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卢梭的理性主义

摘 要：卢梭的思想以复杂性著称,康德多次说卢梭为影响自己最有力的人物,通过分析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及其晚期论著中的道德哲学建构,论证了康德在理性主义决定论方面与卢梭一脉相承之处,从而指明作为自然主义者的卢梭,也深深具有某种理性主义的思想维度.

关 键 词：卢梭；康德；道德；理性

中图分类号：B51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44-02

在卢梭诞生三百周年之际,学术界关于卢梭思想面貌的争论依然沸沸扬扬,卢梭到底是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个集权主义者?在启蒙理性展开的历史中,卢梭的自然主义如何与理性发展出一种既紧张又互通的现代性思想结构?康德说：“卢梭是指引我的第一人,对我思想的基本倾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两位哲学家的讨论基点和理论品质看起来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反而成为卢梭思想传承史中含混的一章,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构造方式,厘清卢梭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及其影响.

首先,我们分析《实践理性批判》的论证关键.康德非常在意批判哲学的“建筑术”：“哲学家不是一个理性艺人,而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1]613《纯粹理性批判》提出的建筑法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美轮美奂的对称性贯彻,自由成为这座理论体系的拱顶石.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实践理性批判》的首要创建是意志自由和道德律具有一种“亚同一性”（sub-identity）.之所以称为“亚同一性”,是因为康德论证,在逻辑上,有意志自由才有道德律；在认识上,却是因为我们知道道德律的存在,才认识到有意志自由[2]2.可见,两者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在纯粹实践理性之中,它们不是一个东西却胜似一个东西——康德在纯粹实践理性的第四条定理中规定：道德法则必须是自律的（Autonomie）,而不能是他律的、不能是为道德以外之目的而成立的,这是自由意志自己为自己立法,自由即是自律；自由给自身立法得到的必然是道德法则.但是亨利·西季威克明确指出把自由意志并非必然等同于向善的道德法则[3],我们如果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自由即自律这一定理,马上就会发现这个定理成立的基础即是因果决定论.在非决定论的背景下,根本不存在自律或他律,道德责任无从谈起；在多因素决定论下,道德责任不一定和各因素的“权重”成正比,因为多因素决定论中的诸因素不可以化约为比例权重.可见,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原则和康德在认识论中尊崇的必然性法则一样,都无法摆脱对机械决定论的依赖.巧合的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当卢梭批评格劳秀斯等人的自然法思想时,卢梭极力否定实证法,似乎要建立要把“应然”推为最高的原则,把自由论述为自然权利乃至自然正当[4]5-18.但是自由作为一个范畴,不过是一种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可是卢梭把它论证为一项天赋权利,宛如康德把自由论证为道德法则,他们在道德王国行使的逻辑实际上来源于理性,这种理性和当时盛行的自然科学机械因果论是严密相连的.卢梭作为一位自然主义者,却不能摆脱理性的控制,这一点很早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20世纪30年代,吉尔松在法兰西学院向卡西勒提问时即特别强调卢梭与孔迪亚克的关系.后来,更多学者注意到卢梭的公意说和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普遍性原理是一脉相承的,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性的运用.所以,通过观察康德,我们可以发现卢梭的自然主义是有限度的.

恩斯特·卡西勒（ErnestCassirer,又译卡西尔）在1932年发表文章,试图解决“卢梭问题”.所谓“卢梭问题”,一言以蔽之,即是卢梭著作的复杂性.卡西勒本着新康德主义人学的立场,用康德的学说把卢梭的各种观点整理成体系.卡西勒讲：“唯有一人正确理解了卢梭思想世界的内在融贯.正是在这一点上,只有康德成为钦佩卢梭的门徒.”[5]48康德给予卡西勒理解卢梭的深刻提示：卢梭同时强调自由与“法”,其融贯性恰恰在于康德看到卢梭在人性领域解决了神义论问题,如同牛顿在自然领域解决了神义论问题[5]59.可是,卡西勒辜负了康德的洞见,他认为卢梭解决神义论问题的方案在于把人类社会设置为新的“罪魁”——就单个人的自然状态而言,无所谓善恶,自然本性具有自我保存的倾向,但这不会导致社会环境下可见的自私,是社会使人陷于异化,但是人的理性和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一方面使人陷于枷锁和不平等,另一方面终究会通过设立服从法律的共同体使人类社会克服异化[5]62-64.卡西勒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康德晚年的思想.梳理康德思想最后时期与卢梭的关系是本文的第二个着力点.

一般说来,从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1790）开始,康德的思考旨趣日益“回归”卢梭的论题,《判断力批判》的第二部分“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对理性的分析乃至对整个“合目的性”的分析马上使人想起卢梭的“可完善性”,由此康德直接回应了卢梭对现代社会的科学、艺术及不平等的批判；道德目的论把问题的终极解决归于道德神学,到了黑格尔那里变成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把卢梭学说将发而未发的蓝图讲了出来,这种构造和卡西勒解释的卢梭是一致的；同时,《判断力批判》前后两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情感能力和道德情感,与卢梭的情感本能倾向有所呼应.实际上1780年代到1790年代,康德一直在批判哲学体系的琢磨和完善《判断力批判》的逻辑,《评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1784）、《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4）回应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这关系到社会性的人从何而来.其中包含一个特别的关联点,就是卢梭、赫德尔、康德对语言问题都非常重视,因为语言是理性的表现,这对于卢梭以后的新启蒙思想家解说社会历史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实用人类学》（1798）论证人的理性本质；《万物的终结》（1794）、《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1797）、《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793）描述对理性人类的终极期待,看起来这种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与卢梭并不契合,但是《道德形而上学》（1797）的第一部分与《永久和平论》（1795）通过探讨法,解释人类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凭借立法向着理性道德“自我完善”的未来过渡,一定程度上恰恰表现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理性面孔——多重面孔的卢梭在康德那里被充分发掘出理性的维度.康德晚年说：哲学的四大问题是“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作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6]200.这是极意味深长的总结,“人是什么”根本无法离开前面三个问题去回答,但是这个问题既然与前三个问题的相互交叠,思维严密如康德者,为何要把四者并列呢?从代表作品看,“我能知道什么”对应《纯粹理性批判》、“我应当作什么”对应《实践理性批判》；“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分别对应《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和《实用人类学》；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大疑问：《判断力批判》的地位何在?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卢梭对康德的影响解释这个问题.按照诺曼·斯密等人的考证,康德最晚不超过1860年代受到卢梭思想的猛烈冲击；这样,康德没有理由在1870和1880年代酝酿第一和第二批判的过程中不去解决卢梭的提问,而是延至1880年代后期才开始思考人的自然状态、社会发展这些问题.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康德对于卢梭思想的第一次回应是经过漫长深思熟虑的第一和第二批判,但是第二批判之后康德发现自己精密的逻辑布局不足以成功地解决卢梭之挑战（但已经成功解决了休谟的挑战）,所以在第二批判之后康德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他考虑如何才能弥合第一批判与第二批判之间的鸿沟,以面对卢梭关于人的问题之整体性和复杂性,这是广义上的第三批判时期.笔者认为,大体上在写作《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第二批判的1880年代中叶康德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由此他逐步进入第三批判时期.但是康德自己对《判断力批判》的逻辑努力并不满意,他不得不持续思考人和社会的目的与归宿,这导致他在1793年把《判断力批判》的问题意识重组为“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两支,并且继续著述直到搁笔及逝世.这意味着不存在所谓“后批判时期”,第三批判时期一直延伸到康德生命终结.整个第三批判时期的著作群也不存在一本一锤定音的著作,而是反复思考整个大问题的不同环节.从笔者的观点看,邓晓芒先生反对何兆武先生把部分相关著作集结命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是极有见地的,何兆武先生的这个题目逻辑上不成立,但是直觉上有可取之处——康德晚年萦绕于怀的思想图景即是一幅关于理性的历史之未完成画作,这幅画的来处是为了回应卢梭的思想,去处自然是黑格尔以降的时间性哲学.

TomRockmore说,德国哲学从费希特开始从人与自然关系转向人与人的社会历史关系[7].由上文的分析可知,Rockmore这个论点无视康德从卢梭那里承接下来的浓重“人类学”传统,康德绝不是只知道“人为自然立法”而已,黑格尔及其后辈也没有完全摆脱因果决定论.自然、人、社会,卢梭把这些要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在一台戏剧里,连续几代哲学家都在尝试把卢梭的学说逻辑化、系统化,卢梭才是Rockmore寻找的那个使哲学社会历史化的有力思想动机.康德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追问“人是什么”,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卢梭思想全部问题的一种概括,这是卢梭之问,暮年康德重新回到了卢梭意义上整体性的提问方式,卢梭自己和康德都开出一个对人类理性高度期许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