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口述历史

点赞:22728 浏览:106049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本文从“口述历史”的提出和定义说起,主要从口述史料的搜集和加工两个方面探讨了“口述历史”这一当代热门在司马迁所作《史记》中的表现的运用.“口述历史”在其作为专有名词提出和成为热门学科之前就已存在着,并在我国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过程中就有相当熟练系统的使用过.《史记》正是采纳了口述历史才得以将其上限从陶唐拉至黄帝,突破了他的父亲司马谈原来的作史构想;也正是口述历史在《史记》中的运用,才使得《史记》的多处记载更加生动、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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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口述历史;司马迁;史记

“口述历史”一词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艾伦.内文斯(Allan.Nevins)于二战后不久提出,现已成为史学界非常热门的一个学科.根据唐德刚先生的定义:“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①其中口述的部分能够作为史料的比例,也是因人而异,“

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著史形式,“口述历史”在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提出和一门专门学科兴起之前,在很早以前就有存在和运用.在我国的史书中,最早和最系统熟练地使用了口述历史的当属司马迁的《史记》.

其一,从《史记》的多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搜求史料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采纳了口述历史.更进一步说,太史公采集口述历史的方式和途径也是广泛多样的,主要包括了:

1.多处访问口碑传言.关于此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亦有指明:“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这点在太史公作西汉开国君臣列传的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如他在《淮阴侯列传》中写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又在《樊郦膝灌列传》中云:“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这些例子很好的说明了司马迁曾去过这些历史人物的家乡进行走访考察,“问其遗老”获得口述史料.


2.访问历史当事人.赵生群老师在其专著《〈史记〉编纂学导论》一书中据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指出:“与太史公交往而文献可征者有十四人,其中贾嘉、樊他广、平原君朱建子、冯遂、田仁、壶遂、苏建、董仲舒、孔安国、李陵、任安十一人,《史记》都提到名字,或有事迹记载.如司马迁曾向当时有影响力的学者董仲舒、孔安国二人访学.《汉书.儒林传》也记载:‘(孔)安国为谏议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

其二,从《史记》的多处记载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司马迁在采纳口述史料时,亦有一个加工考辨的过程.可以从以下两点说明:

第一,对口述史料辨别考证、去伪存真.如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指出:“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显然,司马迁认为公孙季功、董生的述说是可信的.这是因为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有交情,而夏无且又是秦始皇的御医,在荆轲行刺之时,他曾用药囊击打过荆轲.也可以说,他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故他的说法最为可信.这也很好的表明了太史公在采纳民间口述史料的过程中经过甄别考证,剔除了一些信口胡说和夸大了的传闻.

又如《五帝本纪》的论赞: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学术界关于《史记》的下限止于何时,分歧点较多;而对其上限的实际断限起自黄帝一般没有异议.唐德刚认为:“我们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应该从孔子的《春秋》算起,而孔子的《春秋》却断自唐尧虞舜,那么唐尧虞舜前的历史都只是传闻,也就是口述历史了.”②另外,儒家的经典之一《尚书》也只记载了尧以来的历史.这也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拟定的著史计划上限起自陶唐的原因.然而从这篇论赞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正是通过搜集、加工和采纳唐尧以前的口述历史使得我国最早的古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首先,他“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处,都有听到当地的长老们口碑相传的黄帝、尧、舜兴起发展的事迹.而后,司马迁将这些口述传闻综合起来,与《五帝德》、《帝系姓》等文献进行比对,进一步认为各地的风俗教化虽有不同,但其中那些不违背古文记载的说法是比较接近史实的(“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最后,他很明确地指出他是将黄帝的事迹与尧、舜的事迹,选择那些纯正可靠的传说一并加以记载的(“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第二,对口述史料语言的加工.《史记》的行文统一连贯,文采斐然.显然在著史的过程中,司马迁以其高超的文才对当时以口语体表述的口述历史进行进行了一番文字上的加工提炼,从而使之更加简单、文雅、易懂,更具可读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知,作为当代史学界热门的口述历史,在我国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过程中就有相当熟练系统的使用过.也可以说,太史公作《史记》正是采纳了口述历史才得以将其上限从陶唐拉至黄帝,突破了他的父亲司马谈原来的作史构想;也正是口述历史在《史记》中的运用,才使得《史记》的多处记载更加生动、可信.

注释:

①唐德刚:《史学和红学.文学与口述历史.什么叫口述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②唐德刚:《史学和红学.文学与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