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典·文》“大业”

摘 要：文坛上在评议曹丕的《典论·论文》时,似乎都以“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来论述.《典论·论文》主要解决了文人修养中的两个问题：克服文人相轻的陋习和认识立言的重要性.但在认识“立言”重要性的基础上,曹丕阐述了可以名之为“大业”说的思想.

关 键 词：《典论·论文》；建安文学比较；“大业”说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5-0164-02《典论·论文》主要解决了文人修养中的两个问题：克服文人相轻的陋习和认识立言的重要性.但在认识“立言”重要性的基础上,曹丕阐述了可以名之为“大业”说的思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等”这段话比较抽象,然而仔细推敲,这段话自有它丰富和具有光辉的意义.我们平常所说的“立言”、“言”,乃指自成一家之说,属于现在所说的学术.而曹丕所说的文章则不然,它属于真正地文学辞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不简单的.在汉代,辞赋除用于歌功颂德外,相当于游戏.那个时代的一些文人学士对于辞赋也发出了微薄的言论,如杨雄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等.而曹丕第一个突破了传统观念的藩篱,把辞赋提高到与“立德”、“立功”并列的地位,从而敲响了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钟声.

但是,曹丕上述话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如果要联系这段话的针对性,从中可以看出“平原兄弟”的蛛丝马迹,也看到这一文艺思想斗争中如何交织着政治上的权位斗争.曹丕的这段话有明显的针对性,针对的乃是表现于《与杨德祖书》中曹植的关于辞赋小道的思想.根据考查,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可以确定写于建安二十一年.杨修复书题为《答临淄侯笺》,当之此信写于曹植为临淄侯时,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则作于建安二十二年他被立为魏太子后.有《魏书》说得很清楚：“帝初在,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朝书曰：‘生有七尺之行,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等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轮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吾倦等”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如何针对曹植的《与杨德祖书》的.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曾就辞赋的社会作用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又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候,犹庶几戳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等”而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是针对此信“辞赋小道”思想的.我们还不难发现,曹丕的《典论·论文》,不仅在辞赋的社会作用问题上与曹植针锋相对,就是在对“文人相轻”的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的.曹丕与曹植都是曹操继室卞氏所生,是两个很有资格争夺太子地位的人.从年纪上来看,曹丕年长占有优势,然而唯才是举的曹操,似乎并不遵奉立嫡立长的这一套,又因为曹植很有才情下笔成章,每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别宠爱,曾几次想把他立为太子.如此形势,曹植就有点踌躇满志了.“戳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今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功绩,辞颂为君子哉.”就是曹植心理状况的流露.而曹丕则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它非常懂得如何利用对手的弱点来制造自己的优势.《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向人民透露：“正当‘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时候,他却御之艺术,矫情自饰了”.从而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宫人左右并为之悦”,曹丕终于战胜了表面优势的曹植,于建安二十二年被立为魏太子.然而太子的确定并不等于王位斗争的最后结束,只要对手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都有可能再兴斗争.曹操与曹丕都曾在立过太子后,从消除隐患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曹操来说,他在建安二十四年秋,把曹植最重要的帮手杨修杀掉了；从曹丕来说,他也丝毫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在曹操死后,立即诛丁议,并把曹植其他几个帮手也都杀掉了.《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引《魏书》所记载的此项诏书说：“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此后又多次改变曹植的封地,不使曹植有一个可靠的根据地.此外,还不顾曹植的一再苦苦哀求,不让他到朝廷来出任官职.《本传》记载曹植就是在曹丕如此严密的防范中“常汲汲不还,遂发疾薨”的,死时年仅41岁.由此可知曹植作品中为何有“相煎何太急”的诗句了.在那时、那地写那样内容的《典论·论文》,既能饥渴表彰自己,又可打击对手,岂不是一箭双雕吗?

以上是按照论世知人的原则,指出了含寓于《典论·论文》中“大业”说的政治和个人的因素.然而,曹丕的这一思想以及它所针对的曹植的“小道”说,作为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两种对立的认识,它的意义主要不系于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系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的发展起什么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又可以看到,虽然“大业”说并非无瑕,“小道”说也如上述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言论,或如鲁迅所言“大概是违心之论”吧.“大业”说却要较“小道”说更为符合实际,也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后来萧纲在《答张瓒谢示集》中也把杨雄和曹植联系在一起批评：“不为壮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为君子,非为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其实,曹植的“小道”说和杨雄的“雕虫”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杨雄的“雕虫”说包括了对汉赋现状和作者倡优般地位的不满,尚有积极的成分；而曹植的“小道”说产生于辉煌的建安文学时期,他的文艺思想中也有不少可贵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