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国民教育

教育离不开典范

从文化史上讲,一流的学者、教授是文化的典范.从教育角度看,他们堪称师表.教育离不开典范,离不开大师和一流的学者.如果大学没有大师和一流学者,大学的内涵就会大打折扣.

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仪态胸怀,也足可令人称道.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援庵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等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人的必读书.陈寅恪先生对陈援庵先生的学问称赞不已,认为是清代学者钱大昕之后第一人.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大学的风范才能得以树立.

现在大师和文化典范的缺失,除了长期“反传统”造成的文化断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就形态而言,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它使所有年轻人都朝同一个目标走去,即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通过不断的考试,最后谋得一份工作.而这一过程已经磨钝了、耗尽了一切可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何况所学知识与未来的职业内容可能大相径庭.而就所学内容而言,现在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而且往往是陈旧的知识教育和不完全的知识教育.价值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根本阙如.其来源,开始是欧美西方的教育,后来学习前苏联,现在又转向欧美.即使其间涉及到了价值教育的某些方面,内容也相当混乱.

这样的教育体系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完全脱节,除了知识的反复输送,没有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和如何建立信仰.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在教育.试想,这是怎样大的缺憾啊!

为国学正名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有三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为炎黄子孙所骄傲.但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在现代人身上存留几何?

近年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为承继和重新整合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氛围.但到底什么是国学?怎样厘定国学的义涵从而和国民教育发生关联?“国学”这个词,在中国文本载籍中出现甚早,《周礼》中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后来,《汉书》《后汉书》,魏晋时期以及唐宋,多有出现.但历史上的“国学”概念,无一例外都是国立学校的意思.例如宋代朱熹创建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在南唐时就叫“庐山国学”.

现代国学的概念则产生于晚清,是与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至少,在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中,两位维新健将讨论了是否应该创办《国学报》的问题.梁启超在写于1902年至1904年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再次谈到国学,说有人很悲观,看到念新学的青少年“吐弃国学”,不免担心“国学”会被消灭.他说不必担心,“外学”输入得好,也会使“国学别添活气”.而距此五六年前,即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梁启超后来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外学、新学、西学,是同等概念；国学、旧学、中学,是同等概念.

就是说,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今天讲国学,首先要把现代“国学”的含义和古代的“国学”名称区分开来.事实上,自晚清国学的概念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对概念本身作很多学理分疏.

1923年,胡适之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写发刊词,才提出了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他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早年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那么什么是“国故”呢?国故就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人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工艺、服饰等等.如果对所有这些内容作研究都叫做“国学”,那么“国学”的概念便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定义难以成立.

因此,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采用,后来大家一致认可的说法,是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写作技巧学、明代心学和清代的考据学等等.这些关乎整个学术史又非常专门的学问,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无法构成国民教育的内容.

1938年,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国学,第一次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它们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之所从出.“六经”的义理历来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当然还有“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经学是本源,小学是入径.在我看来,经学和小学是国学的主要构成.

国民教育须传道

国学如何与国民教育挂钩?如果把经学和小学理解为国学的主要内容,问题就解决了.前面讲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缺失和价值混乱,实际上就是缺少了“传道”的内容.唐代的大儒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道”的传授放在第一位.“道”者为何?“道”在哪里?就中国文化来说,可以要而言之“道”在“六经”.

“六经”的文词虽比较难读,但我们有传承两千多年的“六经”的简易文本,就是《论语》和《孟子》.孔、孟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由于化作了日用常行的语言和故事,读起来亲切好懂,非常便捷.

“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的哪些价值理念,对我们今天尤其显得重要呢?譬如说“敬”,这里不是指“尊敬他人”的“敬”,而是人的一种自性的庄严,属于信仰的层面,始终不渝,不可动摇.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就是“敬”,属于自我心性的内在庄严,当然不可更改,不可屈从,不可变易,也就是不可“夺”也.

“孝”的内核其实是“敬”.所以孔子论“孝”,认为常人以“能养”为孝,但犬马也“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的内在本质是“敬”.孔子是位实践思想家,对超自然的力量不做过多的评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对祭祀活动他是重视的,他的名言是“祭神如神在”.意即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存在的.至于不祭祀的时候神是否存在,他没有涉及.换言之,祭祀的时候只有相信神是存在的,才能保持“敬”的态度.这说明他对信仰的对象并不格外关注,而是重视信仰的态度.这反映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信仰特点,就是我所说的“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了信仰之维.至于各种礼仪,更离不开“敬”了.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仪的内核也是“敬”.

还有“恕”,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陈寅恪强调的“了解之同情”.这个价值理念含蕴着极大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孟子讲的“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就是“恕”,就是“不忍”.这在今天是非常缺失的一种品德.孟子“四端说”的第二项“羞恶之心”,是指人的耻感,亦即《中庸》所说的“知耻”.“知耻”的重要,不言自明.

《论语》里记载,子贡问怎样的品性才能称作“士”?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明清时期的大学者顾炎武,更把“知耻”提升到“国耻”的高度,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并且和廉洁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人如果无耻,会无所不为,而不廉,则将无所不取.廉耻是人和社会的文明尺度,这在今天就更重要了.

“敬”“恕”“有耻”这些价值理念都出自“六经”或者《论语》和《孟子》.当然不止这些,譬如还有忠信、诚敬、仁爱、中和等价值理念,也都非常重要而有现实意义,这些理念也都出自“六经”或《论语》《孟子》等最高经典.所以我主张应该在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内容就以“六经”和《论语》《孟子》为主.小学、初中主要是《论语》和《孟子》,编好教材,选读选学.这样,就在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里面,补充上了价值教育.国学课完全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内容.

高中、大学再辅之以文言文的写作练习,使“六经”的基本价值理念深入到子孙后代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识别符号.这些和现代知识的吸收,与西方的价值理念,并不冲突.人类共同的东西总是大于差异的东西,文化的未来是走向融合,走向“和而解”,而不是走向“斗而亡”.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史研究馆馆员.墨丁摘自2012年7月9日《中国科学报》）

责编：周正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