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的其总分校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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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美国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的发展历史和总校—分校关系的演变,对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未来发展的三种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加州大学系统是在长期发展中各方力量不断博弈的历史产物,总校和分校的权力界限也在冲突中不断调整,但总体上加州大学在不断向分权化发展.中国大学在多校区办学的实践中虽然很难直接采用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模式,但可以借鉴加州大学的办学经验,着眼长远,处理好总校与异地校区的关系.

关 键 词:美国高等教育;大学治理;美国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81(2013)05-0054-08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UniversityofCalifornia,以下简称“加州大学”)是美国最早建立的多校区研究型大学[1\]1,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公立大学系统之一.这一大学系统是如何形成发展起来的?大学与分校在治理结构中是什么关系?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在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的实地考察和切身体会,对加州大学系统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总校(UCOP)与分校关系的演变进行了初步分析.

加州大学建校之初本是单一校区的公立大学,在加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富有张力的使命,并在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校区系统.目前的十个分校中,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是加州大学最早的校区,在2005年之前也是加州大学总校——大学校长办公室(OfficeofPresident)的所在地;其他九个分校的形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加州大学在扩张过程中合并的其他院校,后来逐步成为独立的分校,如洛杉矶分校(UCLA)源自洛杉矶州立师范学院、旧金山分校(UC)源自托兰德(Toland)医学院、圣特芭芭拉分校(UCSB)源自圣特芭芭拉学院;第二类由加州大学设在各地的附属机构独立而成的分校,如河滨分校(UCRiverside)、戴维斯分校(UCDis)、圣地亚哥分校(UCSD);第三类是根据加州高等教育规划在加州不同地方建立的全新分校,如尔湾分校(UCIrvine)、圣特克鲁斯分校(UCSC)和默赛德分校(UCMerced).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总校与分校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曲折的变化.

一、加州大学的建立和多校区系统的蕴育(1868—1899年)

1849年美国加州制宪会议召开,代表们设想要建立一所州立大学.但由于加州成立之初财政匮乏、社会秩序混乱,建立一所公立大学的愿望并没有很快实现.在1850年加入联邦政府之前,加州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1852年、1853年先后建立的太平洋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学院因宗教背景鲜明也没有得到州政府的支持和资助.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促使加州政府利用联邦赠地建立一所州立大学的愿望得以实现.1864年,加州立法机构决定接受15万英亩的联邦赠地,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利用这笔土地收入筹建大学,次年3月最终决定在加利福尼亚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一所新的赠地大学.1868年加州大学正式成立.立校之初,加州大学许诺对加州居民实行免费入学政策,声称“在收入允许的情况下,对加州所有居民将免收招生费和学费”,开学3个月后,董事会决定不收学费,这种政策持续了近一个世纪[2\]2.1873年大学由奥克兰搬迁到伯克利此地名是以英国著名经验主义哲学家Berkeley主教的名字命名的,在我国哲学界通常将哲学家Berkeley的名字译作“贝克莱”,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家通常将UCBerkeley译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文遵照国内通用译法;美国华人则通常译作“贝克莱加州大学”——UCBerkeley大学的纪念品商店中出售的文化衫上印的中文校名是“贝克莱加州大学”.,形成了伯克利校区.

1869年校董会提名当时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耶鲁大学吉尔曼(DanielCoitGilman)教授为校长候选人.吉尔曼因正在积极投身耶鲁事务婉言推辞.杜兰特(HenryDurant)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两年后杜兰特退休,董事会再次向吉尔曼发出了邀请,吉尔曼接受了邀请,立志将加州大学建立成为与耶鲁大学相媲美的著名学府[1\]9.加州大学建立的背景对其办学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1)加州学院是杜兰特一手建立的,他曾任耶鲁大学教授,办学以耶鲁大学为样板,致力于将古典课程与专业培训相结合,为精英阶层的子女提供博雅教育,加州大学在加州学院基础上成立后,杜兰特成为第一任正式校长,他的博雅教育思想成为加州大学办学理念的一部分;(2)作为一所赠地大学,加州大学成立之初就明确要提供农业、采矿、机械制造方面的教育以支持加州经济的发展,怎么写作社会的理念深入加州大学办学理念;(3)吉尔曼校长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希望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将加州大学建设成为加州的“科学神殿”,创建一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公立大学,奠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杜兰特倡导的精英教育、赠地大学怎么写作社会的使命、吉尔曼强调的科学研究功能,构成了加州大学富有张力的办学思想.三种思想相互融合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使加州大学成为一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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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5月通过的加州新宪法第四章第九节规定加州大学校董会“全权负责大学的组织和治理,必要的立法控制仅限于确保大学遵守捐赠基金的使用条款、确保资金安全”.校董会享有运作、控制、管理加州大学的特权,加州大学实际上成为一个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执行机构平等协作的公共信托(Publictrust)合法自治机构,在公众支持下为加州提供教学、研究及相关怎么写作,被称为加州政府的“第四分支”[3\]69.高度的大学自治权减少了政治家对大学的操纵,为加州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自由的保障,也为新建分校形成多校区系统创造了法律条件.1873年吉尔曼任校长时,加州大学兼并了1864年建立的托兰德医学院,该学院成为加州大学医学系.1875年加州大学兼并了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药学院,1881年增设了牙医学院.这些分布在旧金山不同地方的机构构成了旧金山分校的源头.二、加州大学的迅速扩张和多校区系统的萌芽(1899—1919年)

吉尔曼离任后,加州大学更换过数任校长,发展步履蹒跚.学校建立时,立法者认为加州大学可以从联邦赠地中获取大量收益来支撑办学,州政府只是在学校资金不足时偶尔提供资助.但由于赠地被廉价卖掉,学校从中获得的收益远低于建校时的预期,19世纪七八十年代加州政府也没有向学校提供任何资助.直到1887年州政府才建立了大学拨款机制,大学可以提取加州财产税的1%作为办学资金.但在总体上学校的财政收入仍非常紧张[3\]106.这一时期加州大学由于资金短缺,设施简陋,被1887年建立的斯坦福大学迎头赶上.

1899年惠勒(BenjaminIdeWheeler)继任校长,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学校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他从董事会争取到了聘任、晋升、辞退教师和其他与学术人员管理相关的权力,大力延揽优秀教师,拓展新的学术项目.他努力拓宽办学资源,一方面结交富人,从慈善家手中争取到大量捐赠;另一方面,突出大学怎么写作加州的使命,善用政界校友资源,推动加州政府改变拨款模式,从一次性拨款转为以入学人数为基础进行经常性预算拨款,保证了州政府不断提供拨款,同时也刺激了学校的扩张.

在扩张中,加州大学在各地建立了实验站等分支机构,推进科学研究,怎么写作加州居民.1905年加州大学在戴维斯建立了农场,形成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源头.1906加州大学在旧金山建立了护理学院,与之前在旧金山建立的医学院、药学院、牙医学院建设成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1907年加州大学在卢比多克斯(Rubidoux)山附近建立了柑橘试验站,从事柑橘等植物的研究和培训工作,这个实验站成为河滨分校的源头.1909年加州大学在圣地亚哥设立了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生物研究,形成了圣地亚哥分校的源头.这一时期,伯克利校区是加州大学的主校区,其他校区只是伯克利的附属机构,不提供文理学院的通识教育,不开设研究生学位项目,也没有单独的学术委员会分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校.

三、综合分校的建立与多校区系统的形成(1919—1958年)


20世纪初,加州人口迅速增长,南加州经济发展更加迅猛.南加州地区对优质高等教育需求急剧增加之时,加州大学并不想在南部设立新的校区,因为董事和校友担心在南部设立分校会损害伯克利主校区的地位.但随着南部政治势力的上升,洛杉矶地区的政治活动家对加州大学日益不满,呼吁在洛杉矶成立新的州立大学.为避免建立新大学影响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拨款,1919年校董会被迫接受洛杉矶州立师范学校校长穆尔(ErnestC.Moore)的提议,由加州大学合并该师范学校,以此为基础建立南部校区.为了维护伯克利的主校区地位,校董会最初仅允许该校区开设两年制的初级学院课程.穆尔并不满足于此,1922年他争取到了四年制教师培训项目,1927年该校区改名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33年获得了授予研究生学位的权力,此后办学规模也迅速扩张,逐渐发展成可与伯克利并驾齐驱的分校[3\]128130.是洛杉矶的政治力量打破了原来“一个主校区+若干分校区”的格局.加州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多校区大学系统.

由此可见,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的建立并不是主动精心设计出来的,而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洛杉矶分校的建立引起了伯克利校友的愤慨,他们指责洛杉矶分校分走了本该属于伯克利的资助,分享了加州大学的声誉和标识,主张将它从加州大学赶出去;洛杉矶分校反过来指责伯克利试图垄断所有的资源,限制洛杉矶的学科发展,并控制了洛杉矶校区的教师聘用和晋升的权力[3\]141.此后,每一个新校区的建立都会面临类似的冲突,都会受到已经存在的校区的抵制.据默赛德分校的第一任校长汤姆林森(TomlinsonKeasey)回忆,在总校提议成立默赛德分校时,河滨等分校的校长就立刻提出了;在校董会批准建立新校区后,分校校长还不得不向本校区的众多院长、中心主任和教师进行解释[4].时任加州大学校长的斯普劳(RobertGordonSproul),为了防止大学分裂,提出了“同一个大学”概念,强调伯克利、洛杉矶和其他几个校区都属于同一个加州大学,坚持同样的办学使命、同样的入学标准、同样的学术质量.为了平衡各校区的力量,从1936年开始,斯普劳校长每年花相当多的时间在洛杉矶办公.甚至在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进行足球比赛时,斯普劳作为校长上半场为一支球队助威,下半场开始前要穿过球场为另一分校的球队助威[5].

即使充满冲突,加州大学建立分校的行动在使命驱动和外部支持下仍然继续不断发展.从大学使命来看,加州大学为了维护其加州唯一公立研究型大学这一独特地位,它有义务接受成绩排名前15%的加州高中毕业生(《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颁布后调整为前12.5%),随着加州人口的不断增长,它必须不断扩大招生,在现有校区无法容纳的时候,就必须开设新的分校.从外部需求来说,州政府和加州各地都将加州大学看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发动机,推动加州大学在不同地域设立分校.分校的设立不仅方便当地学生上学,为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还吸引了外地的学生及学生家长、教师、访问者的到来,促进了当地住宿、餐饮、零售等怎么写作业的发展.学校师生的研发活动也为当地带来了溢出效应,吸引了不少高科技公司在学校周边入驻[4].这一切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税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在外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加州大学为履行自己的使命继续在加州不同的地方扩大办学.1922年加州大学农场成为加州大学农学院的一个分支;1948年和1951年加州大学先后在戴维斯建立了兽医学院和文理学院;在1944年接管了圣特芭芭拉学院,改作加州大学的一个文理学院;1954年在原加州大学柑橘研究中心和农业实验站所在的河滨建立了文理学院,开始招收本科生.在斯普劳长达30年(1930—1958)的校长生涯中,他牢牢控制着加州大学各个校区.他上任时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刚刚形成,很快遇到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紧接着又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州大学要与州立学院竞争州政府资助,与斯坦福等私立大学竞争学术优秀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为防止大学分裂,斯普劳校长牢牢控制分校的人事、财务等各项重要权力.1948年,校董会聘请一个管理咨询公司对加州大学的治理结构进行评估,公司认为加州大学应在保持大学系统的统一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下放权力实现大学分权运行,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具体改革建议.1949年董事会试图设立常务副校长,分担校长的部分工作.这些最后都不了了之.1951年在伯克利和洛杉矶分别设立了两个分校校长(Chancellor)的职务,负责处理两个校区的内部事务.但在斯普劳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强势领导下,伯克利的克尔(ClarkKerr)和洛杉矶的艾伦(RaymondAllen)两位分校校长形同虚设,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控制在校长手中.这一时期加州大学的多校区系统,在治理方式上处于一个“帝国时代”.但这种专制的管理方式因加州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二战结束后已经变得效率低下、不合时宜.克尔接任校长后成功地将“帝国”转变为一个由多个分校组成的“联邦”.

四、大学权力的下放和多校区系统的成熟(1958—2008年)

1958年克尔接替斯普劳出任加州大学校长时面临内外两个挑战:在加州系统内部,他面临着分校和大学的冲突,分校要求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学校外部,加州大学正面临与州立学院(后改为州立大学)、社区学院(初级学院)的相互冲突,加州大学要维持唯一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地位,控制博士学位授予权,而州立学院力图发展研究生项目、打破加州大学对博士学位授予的垄断,社区学院则想升级为大学,三者都想从州政府获取更大份额的资助.

克尔上任后一改前任斯普劳者的形象,展现出更为灵活的领导风格.一方面,他灵活地与州立学院、社区学院和立法委员会周旋,推动加州制定签署了《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明确了加州大学、州立学院、社区学院之间职能划分,理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加州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奠定了组织基础.根据这一总体规划,社区学院对所有的高中生免试开放,州立学院有义务招收加州高中成绩排名前1/3的学生,加州大学必须满足加州高中成绩排名前1/8(12.5%)学生的入学需求.为满足入学需求,加州大学必须新设若干分校.1958年加州大学授权圣特芭芭拉校区建立分校;1959年又将戴维斯和圣地亚哥两个校区确定为分校;1964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由伯克利校区的医学中心升格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1965年加州大学设立了尔湾分校和圣特克鲁斯分校.

另一方面,克尔从自己任伯克利分校校长时的经历中汲取教训,果断地将教师雇佣和晋升的权力下放给了各分校校长,同时精简校长办公室行政人员,将主要职能集中在大学政策制定和外部关系协调方面.1958—1959年,克尔将会计工作、非学术人员的管理工作、部分院校和研究所的预算工作等方面的管理权下放到了分校;1960年授权分校管理招生、入学安置、建筑和工程事务;1961年授权分校校长管理各分校校园出版物和研究生部,授权分校校长寻求本分校的研究合同和联邦拨款;1966年授予分校校长聘任终身教职人员、管理教师晋升事宜,批准常规加薪,聘任设计师和批准、实施建筑合同等权力[2\]11.

在克尔时代(1958—1967),加州大学系统基本稳定.此后虽然有所改革,但变化不大.1966年至2005年40年间加州大学没有建立新的分校,2005年默塞德分校(UCMerced)在加州中部成立,该学校被称为21世纪新建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在治理方式方面,加州大学继续下放权力.1996年,阿特金森(RichardAtkinson)校长调整了预算拨款方式,将州政府拨款的使用权下放到分校,扩大了分校校长在财务预算方面的权力.校长的主要工作侧重于处理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关系及其他公共关系,制定全校范围内的政策,管理预算,遴选分校校长,落实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规划和其他法律中对加州大学提出的要求,等等.各分校内部的事务主要由分校校长负责.这一时期的加州大学有如一个松散的联邦,各个分校高度自治,大学总部主要负责为各分校争取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州政府拨款),并协调各分校的发展.

五、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2008年—今)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加州大学系统的治理危机.大学总部的资源调控能力是维系加州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在大学校长办公室的诸多职能中,对各分校来说,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从州政府争取更多的拨款,并分配给各个分校.在加州大学发展史上,州政府拨款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大学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校长由于掌握加州大学州政府拨款的预算,并负责游说立法机构增加拨款,所以总校对各分校具有较强的调控能力.但2008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加州经济陷入困境,州政府为削减开支不断降低对加州大学的资助.面对严峻的财政危机,各分校只得通过提高学费、加大募捐力度、争取更多科研经费等途径来弥补经费缺口,维持学校运转.但现在的校董会控制着确定学费和招生数额的权力,限制了分校提高办学收入的能力;校董会成员对各分校的具体情况了解不足,对各分校的筹款活动参与不够;大学统一的人事政策也限制了各分校在用人上的灵活性.大学总部对各分校能够提供的资源日益减少,而它拥有的权力反而阻碍了各分校争取资源的能力,整个大学管理系统显得效率低下、功能失调.改革呼声越来越大,改革的主张可以分为激进派、保守派和温和派三种.

保守派主张适度改革以渡过当前的危机,但要保持加州大学作为公立大学的地位、保留“同一个大学”的制度框架.他们认为,财务危机并不是新事物,加州大学发展史上曾经遭遇过多次财务危机.经济危机总会过去,州政府在经济形势好转后会重新提高资助力度.现在需要做的是通过加强分校之间的合作、精简机构、削减开支等途径来渡过难关.校董会、校长办公室以及教职工中许多人持这种观点.目前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精简人员,提高效率.2009年8月,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致信校长尤道夫(MarkYudof),强调了“一个大学、十个分校”的理念对加州大学作为一个独特而伟大的大学的重要性[6].激进派主张要推动大学市场化,扩大分校自主权,使分校更加独立,大幅提高学费,加大募捐力度,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经费问题.在激进派看来,州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不多,却为加州大学争取社会捐赠带来了负面影响——资助公立大学是政府的责任,私立慈善组织倾向于资助私立大学而非公立大学.大学对分校收取学费的限制,也阻碍了分校收入来源的开拓.因此,有人主张要取消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使每个分校拥有类似私立大学的自治权,拥有确定学费的权力WeinerSS.AcademicIllusionsandtheNewRealinty:ReInventingtheGovernanceandStateFundingof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但加州大学各分校私有化的主张在法律上、政治上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前任洛杉矶分校校长查尔斯杨(CharlesYoung)建议用“自力更生”(selfsustaining)来代替“私有化”的口号,主张保留加州大学部分元素,让伯克利、洛杉矶、旧金山等老牌的分校独立运行,让商学院、医学院等盈利能力强的专业学院先市场化运行,州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实力相对较弱的分校[7].洛杉矶分校的安德森商学院已经提出他们不再接受州政府资助,要求实行市场化运作[8].

温和派的主张介于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认为加州政府将来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强有力地支持加州大学,市场化的激进主张在加州现在的政治环境中也很难实现.他们提出要在维持一个大学框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分校的自主权.加州大学分校校长柏吉诺(RobertBirgeneau)、教务长布莱斯劳尔(GeeBreslauer)、加州大学前教务长金(JudonKing)等建议在每个分校增设各分校董事会,提高分校的自主权,应对环境变化.他们建议大学董事会赋予分校董事会任命本委员会委员(校董会代表除外)、批准分校预算、灵活设定学生资助标准、设定外州学生和研究生学费标准和招生名额、批准单体建筑项目、任命分校副校长并确定其薪酬、调整教职工薪酬、设计新的募捐和投资手段等方面的权力.在保持加州大学公立高校特征和加州大学特点的基础上,他们希望以此来将决策权力向前推进,提高分校的灵活性,增强分校竞争能力,应对环境剧烈变化.通过任命更多的分校董事,也可以加强分校与当地企业、慈善组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的支持[9].

据观察,相对于激进派的市场化主张和保守派的适度改革,温和派的改革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具有可行性,但他们的改革主张能否顺利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六、对中国大学异地办学的借鉴意义

伴随着20世纪末高校扩招和国家办学政策的放宽,一些中国研究型大学受地方政府邀请在远离主校区所在地之外的地方建立新的办学机构,在国内被称为异地办学.这些新校区主要集中在深圳、珠海、苏州、威海等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举办的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等.地方政府邀请著名高校建立新校区主要是为了引进知名高校提高本地的文化品位和层次,为本地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本地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并希望高校能为本地提供更多的技术转移,推动本地经济发展[10].而高校之所以愿意异地办学也有多重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将自己的空间拓展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从当地争取更多的办学资源(如科研经费、土地等),加快技术转移;有的是将新校区作为管理体制创新的试验田[11].目前中国大学的异地办学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在管理上还没有相对成熟的模式,普遍存在发展定位不明确,发展战略不清晰等问题.中国这些探索异地办学的知名高校与加州大学同属公立研究型大学,虽然直接采用加州大学的模式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加州大学系统是在加州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文化背景与政治体制与中国有较大差异.如,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全国性的教育管理机构,美国的教育部只是一个怎么写作部门,权力和资源十分有限;加州政府也没有统管各类高等教育的机构,加州大学具有独特的自主权,是与州政府、议会、法院并列的“第四分支”,董事会可以自行决定设立新的办学机构,在加州大学内部也具有高度分权化管理的特征,院系是管理的重心所在.相反,在中国,教育部和各省市的教育厅、教育委员会是高校的领导机构,中国大学要设立新的异地办学机构需要从地方到的层层审批,成立后也受到严格的监管,自主权有限;中国大学内部目前仍然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学校和院系之间的责权利划分并不很明确,主校区与外地校区的管理职责划分也不是很明确.在这种背景下,将高度分权的加州大学管理模式移植到国内,可能会遇到文化的水土不服.值得注意的是,加州大学管理体制的实施与总校调控资源的能力密切相关.自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建立直到21世纪初,加州政府的资助一直是加州大学办学最大的财政来源,而总校一直是各分校获取州政府资助的唯一渠道.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资助持续下降,各分校不得不通过提高学费、争取更多的联邦研究经费和社会捐赠来弥补财政缺口,在这种形势下,加州大学总校在各分校解决财政中的作用日益衰微,相反,总校对学费的各种限制和缓慢的决策机制还影响了各分校争取经费的能力,由此引发了诸多的批评.反之,国内的异地办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拓展办学空间,从经济发达地区争取更多的办学资源,主校区对新校区的投入主要是教师和品牌等方面的投入,新校区的收入最大的来源是地方政府的资助和本校区办学收入,新校区不但很少从主校区获得财政支持,反过来还要每年向主校区上缴一定的资金.这种不同的资助方式使得新校区在成熟后与主校区的经济纽带比加州大学系统更弱,采用加州系统模式的难度更大.虽然中国大学很难采用加州大学的管理模式,但仍能从加州大学系统发展的历史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

1.主校区和分校区的管理模式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各层面的管理者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加州大学从开始异地办学到形成成熟的多校区管理体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期间总校与分校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不断,至今仍在继续探索和改革.我国大学异地办学的历史还很短,在处理主校区和分校区关系方面仍缺乏足够的经验,因此面对各种冲突时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争取实现双方的共赢.

2.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新建的分校不可能一直依附于主校区,逐渐走向独立难以避免,大学领导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在近百年的实践中,无论是加州大学合并的其他学校(如洛杉矶师范学院、圣芭芭拉学院、托兰德医学院),还是在远离伯克利的地方建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如戴维斯农学院、河滨的柑橘研究所、圣地亚哥的海洋研究所)都先后成为了独立的分校.中国大学举办的异地新校区,现在依旧羽毛未丰,需要依赖主校区才能生存,一旦力量足够强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独立.大学领导者在确定长远的发展战略时必须明确地考虑到这一点.

3.从新建校区的角度来看,分校区的领导要借鉴加州大学各分校发展的历史经验,善于借用主校区的品牌、师资力量等资源,确立较高的学术标准,借鉴主校区的管理模式并锐意创新.在这一方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尔湾分校在成立后短短30多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美国公认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为中国的年轻校区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纵观加州大学系统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系统并不是根据某个设计好的蓝图建立的,而是在加州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下、在一个冲突不断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大学与政府、总校与分校等多种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总校和分校的权力界限也在冲突中不断调整,总体上大学在不断向分权化发展.由于组织文化和财政关系的巨大差异,中国大学在异地办学的实践中不太可能直接采用加州大学系统的模式,但可以借鉴加州大学的办学经验,着眼长远,处理好总校与异地校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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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