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招生制度60年嬗变

摘 要：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的变迁趋势是由集权走向分权,大体上经历了激进式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两个时期,呈现出制度断裂与演进交织并行的状态.计划经济色彩的体制、集权管理模式和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是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国情特征.同时,在适应性预期、协作效益和学习效应的合力作用下,行动者对既定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创新的契机是制度断裂的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临界点,这为当前深化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提供了路径选择.

关 键 词：研究生招生制度；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4-0070-06

收稿日期：2014-04-13

作者简介：谢静（1990-）,女,安徽芜湖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工程”的实施,研究生教育作为科研创新基地和高级人才培养主阵地受到更多的重视,继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亦备受关注.经过60年的风雨历程,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日臻完备,但不可否认,现行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对创新人才的选拔制度明显缺失.如何使具有创新潜质的可造之材在研究生招生环节脱颖而出,成为当前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从历史变迁的视角,对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和路径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其历史脉络,为深化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提供有益路径.

一、分析框架：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迄今为止,学术界不乏对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革的研究,其中两大主要路向是与历史制度主义齐头并进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组织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行动者的微观视角出发,检测设行动者为“理性人”,即每个行动者都具有自利性,都企图极大化其目标和偏好.故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创设是一种半契约过程,即相对平等和独立的行动者们自愿达成的一种纳什平衡[1]（P211）.这种研究路向倾向于从行动者的个人喜好、利益需求出发研究制度变迁.譬如,学者孟洁认为影响研究生招生制度供给的主要因素是主要利益人对制度创新的意愿、上层决策者的强制力、决策者的文化偏好等[2].尽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次将目光投向微观行动者在特定时空和环境下的利益偏好和选择,但对行动者在不同时期的选择彼此矛盾的现象,该理论却无法给予解释.

为了解释上述现象,研究者将目光由微观行动者转向宏观的制度背景,由此催生了组织学制度主义.组织学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受制于其所处的系统、环境和制度,即制度背景会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文化途径”是组织学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它认为行动过程的选择依赖于对形式的解释,而非完全的行动者追求最大化自利[1]（P211）.这种研究路向则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制度背景.譬如,杨绍志等学者就认为,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应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有利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拔[3]（P19-24）.然而,组织学制度主义在关注宏观制度背景的规范性作用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动者的创新能力和可能性的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试图折中上述两种观点,在宏观组织学制度主义和微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之间搭建一个中层制度的理论桥梁,即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换言之,兼容并蓄的历史制度主义,从中观层次着重探究制度背景、行动者的选择与制度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见,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寻找制度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因素,即制度的深层结构,并用这些基本要素解释特殊的、复杂的制度现象；第二,在普遍存在的基本因素与我们看到的特殊的制度现象之间,建立逻辑联系[4]（P62-75）.其中,路径依赖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检测设,它强调制度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的功能,使随后产生的制度变迁具有旧制度的某些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制度的深层结构、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这三方面入手,才能较为完整地阐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60年嬗变.故本研究的基本逻辑归纳成三方面：一是制度背后的深层结构探究.通过分析影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宏观因素,探究出制度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即政治经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二是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分析.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再生产不是突然断裂式的,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提高和转变的,那么原有的制度就发挥着重要的路径依赖作用；三是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历史制度主义借鉴生物学的“断裂平衡”概念,认为制度变迁经历了“平衡――不平衡――平衡”的阶段.

二、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历程描述

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产生于近代,它是在被动回应西方文明冲击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借鉴及其后多次的理念演化、体制转换而形成的[5].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嬗变的前30年遵循激进式变迁路径,呈现出断裂性的特点；后30年是渐进式变迁路径,呈现出试误性特点.

(一)激进式制度变迁（1949～1976年）

1.1949～1958年模仿苏联时期

开国之初,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对各级各类人才的迫切需求,再加之缺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设的经验,“以苏为师”成为振兴教育的一种必然选择.1950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第八条开宗明义提出“大学及专门学院为培养及提高师资,加强研究工作,经教育部批准,得设研究部或研究所,其规程另定之”[6]（P308）.随后,研究生培养单位自行负责研究生招生工作,且多仿照苏联采取学校保送优秀毕业生、审查批准的方式招收研究生.1951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出《1951年暑检测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标志着研究生招生工作向统一计划招生制度转轨.1953年,在全国统一高考取得成功的影响下,高等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规定由高等教育部统一制定每年招收研究生的培养计划.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制度转型根源于社会制度的转型,采取高度集权的统一招生制度,旨在短期内迅速培养新中国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人才.2.1959～1966年独立探索时期

尽管前一时期对苏联研究生教育的模仿奠定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但随后不久,苏联研究生教育模式在我国实践中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加之进入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破裂的政治现状,迫使我国研究生教育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1961年,伴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深入贯彻,《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应运而生,规定采取选拔或者选送、审查与入学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研究生.1963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该条例对研究生招生的报名条件、报名手续、考试和录取环节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基本模式的确立.此时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3.1966～1976年彻底中断时期

“文化大革命”伊始,历经了17年发展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毁于一旦,中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被迫中断了十余年.1967年,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废除研究生制度及研究生分配问题的报告》,认为“研究生教育是从西方和苏联抄袭的.这个制度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制度,甚至还保存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影响,与思想是完全违背的.为此,应立即废除现有研究生制度,并立即着手研究生分配工作”[3]（P19-24）.至此,我国研究生教育处于彻底中断状态,在发展中遭受巨大的路径障碍.

(二)渐进式制度变迁（1977～2008年）

1.1978～1985年全面复苏时期

1976年,“文化大革命”退出历史舞台,伴随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复苏,研究生教育迎来了发展的好时节.次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全面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并实行严格的国家统一组织考试、选拔制度.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行,规定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从根本上明确了学位工作的领导体制,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8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198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应切实贯彻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国重点高校进行推荐免试生的试点工作,推荐比例不超过应届毕业生的5%”[6]（P308）.自此,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逐渐走上了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道路.复苏时期,研究生教育在取得招生数量的跨越式发展后,也涌现了一些盲目扩大招生规模、招生与入学考试方法不完善、研究生实际能力培养重视不够等问题.

2.1986～1998年调整改革时期

80年代中后期,针对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教育委员会提出了“稳步发展,保证质量”的方针,此后,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改革与调整时期.1986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坚持按需招生,适当调整和控制研究生规模.同时,首次开展两段式考试改革的试点工作,将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单独考试作为全国统考的有益补充.90年代初,为适应多样的教育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关于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在改进国家招生计划的同时,学校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增加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和自筹经费招生的数量[7]（P161）.同时,为了迎合市场经济对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在同国际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接轨过程中,借鉴欧美学位制度的产物,开展了专业学位制度.毋庸置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在与国际的接轨中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可谓稳中求进.

3.1999～2008年内涵发展时期

1999年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成为研究生扩招后的应然要求.为了应对规模扩张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问题,我国在招生环节上,对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2002年,《教育部关于调整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的科目的通知》中要求：自2003年起,全国硕士生招生入学考试精简初试科目,着重考查考生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以利于考生在更广阔的学科领域选择专业,以及促进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人才培养.为了稳步推进初试改革,教育部2007年再次对初试科目进行调整,要求逐步按照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设置考试科目,提高命题质量.在简化初试的同时,加大复试的权重被提上日程.200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03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在加大复试权重的同时,也要加大差额复试的力度,以提高复试的有效性.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34所高校进行自定复试分数线的改革试点工作.总而言之,“简化初试、加大复试比重”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招生自主权.

纵观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的改革与演进,权力配置间的博弈贯穿始终：一是政府与研究生培养单位,二是计划与市场.政府与研究生培养单位间的权力配置呈现出集权――放权――集权――放权的变迁路径,并显现出研究生培养单位招生自主权不断加大的趋势.计划与市场间权力配置的博弈主要以80年代末为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提出根据市场所需招生的原则,允许培养单位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计划外招生,这就打破了建国初以来的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统一招生的规定.

三、理论解释：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

探寻研究生招生制度背后的深层结构即可发现影响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普遍性因素.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角度归纳出影响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三大宏观因素：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管理模式和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

1.计划经济体制

建国后,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反映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即研究生教育体制由国家严格控制,且采用行政手段分配教育资源.一方面,研究生招生和就业都严格由国家统一调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行政手段分配资源意味着研究生招生制度成了政府意志的彰显,抑制了培养单位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独揽研究生招生权利,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此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勃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政府通过赋予研究生培养单位更大的招生自主权,使其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越来越灵敏.此时,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主体逐渐由单一走向多样、封闭走向开放,逐渐形成了市场、政府、研究生培养单位三方联动的研究生招生制度.2.集权管理模式

建国后在“以苏为师”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建立了研究生教育体制的集权模式,表现为研究生教育的招生权、办学权和管理权统归政府.“自上而下”的集权管理模式使得研究生教育在初建时期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支撑,并取得了规模的显著增长.然而在规模增长的同时,集权管理模式的弊端浮出水面.由于政府难以对每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了如指掌,造成所制定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往往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1995年,《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国家在招生政策上要向研究生培养基地倾斜[7]（P161）.至此,政府通过向研究生培养单位下放招生权,使得研究生教育更加契合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3.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

我国传统的文化模式比较倾向于社会本位,直接造成了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中片面强调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取向,弱化了人的价值、个性的发展及其需要.我国研究生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旨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所需专门人才,而这种过分狭窄的专才教育使得培养出的研究生学术视野不开阔、人格素养不宽厚.世纪之交,在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初现兼顾个人理性的价值取向.2000年,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全国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上提出：“对研究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突出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8]等,无不折射出国家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对个体的关注.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将真正具有创新潜质的人才选拔出来,成为现阶段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关键.

制度变迁常常会出现一些无效率的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驻存的现象.针对这一制度现象,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路径依赖”检测设.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使得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9]（P170）.路径依赖的生成得益于增长回报的机理,即旧制度使得行动者通过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得到回报递增,故难以从初始条件中跳出来寻找新路径.

我国60年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源头是建国伊始的苏联模式――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模式：政府在研究生招生环节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社会则无足轻重.根据认知距离理论,研究生培养单位比政府更了解本区域经济社会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状况.然而,在制度惯性的使然下,直至今日,政府在研究生招生制度中的绝对地位仍不可撼动.本文拟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两大利益主体：政府和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视角来探究路径依赖的原由.

一是政府的理性选择.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部门是由一个个有自我利益的“经济人”组成的,故其行为具有“自利性”.政府通过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调整培养单位、社会和考生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获得支持以巩固其政治地位.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不可预期性,意味着政府对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处于一种不可控范围内,无疑将削弱政府对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宏观调控能力.此外,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共同构成一个制度的矩阵结构,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9]（P170）.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在我国运行已久,相应的管理制度已成写作,如评估制度、就业指导制度等.这些相互交错的制度间形成了自我强化效应,使得制度变迁成本不断上扬.正是基于上述适应性预期和协作效益,政府倾向于保持原有路径的锁定状态.

二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理性选择.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奠定了高校的办学主体地位,相应地,高校在研究生招生领域也应享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然而,在实践中,研究生培养单位却缺乏改革的动力：一方面,位于组织制度顶端的重点院校,往往是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试点单位,其一直享有较大的招生自主权.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此类重点高校对改革三缄其口.另一方面,位于组织制度中低层的普通院校,长期缺乏改革话语权,加之难有改革相应的条件和手段,对制度改革也是有心无力.反观现状,在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中,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即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现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框架下,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组织结构,并在历史进程中学会了“趋利避害”的生存发展,进而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9]（P170）.由于组织学习效应的使然,近年来要求进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声虽高,但实际践行的单位寥若晨星.

(三)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变迁

制度变迁综合了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以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作为一个连续系谱的两端,那么在两端中间有两大制度变迁类型：第一类是制度渐进,即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和制度转换；第二类是制度断裂,即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4]（P62-75）.反观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嬗变历程,制度断裂和制度渐进交织并行.

1.制度断裂：波动性与断裂性特征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断裂往往取决于两大因素：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效应[10].关键性支节点是制度变迁的催化剂,其既可能是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也可能仅仅是由某些微小细节偶然引起的制度断裂.阈值效应是指某一事件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就能引起效果,反映了量变和质变的累积过程.根据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效应推演出制度断裂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突变式断裂,即制度在外部冲击力的巨大作用下崩溃；一种是渐进式断裂,即制度在内部矛盾日积月累达到临界点时瓦解.突变式断裂先后两次登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舞台：第一次即新中国成立初,伴随政权的更迭,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苏联研究生招生制度全面取代民国时期模仿英美的招生制度；第二次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伴随高等教育系统的瘫痪,研究生教育工作处于全面断裂状态.随着研究生招生制度中集权和分权矛盾的积累,渐进式断裂在迈入新世纪后初见端倪,即首次大范围扩大招生自主权.一言以蔽之,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的临界点是研究生创新的契机.唯有及时把握契机,才能使研究生招生制度突破路径依赖的枷锁,获得质性改变.2.制度渐进：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

基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原有制度经验的有效性,制度渐进主张采取需求累积和阶段式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制度升级并向终极制度靠拢.制度渐进贯穿于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革的始末.1981年《关于进一步改进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对1951年确立的全国统一的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微调,将研究生招生计划分为国家计划和用人单位委托培养计划,安排一定比例的定向培养招生计划.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模式,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演进为政府调控、市场导向和高校自主相结合的制度模式.虽然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覆盖范围已有适当的收缩,但它却继续承担主导制度功能,而关于市场导向的制度仅仅对核心制度起着补充作用,即通过边缘制度创新来缓和原有制度矛盾.这种边缘制度创新,即制度置换[4]（P62-75）.

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嬗变历程进行细致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深受制度深层结构影响,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国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下,以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变迁[9]（P177）.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管理模式和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作为影响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深层结构,促成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成.其中,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制定和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统治者的理性设计；集权管理模式直接导致政府以行政命令和法律推行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则促使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以实现国家或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

第二,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创新的契机是制度断裂的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临界点.在现有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下,政府和研究生培养单位都缺乏突破旧制度堡垒的动力,故路径依赖成了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路障.打破路径依赖、实现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创新,必须以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临界点为突破口.而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正面临数量和质量失衡等矛盾冲突,这些内部冲突将在积攒后达到阈值临界点从而引发制度创新.

第三,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主体由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样.建国初,国家在研究生招生制度中享有唯一的话语权,而研究生培养单位处于一种被动无权状态.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地位的凸显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市场和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招生主体身份逐渐得到认可：市场在研究生招生资源配置中举足轻重；研究生培养单位也享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至此,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主体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封闭走向开放,逐渐建立起政府、市场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共同参与的研究生招生体系.

第四,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从工具价值取向走向人本价值取向.回顾我国60年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无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写作”、“培养又红又专的研究生”,还是“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人才”,都反映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关注于“工具”而非“人”.21世纪初,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价值取向逐渐兼顾人本价值,提倡研究生制度中简化初试以利于学生有更多元的学科选择、打造灵活的选拔机制以利于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等,即在强调选拔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同时,更注重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