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的性质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

梳理中学语文教学百年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命名决定了内容的选择.

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甲辰会试,是最后一次全国性的科举大考,自此以后,一千三四百年的中国科举走向终结.在1903年,清廷即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癸卯学制”,中小学课程除了有传统的“读经”,还加进了“中国文学”（简称“国文”）.所谓“国文”,只要是跟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关的,全可称为“国文”,清末的国文教材,多是讲义性质的,其时中学教材共五册,“第一册‘国朝文’,第二册金、元、明文、第三册宋文,第四册晋至唐文,第五册周秦至三国文,共选文700余篇,每篇有眉批及评述,每册有例言,综合介绍评述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源流及特点.”“国文”这样的命名有一种极大的包容性,意味着只要是中国的文学即可涵括于“国文”的范畴之内,而以时代为纲来编排教材顺序,显然可以使学生对中国文学与时代的变化有一个时间性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简洁而深刻的编排.1913年（民国二年）的“癸丑学制”废止“读经”,表示与封建教育决裂,“国文”成为中小学本国语言文字的唯一学科.

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后“国文”课改称“国语”.命名的转变,这一“文”转而为“语”,是因为语体文运动,五四运动的先驱们认为文言文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文言文是封建、落后的思想的表征,因此要从语体上扫除文言文,并引进西方的语法体系,希望通过语言的改革推进社会变革,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西方的标点体系正式引进到中国.“国语”的命名直接导致了现在所说的语文的“工具性”这样的提法的出现.国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种工具,能更深地切入现代社会,而文言文只会使学生（国民）远离生活,最终会被时代和世界抛弃,这是整个五四运动的成果,也是其教育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提法是先进的,也有非凡的意义,促进了社会发展,并促使了封建体制的崩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命名上出现了“国文”、“国语”与并称时期,主要原因是保守派与激进派在中国未来方向的选择上的斗争的体现.保守派认为应该要“中体西用”,激进派认为要“西体中用”,最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但文言文中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因此不同命名方式的教材都有白话文与文言文篇目,差别在于所占比例的多少.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最终使白话文在教材中占的篇幅远多于文言文,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此时的大多数中学教材却以“国文”命名（小学教材称“国语”――中小学教材的命名的差异,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意识的斗争之摇摆）.但此时的“国文”已不是中国文学的意思了,在国民党要求各级学校实施“党化教育”背景下,这样的命名旨在强调选文的文化内涵,与现在所说的“人文性”有相通之处.

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前夕.1945年4、5月间,在叶圣陶先生的提议下,确定中小学教材统称“语文”.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妥协,即汉语与文学在中小学教学中并行的.此后,语文就一直在“语”与“文”的两端摆动.叶圣陶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废,故合言之.”（《答滕万林》）这是叶圣陶先生的真实观点.即使是先哲的观点也会随时代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由于解放后很长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因此教材的选文虽标榜“文质兼美”、“适合教学”,但选文却政治味极浓,几乎成了政治学科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吕淑湘、叶圣陶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应该说,“工具说”在消除长期以来把语文讲成政治课的严重流弊方面,有其历史价值.但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造成了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过于重视语法,在教学中过于拘泥于抠词语抠句子,而忽略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也促使了应试教育的盛行,使学生的语文素养直线下降.再加上时代的形势使科学主义至上,学生重理轻文的现象严重,语文被推入了一种僵化、垂死的境地.1990年代前期,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在全国范围里展开,后来基本上达成共识：“多年来语文界一直存在着语文教育的性质之争,主要有‘工具说’与‘人文说’,经过讨论,许多人都倾向于‘二者不可偏废说’了.”

在语文学科性质调和论之下,教材的编订给人“非驴非马”的感觉.既“工具”亦“人文”,某种意义上说成了不“工具”亦不“人文”.试以人教版教材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版为例作点说明.文言文部分的选文首先在编排上是有问题的.必修1-5,每册都安排一个单元的文言文,结果是上一两个星期文言文,学生刚刚有点文言感觉,马上就转向现代文的教学.其实完全可以拿出一整个学期甚至一年来进行文言文的教学.但马上有反对意见,说是学生觉得会厌烦.我想这种看法不值一驳.首先是提反对意见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信心,其潜意识里是将文言文教学当成字词、句式的教学,从思想本质上说其意识落入了“工具化”,而未能充分发掘古文的思想、文化内涵.再者,提反对意见的人对教学规律缺乏深入理解,一学期中仅一两个星期接触一下文言文,希望文言文教学能取得好的效果,无异于缘木求鱼.浅尝即止,缺乏系统性,目前的教材编排的最大问题即在于此.白话文的编排亦是如此,诗歌一单元,小说一单元,新闻一单元,演讲稿一单无,散文一单元,科普文一单元,一单元一单元,可以说不管是哪种体裁文章的学习,都只是浮光掠影的,最多只能让学生知道某一体裁的文章的大概,根本就不能深入学习其精髓.中学教材为什么革不了命,根本的原因是教材编排者在思想方法上是有问题的,整个教材的编排显示出“检测、大、空”的态势,教材编写者对学生的学习实际缺乏认识,犯了臆想症,高高在上建筑空中楼阁,“求全”思想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也要那也要,既要芝麻也要西瓜,最后的结果是学生似乎什么都接触了,但是什么都没有学深入.整套教材看起来内容丰富,缤纷多彩,但其实质却是芜杂零乱,从教学效果来说,这样的零敲碎打的状态使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都难以得到实现.要切实提高教学效果,首先是要对语文学科的性质重新定位.1990年代以后,在全社会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一些学者（钱理群、王富仁等）就已提出不必老是围绕着“工具”、“人文”争论.“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出发,结论也许会更科学”.“回到人与语文的关系中来思考,回到语文教学对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作用中来思考.”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切中语文性质的根本的,语文教育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要借助语言文字这种媒介（这和艺术通过艺术作品、科学通过科学知识的道理是一致的）,达成人的发展.语文要实现的是人的确证,是“成全之道”.而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思维的发展,一个人拥有健康、活跃、高层级、高品味的思维能力,就可以说他是一个“人”.

只要检索一下那些使我们能终身记忆并深深受益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文章促进了我们思维的发展,并且影响了我们人生的行为做事.原来初中教材中有一篇文章《统筹方法》,放在说明文单元,当时老师大讲特讲说明文的写法,在现在看来这一点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统筹安排的思想经由这篇文章而成为我决定自己行为的基本方法：每天面对着一堆事件,我总会运用统筹方法去安排事件的先后顺序,从而使生活变得有条理,富于秩序感,并从中领略到生活正在有序优美地进行的那种美感.可惜,《统筹方法》这篇文章现在已经从中学教材中删掉了.像《祝福》这样的文章,能引发人们思考国人的国民性,它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对人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因此也是好的选文.新增加的像《就任北京大学校的演讲》或者《小狗包弟》这样的文章,我觉得与《统筹方法》或者原来小教材中的《看云识天气》比起来,对人的思维的发展可以说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蔡元培的演讲在当时自然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可是放在今天,这种道理实在是浅显得不得了,我们的校长、主任们在升旗仪式后的周会上经常给学生作类似的演讲,而巴金的这篇文章根本就称不上文质兼美,首先是文字粗糙,整篇文章除了几个细节描写稍微有点嚼头,其他的全然是白开水一样的大白话,而且文字嗦重复、拖沓繁冗,我在讲课的时候将原文删掉了1/4的文字,文章倒显得更结实了.如果说这是中学教材入选的第一篇对持批判态度的文章,那么我只能说,这篇文章对的批判还仅止于小我的感受,而未能有时代性的宏观观照,而且对人性的剖析也还不够深入.但蔡元培、巴金是名人,所以就选入教材了.教材编写中的“拜死人、拜名人”的风气长盛不衰,这也是教材编得糟糕的原因之一.谁的文章如果被选入教材,对作者来说是一种荣誉,中学教材是一个颁奖舞台,谁能挤进去,就类似于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前两年一直在炒金庸的文章被选入教材的话题,教材可不可以选金庸,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这个事件说明了教材编写者有“因风动”的毛病,编选教材时没有自己恒定的编写思想,对学生的思想及思维发展缺乏深入的研究,而随着时代风向标东摇西晃,举棋不定.

中学教材的编写应该将学生的思维发展放在首位,以文质兼美的文章来促进学生思维广度的拓宽及思维深度的掘进,培养学生的灵活思维.选文必须贴近学生的思维实际,并能提升其思维品质,尤其应注重选择能深入影响学生思维人格形成的文章.像《我有一个梦想》这样的文章,文字平实而优美,人生而平等及克制、和平的思想在阅读中会自然树立,而且语言具有感染力,多阅读类似的文章,学生的写作能力也能有很大的提高,这样的文章应该多选.

选文还应注重系统性,思维的发展本质上说是可以训练,而训练正需要系统的过程.教材编写不必求全,求全只能导致肤浅的浮光掠影.与其破碎浅薄,不如单一深入.比如说,文言文的教学就可以用一个学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系统进行,在长期的文言氛围里,既可以解决文言字词、句式及语法的问题,使学生文言文水平得以提高,又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系统的理解,也能充分理解古文的文字之美.再如,散文的学习也可以是系统性的,思想性的散文与审美性的散文可以分成小系统.由于课时的限制,系统性的学习必然没有办法触及更多文体门类,但是俗话说“一理通则百理通”,学生一方面的思维能力得到发展,就会迁移促进其他方面思维的发展.狭、深与广、博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层面,而是相互促进的.

语文既不姓“语”也不姓“文”,其本质是以语言文字促进思维的发展.当思维得到切实的发展,语文就既可以姓“语”,也可以姓“文”.帕斯卡尔有一句,人是会思维的芦苇,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有思想是思维发展的一个表现.以思维能力为架构的教材编写,将超越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

（作者单位：福建惠安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