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观“浙派语文”历史的“源”与“流”

浙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便是文物教化之邦、名师辈出之地.区域文化的永恒乳汁,浇灌了浙地语文教育,便自然地形成了蕴含地域文化特色的学科教育流派.《教学月刊》以繁荣发展浙江教育为己任,开设“浙派语文”专栏,深受业界同仁的敬重与喜爱.“浙派语文”是一个立足于历史与当代、传统与未来交汇点上的盛世命题,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可谓功莫大焉.黄鸣奋先生在其编著的《艺术交往心理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将艺术群体分为五大类,其中之一便是艺术地域群体,即由地域文化来联结的艺术群体.地域的特殊文化传承和自然环境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意念,自然也会影响活动主体,使其专业理念和艺术风格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语文教育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也就不免有着地域文化的共性色彩.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以其灿烂文化、悠久文明、滨海区位和富庶物产,历来有得天独厚之利、人才辈出之优,因此也培养了浙派语文的头角峥嵘.溯流探源,就有必要作一番历史穿越式的概观——

一、古代“浙派语文”：文诗风流三千年

中国古代的语文不是独立设科的,它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结合在一起,将德、才、学、识、能等都纳入四书、五经、六艺及蒙养教材之中,是一种教学的浑然形态.但这不等于语文教育之不存在,当然也就不等于“浙派语文”之“源”的不存在,诸多先师贤哲同样也是中华母语教育的先行者.史称“古有三贤,越占其二”,指的便是舜和禹都出在浙江.所谓舜培佳谷,使人免于茹毛血；禹治洪水,使人免于为鱼鳖.良渚与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更把历史推前了七千年.浙江先民的勤劳与智慧,使不毛之地变为膏腴厚土,其中多少精神气血都会融入于母语教育之中.勾践复国雪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正是教化之力,使灭吴兴邦成为现实.东汉蔡邕,在浙地作笛制琴,传播文化艺术留后世；大思想家、哲学家王充,巨著《论衡》如明灯,一直照耀着中国文史哲研究领地.古代华夏政治中心虽在黄河流域,但争战逐鹿,治乱无常,却为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因远离京畿而获相对太平,反为文化教育的繁衍创造了条件.随着晋室东迁,大批移民涌来江南,一些名门望族更把浙江当作避乱桃源,也为浙派语文增补了新鲜血液.原籍河南的谢安,因寓居浙江会稽之东山,不仅有了“东山再起”的经典史迹,而且其亲属后人,多成文化教育上的翘楚：侄女谢道韫的咏絮之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使多人从他的诗作中汲取过养分.出自书法世家的王羲之,兰亭修禊写下的《兰亭集序》堪称精美绝伦,一代书圣,对中国书法艺术、书法教育的贡献之巨,无法估量.魏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嵇康,蒙受诬害,将刑东市,竟有来自各地的太学生三千,请以为师.刑场一曲《广陵散》,其忧民之心在多少后人的心中永啸长吟!唐代的“四明狂客”贺知章,84岁告老还越州故乡,唐玄宗竟派太子率百官相送.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成为南宋诗坛领袖.他们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浙江的胜山秀水也让多少诗人词客,纷来寻幽探胜,寄情抒怀,遂成“唐诗之路”,其寻踪觅迹者就有李白、杜甫、孟浩然、宋之问、刘长卿、崔颢等等,总计不下四百人.古代师表范仲淹来浙为官虽任时不长,但非常重视办学以培养人才.他筹办的越州州学,延聘各流宿儒,由此兴学风气在浙大盛.金兵入侵、南宋偏安,杭州（临安）一跃升格为皇室行都,西湖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从此装点上“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成就了临安的一代繁华.中原人口的流入,也带来了经济、文化、教育的积累,一起汇成“浙派语文”的浩瀚.

古代的哲人先贤、诗家名流,一方面在学术研究和文诗著述上成果迭出,另一方面又往往会带有一大批学生门徒作教育传授.南宋的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既是学问名家,也是教育大家.明代王守仁的“格物致知”,其阳明哲学甚至传播海外；浙东学派创始人刘宗周,弟子众多,影响深远；散文家宋濂（浦江人）,正学先生方孝孺（宁海人）等,也一样为培育后人留下业绩.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事业也相当发达.史书记载：“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等”“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因此,浙地也颇多蒙学研究实践的学者,在全国颇有影响.如程端礼（元）所著的《读书分年日程》,唐彪（清）的《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章学诚（清）的《清彰书院留别条训》等,都更多地涉及了语文教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问题.

二、近代“浙派语文”：“五四”烽火开新宇

从晚清的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半个多世纪里,语文逐渐地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从经学、史学、哲学中分离出来.光绪年间,西学东渐,新学堂运动日益兴起,语言学习也由文言型向改良文言型、白话型转化,语文独立设科后,语文教材和教法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得到暂时稳定,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至80年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潮逐渐形成,浙派语文也日益壮大.王国维是近代著名学者,对经史、文学、哲学、美术以及考古学均有深厚造诣,其学徒对中国语文界的影响极其深远.李慈铭为著作等身的鸿博之士,称得上“研经考史、文章尔雅,通天地人之学”.在晚清,学者撰写日记成风,著名的四家是曾国藩《曾文正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其中又以《越缦堂日记》为最突出,从20岁开记到逝世前10天搁笔,三十多年无一日中断,可谓博大精深,其内容包括了说经、证史、纪事、读书、杂记、诗文六大类,是一个巨大的文史、学术宝库,难怪其对学术界（包括语文界）的影响之深远.小品文家张岱是绝代小品大家,他的许多作品如《白洋潮》《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等等,均能在日常琐事中发现人所熟视而未到的视角,写出无限的情趣与感触,传达极其丰富的美学意蕴,因而历来为多种语文教材所选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上虞人经元善开创中国女学之先河,他认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之缓慢在于女子不读书之故,为此于1898年5月创办中国女学堂,深受各界欢迎.由此,影响遍及全国,响应者日益增多,多地陆续开设女学.语文教育随之泽被女性.从1911年10月发起辛亥革命,到1912年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便是浙江绍兴人.他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他身体力行、广采博取,文通古今、学贯中西,以大量吸收西方文明来建设和发展中国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被世人尊为“学界泰斗”,对中国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引领,一样是贡献卓著.另外,如海盐人张元济是中国著名出版家,在主事商务印书馆时,参与编写、校对和出版多种国文教科书.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19岁留学日本,归国后教过多年国文,其潜心于国语、国音、注意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古字词今用、世界语等等的深入研究,惠及中国语文教育,其影响深远、功不可没.他同时也与人合编国语、国文课本.总之,从晚清到五四运动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语文教育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逐渐发展,浙派语文在由成长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是全国性的,十分值得我们关注.三、现代“浙派语文”：天翻地覆慨与慷

1920年至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中国语文教育界处于特殊的背景之下,国统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交织在一起,但起重要作用的无疑是领导的新主义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语文教育的处境也显得十分复杂.但浙派语文在其中仍然体现着重要的作用.如祖籍浙江绍兴的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倡导“生活教育”理论,实行“教学做合一”；他率先提出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提出过一整套改革国文课的计划,1920年还发表了《中学国文教授》和《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他的教育理念和语文教学思想光照于全国,自然也是深深影响着浙派语文乃至中国语文界的.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称号,对于鲁迅先生来说,还不如教育家来得更为贴切.先生自日本归国后所从事的社会职业,主要是教育,而且长期涉足的是语文教育事业,并形成独有的语文教育思想.更不必说他的诸多作品都先后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了.应当说,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没有谁能像鲁迅那样在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领域如此受到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关注.陈望道先生是义乌人,作为著名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他的研究涉及语言学、文章学、逻辑学、修辞学、美学、文艺学等,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多年在浙江一师、上海大学中文系执教语文学科的丰富实践经验.许寿裳自留学日本归来,多年执教中学、师范和高等师范.陈鹤琴则是中国幼教奠基人,他对母语教育的建树功不可没.蒋伯潜是浙江富阳人,是另一位全国著名的现代语文教育家.他历任中学、师范的国文教员,对语文科的教学、教材有着精深的研究,上海世界书局还出版过由他编纂的《蒋氏高、初中国文》教科书,共十二册,1941年还出版过《中学国文教学法》,其影响是全国性的.此外,如海宁人宋云彬,史学兼通语文,编著的《开明国文讲义》誉满海内；瑞安人周予同,任多所大学语言文学教授,与叶圣陶、郭绍虞等合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发表《中学国文学习法之商榷》等研究著述.丽水人赵景深,作为文学史家、文学翻译家的他,同样在多所学校执教过中学语文,编制过中学语文教材,以后又长期任复旦大学教授等他们一样有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是全国瞩目的浙派语文代表人物.

在现代的浙派语文发展史上,还有一段国人难忘的佳话,便是上世纪30年代在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浙派语文群英聚会.浙江上虞人经亨颐先生（著名教育家）在陈春澜先生的资助下,得以在风景秀丽的白马湖畔新建春晖中学.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夏丏尊先生鼎力相助办学,先后邀集了语文名师朱自清（祖籍绍兴,在浙江多所学校教国文）、王任叔（奉化人,著名作家,笔名巴人）、叶天底（上虞人,革命烈士,在春晖筹办农民夜校）、蔡冠洛（诸暨人,全国首演曹禺《雷雨》的导演）等.以这一浙派语文名师团队为核心,春晖中学还丰盈了整体性的语言文学活动,构成了一个高雅的大语言文化生活圈.如音乐、美术教师丰子恺,英语老师、以后又成为美育大师的朱光潜,素负盛名的艺术大师、出家为僧却又五次来春晖小住的李叔同,著名诗人、作家、文学家,也当过语文教师的刘大白,还有先后来春晖讲学的蔡元培、张闻天、黄炎培、陈望道、俞平伯、吴觉农等,使白马湖在“浙派语文”的历史长河中,成了一泓圣水,而永远地泽被四方、光耀中华.

四、当代“浙派语文”：直挂云帆济沧海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语文教育的改革发展,随着经济建设、政治风云的跌宕起伏,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应的波折,但总体的发展趋势是在不断地前进之中.浙派语文的发展势头,“直挂云帆济沧海”,仍然是令人不胜欣慰.

袁微子是浙派语文的全国领军人物.建国前历任开明书店编辑,在浙江的初中、高中、师范任语文教员,也在小学代过课.建国初即在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文联任职,主编过《浙江文教》.1955年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并担任多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袁先生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功不可没.在叶圣陶先生的指导下,他主编人教社多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与此同时,他对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有重要的建树.他的不少著作,如《小学语文类型研究》《小学语文教学笔谈》《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认识发展》等,对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他在语文教学的课堂实践上,深入基层、听课评课、专题调研、培养名师等等,都是不遗余力.1981年还亲自执教《在仙台》一课,给全国一线教师以很大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派语文”的壮大和发展,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另一带头人、前杭州大学教育系的著名教授朱作仁先生.他在大学教授的岗位上,从事小学语文教育的研究,应始于“”前的上世纪60年代.1980年改革开放展开了全新的篇章,浙江省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也应运筹建,他是筹委会的组长.以后,自第一届至第五届的省“小语理事会”,他都被推选为理事长,前后历时19年.他坚守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曾提出语文教学实践研究应当坚持的“大三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究实效）和“小三实”（朴实、扎实、真实）,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还著述等身,将语文教育与心理学相结合,在全国最早创建了“语文教育心理学”的学科理论.他扶持后学、新秀的“人梯”情怀,一样值得我们敬重.可以这样说,今天浙江中老一代名师,大多接受过朱作仁先生的扶掖、指点和教诲.他的优秀弟子柯孔标、汪潮、祝新华等,都成为当代小学语文课程论的专家、教授,其影响遍及全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伯棠先生也是浙江（新昌）人,他一生致力于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著述甚丰,全国小语界都得其惠.此外,如语文教育家何以聪、张传宗（都是鄞县人）,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育研究,或执教中学、大学语文课程多年,或涉足编辑教材、研究教法,都是著作颇丰、为全国语文界所器重的专家.出版界的曹余章（镇海人）在上海教育出版社任总编辑,是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对全国语文教育事业的贡献令人瞩目.在中小学特级教师队伍中,早期的如林炜彤、陆鉴三、曹文趣、唐承彬、朱雪丹、罗云仙、程玲等等,一样闻名于全国语文界.当下浙江语文界更是风云际会、名师辈出,既不缺可以登高一呼的引领人,更多全国中流砥柱和大批的新秀好苗.他们的业绩理应得到总结褒扬,并及时载入史册,汇入“浙派语文”之洪流.浙江小学语文青年教师参加各项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比赛观摩活动常常夺魁折桂,不辱先荣.先后有贺诚、虞大明、王雷英、蒋军晶、王志文、张滔元、肖绍国、王彧钊等,都足以投射出“浙派语文”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涵养.

等

“浙派语文”源远流长,应是一部煌煌巨史.这是一代又一代的浙江语文人呕心沥血、毕生耕耘所创造的一笔巨大财富.作为当代浙江语文人,当责无旁贷,应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以现世的承传,为后世作奉献,唯求给前辈一个慰藉,给后人一个交代.当然,浙派语文历史发展的“深”与“流”,远远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说清楚的.笔者限于识见,要概观其全貌,不免以蠡测海,挂一漏万.所幸的是尚能看出其一脉承传,香火不断.在下身为浙江农村教师,在此只想敬以瓣香之诚,以感念乡土鞠育之恩.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