡化,大学生越来越意识到,个体只是借助了物理设备构建起虚拟的平台和场景,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延伸到网络世界中,网络中所呈现的个体以及个体间的交流互动本应都是真实的.需求的变化带动了技术的革新,尤其是新媒体移动终端技术的变革,从笔记本电脑转向手机,从“拇指”转向“触摸”,手机中的微博和微信技术已经做到使学生在生活中任意时刻都可以进行信息和语音互动,使现实生活能够越来越多地映射到网络中.电脑屏、电视屏和手机屏使移动网络、互联网和现实生活实现无缝对接.个体已不再刻意区分现实与网络中的不同自我,借助网络世界分化出的虚拟部分逐渐回归真实.

回归形成的这种新型社交关系称之为半熟社交关系.关系中的大学生交往对象,既不是完全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也不完全是网络中的陌生人,而是相互交叉、相互包含、相互融合.熟人关系因新媒体而变得不再僵硬,拥有更多的弹性,陌生人关系因新媒体而更加真实,摆脱了纯粹虚幻的兴奋和完全逃避的成瘾.完全陌生的虚拟关系随着网络交往的体验和认识积累逐渐被大学生所抛弃,现实与虚拟中暂时分割的自我也在逐步合一,大学生不管在网络空间如何重塑自我都无法完全抹去现实世界的印记,都具有其跨情境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独特人格特征.大学生期望真实的交往而又只是部分表现真实的自己,导致社交关系朝着“半真实”的方向变化.由此可见,大学生社会关系从熟人和陌生向中间靠拢,呈现出半熟的特征.

二、大学生半熟社交关系的运作机制

1.关系的存续条件

社交关系的存续包含三个基本条件：时间,空间和关联,即社交关系的发生体现在共同占有的时间、共同占有的空间和共同的关联要素三个方面,半熟社交关系也是如此.新媒体网络社交的自主性和随意性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大学生可以利用生活中的碎片时间随时互动,极大地促进了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换,拓宽了交际平台,因此时间条件得到了拓展和延伸.据一项对上海高校大学生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生活方式的调查发现,大学生新媒体的使用地点最为频繁的是宿舍和家里,分别占93.9%和69.9%,其次为教室和旅途中,较少使用的地点为图书馆或自习室.[3]虽然大学生喜欢“宅”在宿舍或者家里,没有现实面对面的碰面和行为,但是借助新媒体的终端,大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存在于广阔无垠的网络空间,所以空间要素对于半熟社交关系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

半熟社交关系的最重要一个条件是共同的关联因素.人际的关联具有非常直接的展现,包括身体、语言和其他信息的相互接触.现实生活中语言的接触至少包括了时间的条件,而身体的接触则涵盖了时间和空间的要素.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中,大学生的人际互动借助于新媒体终端和新媒体应用技术构筑的网络完成.在大学生半熟社交关系中,每个个体是整个网络的一个结点,当其中的一个个体通过移动终端表达关注、发表评论的时候,这个结点就在向周围的结点传递能量,如果另一个结点对此形成了共振,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共同关联要素.共同关联要素是半熟社交的核心和基础,当拥有共同要素的结点有一定规模的时候,则形成了某种社交圈子,这种社交圈子大多建立在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上.

除了上述三个基本条件,关系的存续其实最根本的是其背后的动机.黄光国把人际关系区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4]情感性关系是家庭成员、密友、朋侪团体等原级团体成员的稳定社会关系,工具性关系是基于资源和利益交换的一种不稳定关系,而混合性关系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不像原级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行为的关系.半熟社交关系既能使大学生从中满足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和获取利益,又能在亲戚、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角色的关系中维持人情和面子,因此是一种混合性关系.它能以“熟而生之、生而熟之”的方式规避情感性和工具性关系的不足.这是半熟社交关系最大的特点和流行的最重要原因,是其存续的动机条件.2.关系的强弱变化

社交关系按用户之间联系及互动频率分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社交网络具有圈子小、互动频率强、表达随性等特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系情感.弱关系社交网络的特点与强关系相反,个体主要是为了表现自我,获取提高,提高知名度.现有的社交网络,有关注于强关系的模式,例如人人网就是以专注同学关系发展起来的.也有关注弱关系的模式,例如微博就是以关注名人和机构获取信息并进行互动的.然而应用更广泛的是以腾迅为代表的强弱共存的模式,即使是专注于强或者弱关系的网络也在往另一端扩展,把强弱关系的区分留给大学生自身.这其实符合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经过亿万年进化后人类知道何时把关系的处理交给潜意识简单自动地解决,何时专注特殊和复杂关系的处理.

在一个好的关系网络中,强关系和弱关系应该是可以并存的.强关系可以维系亲密的情感.弱关系充当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提供的资源和信息更具有异质性.强关系网络加入大量弱关系,而弱关系网络也在逐步沉淀出一些强关系.这种半熟社交的关系是社交网络自然发展和演变的结果.

在半熟社交中,关系可以从弱转强变成强关系.用户关系要从弱变强,有一个关键点,即共同要素需逐渐增多.共同兴趣爱好,意味着能产生话题,共同话题越多,互动越多,就越有可能成为强关系的朋友.关系也可以由强变弱成为弱关系.在强关系的状态下,个体特别在意隐私的风险而不太愿意暴露,而在博客微博之类的公共社区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规避此种危险,人自然而然的做法是敬而远之,让关系慢慢淡去.在完全的熟人社会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及各种制度约束着而没有办法,[5]但在半熟社交中却可以轻易做到,只需“隐身潜水”即可.潜水越来越多,关系自然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淡.一些观察家批评的“熟人变成了路人,跟陌生人却能像好朋友一样倾诉”,便是关系由强变弱的极好注解.

3.关系的信任机制

半熟社交的信任包含内容信任和人际信任,前者指的是对传播信息的信任,后者则指向信息背后人的信任.一般而言,内容信任是一种工具性信任,而人际信任则是情感性信任,但是在半熟社交中,二者是可以互相转移的.信息可以借助于人际的信任得到重视和价值提升.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太多的新闻来源和重要时事,这让市场变得过于饱和,让人们无所适从,所以需要依靠朋友来帮忙过滤,经其分享和推荐的内容变得更容易阅读和参与.此时,信息经由人际的信任而转移为内容信任.同样,建立某种组织或者塑造意见领袖,透过共享可信度高的内容时,就如同朋友们一般能被使用者们信任,信任经由内容转移到人际.

信任的形成和转移具有阶段性.从个体角度来看,半熟社交的关系信任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预设性信任.预设性信任是个体主动寻求建立关系的先决条件,是在网络空间进行交往的前提.基于网络的虚拟性和新媒体不在场的交流特征,其交往可能面对多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感,如果预设不信任,关系从一开始便崩溃了.因此,我们惟有先验地相信网络中的秩序规则能够得以履行,且对方能承担他所托付的责任及义务,预设对方是可以信任的.交往者总是猜想他们交往的语言行动达到了互相信任的状态.除了关于说话的可理解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检测设外,所有未受阻碍的交往还取决于这样的检测设,即说话者在表白他们自己时是可信的和真诚的,因此聆听者给予他们信任.[6]

第二个阶段是相似性信任.随着人际互动的开始,交往双方逐渐了解对方的信息和特质,交往个体会根据交往对象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价值观等方面与自己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因为相似往往意味着有相近的行为规范,容易相互理解,在交往中容易达成共识.共同要素的增多促使关系由弱变强,信任也随之增多.但这种信任会随着互动的深入而随时做出调整,一般来说,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但当了解到一些特殊的差异时,信任有可能随时中断.

最后是声誉性信任.信任度的高低取决于与他人交往的经验,过去的行动是声誉的前提.[7]在交往过程中对方的失信会影响下次信任的给予,可以信任的经验成为一种口碑而变成提供信任线索的声誉.来自于他人的口碑相传或者广告的作用而产生的声誉往往能快速获得个体的信任,但信任的深度不如根据个体的交往经验获得的声誉.从交往的过程来看,经历过预设性信任和交互过程中的相似性信任,最终形成的声誉性信任是非常牢固的,因为这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然而由于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如同相似性信任一样,声誉性信任在发生影响声誉的重大事件时也可以在瞬间被摧毁.

因此,从半熟社交的信任阶段来看,其信任更加偏向于工具性信任,而非熟人社会的情感性信任.熟人社会中的人际信任模式是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习俗和关系约束机制是其最主要的运作机制.工具性信任是基于交换预期未来会得到回报的可能性估量而产生的信任,一旦计算到回报不会得到或者减少,信任便可能迅速中断.

三、半熟社交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影响

1.角色调试的困境

半熟社交是角色调试的结果.大学生对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社会角色受到外在的信息和刺激不断变化,其角色行为的理想化模式尚未形成,理想角色和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领悟角色指导下的实践角色有时相差甚大.为了调节因角色差距导致的角色冲突,大学生在实践过程往往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改变理想角色,要么寻找能够实现理想角色的土壤,而半熟社交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土壤,可以让大学生遵从内心的指引而非勉为其难地必须接受社会规范的严格要求,从而受到大学生的追捧.

角色调试并非一帆风顺,大学生经常会面临着两种困境.第一是虚拟和现实的冲突.半熟社交可以将部分自我隐藏,去体会不同的角色需求和情感,按照自身理解的角色规范进行交往,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在现实中交往的人群与半熟社交的人群相对应,那么这种关系具有一致性,然而当面临纯粹现实的交往关系而没有半熟社交的基础,大学生依然用已经习惯的半熟社交关系模式处理便会产生问题,家长和教育者带有批评色彩的90后称谓实际上包含着对在校大学生特殊交往模式的难以理解和认同.第二是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处理.半熟社交意图调整强关系和弱关系使之和谐并存,通常的做法是重视提升弱关系而压制、忽视强关系,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熟人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宁远勿近,轻近重远”,尽管传统熟人社会体系已被瓦解得支离破碎,然而在农村的很多地区依然具有强势的地位和约束力,因此特别是对于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如何利用半熟社交融入到弱关系中,并且如何维系和支撑家庭和家族的强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平衡,将是其关系处理面临的严峻考验.2.情感依恋的回避

根据鲍尔比母婴依恋理论中依恋行为系统的描述,安全型的个体具有更多的自信去探索周遭的世界,在社会交往中更具有社会性.而非安全型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并作出各种行为以缓解不同程度的焦虑.[8]半熟社交由于具有身体缺席的特点,可以降低非安全型依恋个体的焦虑体验,特别是处于亲密关系中的焦虑型个体通过不在场的信息能够保持互动的持续.因此,半熟社交是非安全型依恋关系个体的庇护港湾.

然而,此种庇护可能成为依赖而发展为稳定的性格特征,导致难以摆脱和治愈.部分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例如其中的逃避型个体受到新媒体环境的影响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9]更愿意通过积极发微博互动或者与陌生人聊天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情感,他们通常喜欢寂静的沟通方式,主动选择“宅”在家里.但一部分大学生是被动接受.他们难以在同学中拥有地位,不能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爱和激励,因此对现实生活面对面的社交冷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下,他们受到不少挫折与排斥,最后开始避世,因此长期待在寝室或者家中自我封闭,害怕出门,害怕人群,拒绝去上学、工作.利用半熟社交协调关系宣告失败导致他们走向完全的虚拟化,结果是网络成为其唯一的交流工具,他们将会依照个性化特征构建属于自身的虚拟社交关系,而现代新媒体恰恰能够提供此种关系运作的技术支撑和土壤.

3.群体的微化和极化

共同要素是半熟社交的核心和基础,共同要素的一定规模意味着社交群体的形成.半熟社交群体具有微型化的特征,虽然群体中每个个体具有与外部无限连结的可能,但通常他们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规模,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微化的群体会产生群体极化现象.所谓的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10]群体极化让许多重要的价值得以实现,比如在构建公平、正义的环境方面,揭露某些事实等等.

诸多事件证明,群体极化弊大于利,过于同质化的圈内舆论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成员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但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过于极端化的小团体很容易把他们的主张推向不受理智束缚的边缘,以及扩大化,从而使社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大学生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未定形阶段,在当前高校德育话语权已经逐渐丧失的情境下[11],如果受到群体意见领袖的居心蛊惑和核心成员的恶意引导,将导致大学生积累愤恨的情绪,失去价值判断能力,进而可能在行为上失去理智.

[11]雷利娟,肖君政.新媒体视域下提升高校德育话语权的策略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3,（13）：196-198.

（责任编辑：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