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教育思想

摘 要：东汉著名教育家王充,提倡胎教之法,重视人的天资禀赋、父母遗传、社会遭遇等成长因素,崇尚变善之教,认为人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的教育环境.王充的这些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关 键 词：王充教育思想《论衡》

王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他六岁开始识字,八岁出入于学堂.青年时期到京都学习,拜扶风班彪为师.常游洛阳书市,一见所卖之书,辄能记诵.后来回到故里,一面聚徒讲学,一面著书立说.王充“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于户牖墙壁各置刀笔,以便随时著述.其主要著作有《讥俗》、《节义》、《政论》、《论衡》、《养生》等,他的教育思想与学说,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

一、提倡胎教之法

王充《论衡·命义篇》提出人有“三性”之说：“有正,有随,有遭.正者,禀五常之性也；随者,随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恶物象之故也.”首先告诉大家,把握人生的正确发展方向,其前提条件是禀持仁、义、礼、智、信等品性.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地将自己培养锻炼成五种品性俱备的优秀人才.其次说明,父母的基因是要遗传给子女的.希望所有为人父母者,为了子孙后代健康成长之大计,一定要对自己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如一言一行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符合家庭教育要求等.再次警告人们,不能被名利等所诱惑,不能接触丑恶的环境、沾染不良习俗.从正面说来,每个人都有营造良好社会教育环境的责任.

王充提出“三性”之说,与下文提出“胎教之法”联系紧密.所谓人应“禀五常之性”,说穿了就是胎儿就应该“禀五常之性”；所谓“随父母之性”,更是直接要求父母应该遗传给胎儿以良好的脾气、禀性；所谓禁止“遭得恶物象”,就是要求为胎儿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总而言之,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要懂得“三性”之说,宣传或做好胎教工作.

胎教工作应该注意什么事项?《论衡·命义篇》指出：“喑聋跛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所揭示的事实是：一些孩子天生残疾,或是哑巴、或是聋子、或是瘸子、或是瞎子,其原因在于之时元气受损,或成胎之时残缺,出生之后,与正常的孩子相比,显得生性疯癫.言外之意：胎教的最基础环节,即应该注意的事项是：保证孕妇元气旺盛,胎儿不受损伤,要让孕妇尤其胎儿接受良好教育环境的影响.

《论衡·命义篇》举出例证：“羊舌食我（杨食我）初生之时,声似豺狼,长大性恶,被祸而死.在母身时,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类是也.”原来,晋平公强迫叔向娶夏姬的女儿为妻,生子杨食我.杨食我刚出生,叔向之母前来探望.走到堂前,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原路返回.她说：“是豺狼之声啊!狼子野心,不是这个孩子,将来就没有毁掉羊舌氏家族的人了.”后来,杨食我陷入晋国大夫祁盈的家庭纠纷,其纠纷又演变为朝廷君臣之间的争斗.最终,晋顷公灭掉祁盈、杨食我两大家族.其中,叔向之母根据婴儿哭声,便判断其有狼子野心,显然是一种偏见.当初,她就极力反对儿子娶夏姬之女为妻.其实,杨食我毁掉羊舌氏家族,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无德无行,助纣为虐,外在因素是晋顷公、祁盈的残暴不仁.然而,王充的妙在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强调杨食我“在母身时”,母亲的恶劣品性就遗传给他.还从其父叔向是晋国开明的政治家、杨食我却大逆不道的角度观察,指出杨食我类似贤君尧、舜的不肖之子丹朱、商均.王充追究的深层缘由是：杨食我之所以无德,在于其母夏姬之女无德,甚至夏姬之女无德,又在于夏姬无德.夏姬何许人也?她同时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君臣通奸,导致一系列恶果：其子夏征舒箭杀陈灵公,楚庄王趁机吞并陈国、在栗门之外车裂夏征舒、孔宁与仪行父逃亡楚国.后来她嫁给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餂之战,她便与其子黑要通奸.最终申公诬臣与她定计,双双潜入晋国.传统观念认为：夏姬是典型的荒淫无度、败坏人伦的女人.王充以史实为据,谆谆告诫人们：以夏姬的恶劣行品遗传给女儿,再传给外孙杨食我为反面教材,不能把自己的恶劣品行遗传给下一代,必须努力培养高尚的情操.客观上激励前辈为晚辈、教育者为受教育者做出样板,永远遵循正确的人生轨道.

《论衡·命义篇》推出胎教之法：“故《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王充认为,《礼记》等典籍提出的胎教之法,是值得提倡的,人们必须重视周围环境对胎儿的影响,也必须注意生活细节,从一点一滴做起.只有这样,胎儿才能正常发育,为其人生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

随后,该文将胎教与后天教育两者结合起来论述,从中显示两者的密切联系：“及长,置以贤师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贤不肖在此时矣.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素女对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可怜天下父母心,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品学兼优,成为栋梁之材.王充抓住所有父母的这种心理,给他们指出使子女成材的正确方向,那便是拜良师,学习君臣父子之道.现在看来,就是让子女跟优秀教师学做学问之道、做人之道.

二、主张强化人的变善之教

人出生之后,相继进入童年、少年、青年时期,这是人们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针对这一阶段,《论衡·率性篇》重点提出变善之教的战略,也就是强化人的思想转化工作.首先断言：人分善恶,然后指出,通过多种教育方式,一些恶人可以使之变善,接着引出名言：“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依据名言,《论衡·率性篇》继续运用比喻说法,把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孩子比喻为练丝,说他的品性或善或恶,是经过一个循序渐进地受环境感化的过程的.其间,恰如用蓝、丹等染料染练丝、使之或变青或变赤那样,一旦变成青色或赤色,也就成为练丝的真正颜色,与它的本色也就毫无二致.同样,这个孩子受到环境感化,其本质属性也就确立下来：“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无异.”其中包含的事实及重要观点是：青少年的性格是单纯、天真的,他们进入最容易接受教育的人生阶段.全社会为他们营造什么样的环境、施加怎样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这决定着他们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大问题.这就要求每个家庭、每位家长、每个学校、每位教育工作者都要针对青少年可塑性强的特点,以正面引导为主,以批评教育为辅,尤其要把一些正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观望者,及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争取使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健康成长,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主力军.从反面说,一些青少年本来完全可以成为善良的人,然而,或者家庭抛弃之,家长给予的是负面影响,或者置身于肮脏的环境之中,沾染上不良的社会习俗,他们变成品行不端的人.正因如此,《论衡·率性篇》提到两位古人的深刻反思：“是故杨子哭歧道,墨子哭练丝也.”并结合荀子《劝学》的说法指出：“蓬生麻间,不扶而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运用生动的比喻,提示两方面事实：青少年既可由善变恶,又可由恶变善.暗含的结论仍然是：教育工作的成败,决定着青少年的善恶.

《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是说,不学而能的七种性情,全然是天生的.与之相对,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又全然是后天的.往往引起大家争论的问题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因素,是先天的性情,还是后天的教育?王充认为是后者.他在《论衡·率性篇》举出正面例证：“王良登车,马不罢驽；尧舜为政,民无狂愚.”先以善御者王良能使马不疲惫、不驽钝之事为喻,再过渡到尧、舜善于施政,百姓安分守己的事实.其中不但包含着后天教育起决定作用的结论,而且暗示：当政者引导百姓走什么路、做什么人,关乎国家的命运.他又举出正反两方面事实：“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十分清楚,都是同样的百姓,然而“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两相对比,包含的结论同样是：后天教育决定一切.当然,从中提出一条重要原则：当政者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否则,无法教育好百姓,无法治理好国家.推此以论,每位教师要做到身教重于言教,一举一动都值得学生取法.论述至此,《论衡·率性篇》推出中心论点：“竟在化不在性也.”即最终是后天的教育而不是先天的性情,决定一个人的善恶.我们从中得到启发,即所谓变善之教,必须注重舆论导向,宣传英雄模范人物事迹,抓好典型,以先进带动后进.《论衡·率性篇》继续指出：“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而鄙夫宽.徒闻风名,犹或变节,况亲接形,而相敦告乎!”依据史料,伯夷、叔齐是“谦让”的典型,他们纷纷让出孤竹国君之位.又是坚持原则与勇于牺牲的典型,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柳下惠是有操行男子的典型,他与一女共坐一夜,未曾.针对这些典型人物,王充揭示宣传其事迹所达到的效果,那便是使一些人由恶变善,或者说使之改变气节.然而,他仅仅是以这种效果为铺垫,重点在于突出另外的效果：朝夕相处,耳提面命地施加教育,更能使一些人迅速由恶变善.这样便重新强调了中心论点：后天教育决定人的善恶.

三、主张推行终身学习制度

王充认为,人们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不论成胎之时、出生之后,也不论童年、少年、青年还是中年、壮年、老年,人生各个阶段都要接受教育,也就是学习.在《论衡·知量篇》里,他反复论述学习的重要性与不学的危害性.在他看来,人的本质特点就是学习,学习必须伴随终生,必须活到老,学到老.《论衡·知量篇》指出：“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虽欲勿用,贤君岂舍诸?”以宝器的加工过程为喻,说明通过学习的方式,才能获得或拥有一切.更在于说明：经过学习,变成实用性人才,这样的人才,贤明君主不舍弃,必定大有用武之地.

《论衡·知量篇》举例说：“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孙武、阖庐是实用性的军事人才,只要通晓或学习他们的兵法,并灵活地运用之,就能以战则胜.其中暗含的结论是：学习,是胜任本职工作的基石,是可以接受任何挑战的法宝.《论衡·知量篇》又从反面指出：“不晓什伯（十百）之阵,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即不懂千变万化的作战阵容,不懂战略战术,派这样的人指挥战斗,必然导致全军覆没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由不学军事理论造成的,是由不学无术造成的.

《论衡·知量篇》推出反面比喻：“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所喻之意是：不学习,百无一用.该文推出的正面比喻是：“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

四、提出学以致用的原则,推崇求实创新型人才

王充在《论衡·超奇篇》里提出,人分五等：俗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并说明等级：“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庸俗之人如何?《论衡·别通篇》说：“无篇章之业,不知是非,其为闭暗甚矣!此则土木之人,耳目俱足,无闻见也.”其本质特点就是愚昧无知,其原因在于没有接受教育.其他四等人的本质特点,《论衡·超奇篇》均作出解释：“能说一经者为儒生.”现在看来,儒生只能讲解一门专业知识,低劣者照本宣科,优秀者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通人不仅仅“胸中怀百家之言”,而且“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这就是说,通人的标准是：能把学到的广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能解决实际问题.“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文人一方面博观而约取,经典著作的养料,另一方面厚积而薄发,创作出应用性的公文等,在实践中表现出杰出的才干.“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所谓“精思”,指精思独悟,具备创新性思维.所谓“著文”,指著书立说,有重大发明创造,类似今天最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论衡·别通篇》说,鸿儒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顶尖人才.

五、称赞学与问结合的方法

王充在提出终身学习论的同时,倡导学与问结合的方法.在他看来,学习本身就包含学与问两个方面.他在《论衡·实知篇》里指出：“以今论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虽大无难；不可知之事,厉心学问,虽小无易.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王充认为,可知之事,只要开动脑筋就能认识它.不可知之事,包括未知之事或难题,要靠学与问它.借助学与问,能够做到“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论衡·实知篇》说得好：“以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岁之后,无以异也.追观上古,探察来世.”这就要求莘莘学子,既学又问,闻一知二,举一反三,发现并掌握某些客观规律.王充在这里虽然断然否定了“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论调,从反面强调了“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的观点,但是随后又从正反两方面重申：“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由此可见,王充的基本教育理念是：教育工作的核心,在于引导受教育者学好学与问的方法,形成学与问的习惯.

《论衡·实知篇》最后指出：“故夫难知之事,学问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能晓也.”即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有些事物,人们是无法靠学与问而认识的.事实正是如此,就拿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来说,就存在着人们永远也认识不了的事物.无疑,王充既反对先知先觉论,又反对一切皆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