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成就、难题与展望

摘 要：高等教育学在近30年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确立了稳定的学科地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集群,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力作,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但同时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如还缺乏一个公认的学科范式,为研究而研究现象还比较突出,研究者自我封闭现象还比较严重,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加剧.在未来,高等教育学只有通过更加开放的路线才能解决难题,具体策略是进一步推进高教研究走向多元化、个性化和微观化,并通过加强规范化来促进学术共同体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学走向新的繁荣.

关 键 词：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学科范式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81（2013）02-0001-07

一、高等教育学发展的主要成就

高等教育学的进展状况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学科地位获得如何,二是研究群体成长状况如何,三是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如何,四是有无特别活跃学者个体.

(一)获得了稳定的学科地位

学科地位的获得是一个学科能否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也不例外.如果不能获得学科地位的话就很难获得合法性地位,从而就很难获得体制内一系列资源的支持,同时也影响到体制外资源的获得,这是中国社会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所以,取得学科地位是一门学问获得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非常幸运的是,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高等教育学不仅成功地获得了自己的学科地位,而且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这一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与以潘懋元为首的一批高等教育学者开拓努力分不开的［1］,另一方面也与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三十年来不断蓬勃发展的局势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呼唤高等教育研究迅速成长,高教研究主动地反映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则促进了自身的壮大,因此,高等教育学科地位的获得是高等教育研究与高教改革实践结合的结果［2］.

可以说,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高等教育研究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从根本上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最显著的标志是不仅获得了高等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的独立授权,而且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训练高级研究人员.目前高等教育学科硕士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百家.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已经上升到二十多家（有研究者对2006年的数字进行统计,当时的硕士学位点已经93家,博士点16家,考虑到2011年一批师范大学具有一级教育学博士点授权,其中多设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者,估计超过20家.）,每年在学的硕博士研究生数量愈两千人,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培养基地［3］.

另一方面,高教研究者仍然不满足于目前的学科地位状况,正在向更高的学科目标努力［4］.虽然这一目标看似遥远,但并非不可能实现.

(二)形成了庞大的学科队伍集群

高等教育研究队伍规模也是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状况的重要现实指标.我们知道,没有相当的研究队伍,许多研究就难以展开,也难以形成一个研究声势.高等教育研究所涉及内容非常广阔,可以说涉及每个高校的具体学科教学,涉及每个高校的管理实务,涉及高等教育的体系、类型和层次划分,还涉及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比较借鉴,此外还涉及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资料整理等［5］,如果没有充足的研究队伍,这些研究工作就难以展开.

目前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高教研究的专业队伍规模不小.在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还有一个数目更为庞大的业余研究者群体,他们一方面在从事高教具体实务工作,另一方面也在从事高教研究和思考,并且他们经常把他们的思考结果付诸行动,从而有力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成为高教研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高教研究从两个战线同时进行,一是在学科的旗帜下进行专门的研究,另一是在实践中反思并指导实践的进行,两支队伍相互呼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动活泼局面.特别是业余研究队伍的存在,他们能够把高教实践中第一线的问题直接揭示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了高等教育研究边界和扩大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力.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把多学科的和多元的思维方式带到了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来,从而使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一种多学科、多元互动的发展局面,这为高教研究学术思想的创新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不难看到,高教研究队伍发展的总体态势是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即从事专门高教研究的队伍在努力地通过具体的高教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而实践部门的业余研究者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从而两支研究队伍都在朝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交相辉映的高教研究发展局面.

(三)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高教研究成果是衡量高教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尺.因为高教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就是通过这些成果被社会所认识的,特别是获得学术界承认的,如果没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的出现就难以获得充分的社会重视.

在近30余年的高教研究中出现了大批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的力作,这些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能够代表高教学科发展水平和高教发展的方向.此外,伴随一批优秀的高教研究期刊出现,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的优秀成果也脱颖而出,这些成果及时地反映了高教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揭示了高教研究的进展状况,从而在高教学科建设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些代表性著作中,首先当数潘懋元先生的著作,他的著作奠定了高教学科的发展基调.其次是薛天祥先生的著作,他在高教学科走向理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此外就是《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和《复旦教育论坛》等一批高教研究刊物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连接专业研究者与业余研究者、学术与政治、大学与社会的重要渠道.

毋庸置疑,学术界是通过高教研究的声音来判定高教研究进展状况的,没有这些高教研究声音的显示,高教学科地位的影响力就难以显示出来.（四）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

学术精英出现在学科发展中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学术精英的创造力更强,他们不断有新思想出现,从而很容易获得社会的关注,他们取得的成果也更令人瞩目,他们常常能够代表一个学科的发展活力.

在高教研究中出现了一批大家公认的学科领袖［7］,他们分布在各个高校,成为高教研究的学科带头人.在这些带头人中不仅有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也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还有一批学术新锐.但无论是年长的学术权威,还是年轻的学术新锐,他们都活跃在高教研究舞台上,积极地推进高教研究进行深层次的问题探索,成为高教研究中的牛虻,为高教研究走向深入做出重大贡献.

我们知道,任何学科发展都必须有自己的领军人物,这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是否具有活力的根本标志.一切事业的成就都依赖于人,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发挥,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

毋庸置疑,在这些成绩取得的背后,高教学会组织和高教学术期刊等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成为培养学术精英成长的摇篮,也是发挥高教研究影响力的重要阵地.

二、高等教育学面对的主要难题

任何学科发展都必然会面临一些难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一个学科在走向成熟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正视这些问题有助于学科在今后更好地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更有利于学科进步.

在当前,高教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所谓学科范式,就是指一个学科对其基本价值、研究方法和研究典范的确认.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定位,这种价值取向直接规定了学科的发展走向［8］.显然,理论定向的学科与应用定向的学科走向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价值定位也对研究方法具有规范作用,但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取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两方面,不单纯由研究目的决定.学科研究典范则是指划分学科发展阶段的著作,该著作中阐明了学科的价值观和研究方法旨趣并对研究领域进行了规划.可以说,学科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确立自己的学科范式阶段,这个确立过程是靠学术共同体内部自觉认同形成的.

对于高等教育学而言,缺乏公认的学科范式是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任何学科发展都应有一个公认的学科范式,因为这是学科内部相互认同的基础,因此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一般而言,在学科发展初期,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因为实践中提出了一些亟待解答的问题,那么就必须优先地回答这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常常具有试误性,因为还缺乏比较确定的研究方法.但随着研究活动的积累,一门学问应该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方法论,并出现系统阐述本门学问价值、方法和基本问题的典范著作,从而回应大批高教研究问题出现的需求.所以,在学科初创阶段一般都没有明确的学科范式,而当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需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范式,从而成为学科的共同知识基础和学术族群的象征.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这种典范性著作.

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独立开展研究的历史还比较短,充其量也就是30多年的历史,而且研究环境比较复杂,所受到的制约因素比较多,从而建立独立的研究范式比较困难.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还不长,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政治环境影响比较大,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大学传统,从而高等教育发展独特的运行规律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这样的话,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容易由外在的影响因素改变自己,从而缺乏对自己独特性的坚持,那么,高等教育学者也不可能脱离这种现实环境而直接获得关于高等教育活动的透彻的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展,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矛盾得到了更深入地揭示,从而提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重大命题［9］.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随着对现代大学制度探究的深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特征也将逐渐地被揭示出来,这对于寻找独立的高等教育学学科范式而言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不同的研究动机将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如果研究者是出于对纯知识的探求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努力揭示高等教育活动内在的深层的原因及高等教育活动的规律,如果他们仅把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作为一种谋生工具的话,那结果是很堪忧的.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主体仍然是作为一种职业群体而存在,即研究者主要是出于为生计的目的而非为了探索知识的目的.这一状况的存在与广泛兴起的量化管理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使人们的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考核的要求,从而个体探究兴趣就大受抑制,如此学术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浮躁和功利的气息.此时研究目的既不是为了知识本身,也不是为了实践问题的解决,而仅仅是为了发表和获得经费,这种状况当然是堪忧的,这种学术风气已经脱离了高教学科开拓者所奠定的学术路线了.

从根本上说,学问状态是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展示,因为它展示了个体的生存状况,对于学者个体而言也是不自觉的选择.但无论如何,谋生需求不能成为唯一追求,对于学术共同体而言尤其如此,毕竟社会发展状况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存阶段,从而应该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换言之,高等教育研究者也应该拥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自己本体生命的追求.

不可否认,从谋生需求向志业转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这与学术环境的改善联系在一起,如果浮躁的学术氛围不能得到治理的话,这一转变就显得非常困难.

(三)研究者相互封闭的现象还非常突出

目前社会科学已经变成了一个开放的领域［10］,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必须走向开放,只有开放才能使研究视阈得到更大的扩展,才能促进研究问题的深化,也才有可能出现创造性的成果,否则研究很难获得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的开放需要每个研究者的努力,也即每个研究者都应该具有开放的视野,通过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繁荣,促进学术共同体建设,促进学科研究范式的形成.但目前高教研究状态主体是一种小农式、个体作坊式的研究,研究者之间相互封闭现象仍然是中国学术界生存的基本形态,因为每个研究者都无法打破各自利益的局限,他们都需要在各自的生态系统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从而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利益诉求.这是一种网格化生存的典型表现：人们局限在自己的网格中并安于自己的网格,似乎都意识到走出网格是危险的.在这里网格就代表体制的庇护.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自我封闭起来是社会进入风险时代的显著特征,在现时代,个体话语越来越不具有保密性,个体的私密空间正在遭受侵犯,于是人们就刻意地呵护这一空间,而在这一维护过程中,人们难免会出现防卫过当的情况.但从文化根源上讲,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这种社会关系不利于人们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所以就形成了一种保守型的国民性格；从个体而言,每个人的性格总体上是倾向于缄默型的,目的在于自我保护,因为人们害怕多言招祸,故而对于许多问题上不发表自己的言论,只是在自己感觉没有安全威胁的时候才会公开自己的立场,然而这一情势就使科学发现的时间大大推迟了,因为缺乏了一个讨论问题的适宜环境.

从现实的角度说,形成这一局面是因为大家都处于相互竞争的体系中的缘故,因为当前的考核机制是以评估个人为中心的,这也是造成大家相互封闭的主要原因.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也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机制有关,因为目前高等教育发展仍然是处于量的扩张阶段,还没有过渡到以质量为主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所呈现的是个体劳动的机械总和,而不是一个整体劳动综合.

(四)研究行为受特殊利益集团影响普遍化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的高等教育研究,它不可能不受到价值立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影响具有不可祛除性.然而如果研究者在高等教育研究之前就已经预设了价值立场则是非常可怕的,如此,高等教育研究就是在为特定的利益集团进行辩护.毋庸置疑,这样的研究结论自然是不可靠的.

目前,随着市场化因素影响越来越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怎么写作的倾向,这些研究者站在貌似公正的立场上,其实是在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怎么写作.客观地说,这种情况出现与高教研究者生存样态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高教研究很难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地位,必然与所属的部门之间建立一种依从关系.而在主观上讲,这种情况也是部分高教研究者学术信念不坚定的结果,这表明高教学人还很难自觉地处理知识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自觉把自己纳入了一定的利益阵营.特别是在市场因素对高教研究影响越来越大情况下,利益关涉问题则显得越发突出了.因为在某种研究范式主导下,研究者可能名利双收,否则就可能道路艰辛.高等教育研究能否站在一个超越的立场上就变成一个潜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影响重大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如果这种利益因素影响持续加大的话,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知识共同体的信誉.所以,在高等教育本身越来越接近市场的时候,高教研究是否能够独立于市场就变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高教研究中不可避免会遭遇多元价值涉入,如所属集团的利益,所属部门的利益,个人独特的利益,还有知识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背后都涉及价值观的较量.高等教育研究者能否以知识价值为主导来统合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值得讨论.我们知道,如果研究者不能保持公正的研究立场的话,那么高等教育研究的结论是否具有科学价值就值得质疑.高教研究该将哪一个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学术共同体命运,还是个人的私利,或是所在单位的利益,或服从某个上级的意志?

在目前,虽然实证主义研究方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实证研究范式的本质却正在被颠覆,因为研究过程受到了价值的严重干扰,研究者无法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所以,“高教研究”究竟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已经成为一个实在的问题.或者说高等教育研究是否提供一种独特知识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三、高等教育学发展的未来展望

面对高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高教研究群体内部也在寻找解决的策略.可以肯定,有些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甚至还会继续恶化,但有的问题则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高教研究中的问题解决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与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也与社会发展环境之间具有相应的连带关系,试图单纯从高教研究内部进行解决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总体形势下,高教研究必然要呈现出以下4种主要趋势.

(一)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多元化趋势强劲［11］

这一发展趋势是与高教研究没有公认的学科范式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在没有公认的学科范式状态下,似乎每一种研究方式都是合理的,从而也不会遭到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尚未走向成熟的学科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将各种研究范式的潜力发挥到极致［12］,从而有利于各种范式之间自由竞争并在竞争中形成主导性优势研究范式.

显然这种设想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自由竞争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各种研究范式依附于不同的研究团体,他们处于不同的利益格局中,这种利益关涉使他们不会带着公正客观的心理来客观地对待不同的研究范式.不管怎样,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成熟则是大势所趋,他们都会为自己的价值偏好提供充分的理由,而这成为研究价值追求多元化的动力.显而易见,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信仰,都相信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是正确的,从而也会极力为之辩护的.毫无疑问,这种信仰都是自身对命运的回答,虽然未必是对自己超越命运的回答.

高教研究的多元化趋向还表现在研究取向上的多元性上,因为在变化剧烈的时代,传统的由某一单一因素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已经不存在了,社会发展变化往往取决于复杂因素的综合.所以,现在人们很难再产生对某一事件的共同认识,从而也不会出现什么公认的重大事件,因为人们意识到,所谓的重要事件仅仅是对某个群体而言或从某个角度而言.换言之,在现时代,绝对的东西已经失去魅力,过去宣称对世界有机统一体的影像逐渐转变为世界的无机化或碎片化的感觉.高教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世界的精彩来.因为世界本来就不是平面的,多元的立体的世界更能够反映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复杂性也是从立体多元中反映出来.往往是各种元素复杂地交错在一起的,是很难取舍的,从而有一种含混的感觉.

多元化给人们的方法论启示是,视角主义研究方式则越来越具有市场［13］,但同时人们也希望在某一主导的研究范式下形成一种多元的趋势,而不是互不统属的多元.这看似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

(二)高等教育研究个性化趋势将更加突出［12］

个性化趋势是研究者主体意识成熟的标志,即人们通过研究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独特看法和价值吁求.这意味着,人们并不愿意无条件地把自己归属于某一价值立场,而是要反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不断深化的观点,希望由此揭示一个理想的世界面貌.

具体而言,个性化表现为研究者所反映的是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代表了自己价值立场.不仅如此,研究者希望用自己的直接感触反映对世界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论证工具.这也表明,人们的学科立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学科立场越来越走向开放.

客观地说,每个人其实都是一种情绪的动物,但同时每个人都在梳理自己的情绪,试图使自己归于理性的主宰.但人们又不希望由一个固定的范本束缚自己,都希望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希望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所有这些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有超越了这一层限制,个体才能走向更广大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世界中,都在对付一些生活中的细碎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生命的主体,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完全独处的时候才能思考更宏观的事情.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时代,周围事物变化太快,每个人都忙于周遭发生的一切,心灵很难宁静下来.当每个人思想忙于应付周围的事件的时候,所关注的其实都是个体的成长,这就是个性化的实质.

可以说,个性化所反映的是真实世界的直接呈现方式,人们更愿意用当下的生活方式来解释未来,而不是用遥远的理想来解释当下生活,这样世界就充满一种建构主义特征［13］.这促使高教研究的思维方式转变,促使我们从理论的天空降落到现实世界中来.事实也如此,当理论能够反映人们的价值需求的时候,理论自身也就成功了.当然这时个体不再是某一个体,而是普遍的个体,是一种超越的个体.所以说个性化也是一种出路.

个性化反映的也是人们的生活状态的转变.传统研究把自身限于对理想的追求状态中,而今天的研究则越来越显示的生命个体对生存状况的反思体验中.这也是生活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高等教育研究微观化趋势明显

与多元化、个性化趋势相伴随的是研究对象的微观化.过去人们陷于对理论体系的着迷状态中,试图摆脱现实生活的局限而去思索超越的未来.而现实中这种思索方式对个体潜能产生了抑制作用,也导致了个体生活不幸福的体验.当人们放弃了远大理想寄托时候,就能够产生一种自我解放的效应.而关注日常生活情境则提供了这种转变的时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传统上不显示力量的微观个体一下子变成了关注的焦点,这种转变是突变式的,从而人们的反应也是措手不及,尽管人们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指后现写作技巧论的影响.后现代去中心化思想已经暗示人们注意那些过去被掩蔽的现象.,而事实的变化却比人们预想的更快更猛烈,从而人们的思想并未真正准备好.面对这一转变,高教研究的理论准备还很不成熟,这直接导致了研究范式的更替,因为传统研究范式在此是缺乏解释力的.而新范式的建立则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而在人们适应这一新形势过程中,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自我生活状态的反思,而思考的结果必然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背离.这一特征也表明,高教研究总体上开始对宏大叙事背叛,从而开始从对理论和对整体的关注转向对行为和对局部的关注［8］.

微观化的实质是,传统上被视为研究对象的东西在今天就不能想当然地被作为被动的客体对待,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把他们作为研究的主体对待,换言之,研究者不能用自己的声音代表他们的声音,必须隐去自己的声音而彰显研究对象的声音.而这越发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发言,而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研究对象的意志.于是,传统的主客分野在这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甚至是根本就不存在了.

如上所述,这种变化客观地与高等教育规模巨型化联系在一起.在高等教育规模巨型化之后,每个人被分割在一个微观的局部,但同时又都蕴藏了一种无意识的能量,如果不时时加以关注的话就可能转变成一种难以控制的力量,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从研究者的视野看,确实很难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生存局限的视野,这客观地决定了每个人只能专注局部的细小的事物,逐渐对整体的和抽象的事物产生游离状态.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种必然,因为学科发展的逻辑是先分化后综合,没有内部分化过程也很难产生一种高层次的综合.

从另一个角度说,微观化是走向精细化的前奏,这要求我们克服传统的粗略的看问题的方式,要求我们关注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在这种新的研究视野下,只有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深层互动才可能整合出新的高等教育活动形象,唯此时对高等教育认识才是深刻的,才能超出传统认识的局限并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知识范式.

(四)高等教育研究规范化吁求急迫

客观地说,高等教育研究越是走向多元化、个性化和微观化,则越需要研究者具有明确的规范意识,并通过对规范的遵循使研究过程具有自明性,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否则研究结果就难以获得认同,那么研究者自身的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14］.所以,规范化不仅是建设学术共同体的需要,同样也是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基础上获得自我认同并获得价值体验,如果失去社会承认,自我价值就是孤独的.那么,对学术共同体规范的遵守就是自我价值显示的一个途径.传统的封闭式研究往往缺乏规范意识,个体所借助的是一些外在体制保护,而非来自共同体规范的保护.而当研究叙事多元化之后,传统的体制就失去庇护效应,那么就需要由一个新的学术规范来补充,否则个体话语将失去效力.自然而然,这个新的学术规范必须具有广泛的约束力和解释力,能够作为学术界共识,否则就难以承担这一使命.学术规范的建设一般是从方法意识开始的,这应该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学术.

研究方法一般是作为学术规范的执行载体出现的,因为方法规范了学术过程要求,代表了学术界的共同价值追求.研究方法也是作为交往媒介出现的,人们通过它来审判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从而也决定了对其研究结论和研究过程的接纳程度.由此可知,如果研究者没有自己的方法论立场的话,就很难使自己的研究方法明确,也很难使人判定他的研究是否符合公认的科学原则.因此,研究方法是学术共同体相互认同的基础.

必须指出,目前高教研究界对方法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满足于个体的经验认识,还没有自觉地上升到站在学术共同体高度来审判自我的立场.换言之,人们还满足于一种自说自话状态,倾向于自我封闭,倾向于听命于能够带来直接功利的行政判定,而不怎么服膺学术共同体的意志.这种状况虽然是学术处于依附状态的显现,但同时也是学术自觉意识淡薄的折射.为此,我们特别呼吁高等教育学科方法论的建设.

客观地说,高教研究已经成为多学科的场域［15］,但并没有形成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仅仅成为多学科的殖民地,而没有成为多学科的共同生长点,仅仅是成为多学科渗透的平台,而没有成为多学科活动的组织者或主体.长此以往,教育学者就很可能会忘记自己学科的发展使命,也不会去努力探寻学科独立发展的方法和途径［16］.只有当高教研究形成了自己明确的学科规范的时候,它才能成为多学科活动的组织者,它的独立主体地位才能够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