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摘 要：据史料记载“纸老虎”在中国已经使用二三百年,“纸老虎”的译文papertiger,据说也早已出现,但papertiger（纸老虎）一说在中国和全世界真正造成巨大影响的还是始于主席.在会晤美国记者斯特朗时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听了翻译用“scarecrow”（稻草人）来译“纸老虎”一词,当场予以更正,坚持将之译为papertiger,富于诗意的比喻、特别是papertiger的创造性的翻译被斯特朗传到美国,此后"papertiger”这个词,又通过美国迅速地传遍全世界.
关 键 词：纸老虎；papertiger；
Papertiger的英文解释多是这样的：...Althoughsomesourceayclaimitactuallydatesbackaaras1850,itseemstheChinesephrasewairsttranslatedwhenitwasappliedtodescribetheUnitedStates.In1956,ChairmanMaoZedongsaidoftheUS：“Inappearanceitisverypowerful,butinrealityitisnothingtobeafraidof,itisapapertiger.Outwardlyatiger,itiadeofpaper,unabletowithstandthewindandtherain.IbelievetheUnitedStatesisnothingbutapapertiger.”
Longman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中对papertiger的解释中提到[translatedofaChinesephraseusedbyMaoZedong],从这个对papertiger的解释,可以看出LongmanDictionary认为,papertiger的翻译是由开始的.OxfordDictionaryofCurrentIdiomaticEnglish的解释认为papertiger是最先翻译“纸老虎”的,而且说的“纸老虎”（papertiger）全是针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当然这肯定有失偏颇.
以上其他英语词典对papertiger的释义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中文的“纸老虎”是发明的,“纸老虎”译papertiger也是毛译东首译的,这显然不符历史事实.有资料显示,“纸老虎”一词最早出现在1828年的《广东土话字汇》,还有资料说“纸老虎”一词最早出现在清代白话小说《姑妄言》（1730年）中.与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纸老虎一词曾被译为scarecrow（稻草人）,但被所否定,虽然否定了翻译用的“scarecrow”（稻草人）一词,坚持将之译为papertiger,并且纸老虎一词的英译文Papertiger的译法,十分形象,也完全符合中文的原意,后来也为国际上所接受.但从有关的语料可以看出,在和斯特朗谈话之前差不多100年,英语中就有papertiger了.可见,英语中的papertiger是1946年从延安传入美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西方认为是发明“纸老虎”是因为使用“纸老虎”,对世人的影响最大.因为1956年7月14日的讲话对西方,尤其对美国的影响很大；所以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纸老虎”一词被译成英文传入西方,首先指的是美国.但从与斯特朗的谈话中,我们知道用“纸老虎”,是指“反动派”.
不管怎么说,“纸老虎”在汉语中由来已久.“纸老虎”一词蕴含中国人的乐观、幽默和才智.文人墨客和政治家等将它应用在小说、戏剧、诗词和政论等当中,但都流传不广.只有到了的谈话和文章中才大放光彩.“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鼓舞人民向反动派勇敢斗争、决战决胜的政治宣言.1946年,斯特朗随即把的谈话寄回美国发表时,美国的许多人认为,“papertiger”只是一个富于诗意的比喻,对于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前途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后的历史可以作证,papertiger不仅仅是修辞学上的一个绝妙比喻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概括和著名的科学论断.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词,通过斯特朗传遍全世界.
以上是对papertiger和纸老虎与主席的讨论和争议,不管怎么说,对“纸老虎”的翻译对美国、对全世界影响巨大,是以前的“纸老虎”和papertiger对中国,特别是对全世界的的影响远远不可比拟的.这也说明的一定英语功底,特别是翻译能力.也说明了主席重视外语学习,终生学英语的一个铁的事实.
其实,中国的高级领袖们（包括一些哲学翻译家）一贯对外语工作、特别是对翻译工作和翻译理论研究极为重视,党的很多领袖人物就此发表过意见.由于这些意见的正确性,也由于建国后执政党的重要地位和领袖人物的崇高威望,这些意见和论述在翻译学界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重视外语工作,特别是重视翻译工作
主席一生重视外语学习和翻译工作,直到晚年都在坚持学习外语.张仲实写的《同志论理论著作翻译》中写到：同志极为强调理论著作翻译的重要性.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曾两次谈到这一问题,指出这种翻译工作本身也是党的理论工作,并且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因为没有翻译,中国人就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在1956年1月周恩来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等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最令中国翻译工作者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1970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周恩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顾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就外语和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作了一系列紧急指示,为当时我国翻译工作和翻译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并指明了方向.所有这一切,突出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总理对翻译工作的高度重视.陈毅同志把外语工作（主要是翻译工作）提高到政治理论工作的高度,而不是简单的技术工作.196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陈毅1962年在外语院系学生做过的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不要把外语工作看得太简单,不要把外语工作看作技术工作.外语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掌握了外语可以把我们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出去,扩大我们的革命影响,加强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外语工作是政治而又带理论性的工作等”
刘伯承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而且是我国现代军事翻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高级领导人中,实际从事翻译工作最多的,也许是刘伯承.1951年12月21日,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作的《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的报告中,谈到了军事翻译的重要性.他说：翻译工作是一个关键工作,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达到介绍军事科学的总任务.并且还提出了译员的“三套本事”.
重视翻译工作,特别重视哲学翻译中的“信”
1956年8月,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讲到翻译问题时说：“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当然,鲁迅的硬译说,是在和梁实秋论战时提出的,对的这一指示,应该不能理解为一味盲目地要提倡“硬译”,而只是在信和顺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才要突出硬译,宁可信而不顺.（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著名哲学翻译家艾思奇1937年在《语文》杂志第一期发表的《翻译谈》,谈论了自己和别人合译《新哲学大纲》的经验教训.艾思奇认为：“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因此,艾思奇强调,忠实的译本必须要能够尽可能地保持着原著者的“达”的方式,但必须能百分之百地表达原意.
著名哲学家陈康,1942年为他翻译的《巴门尼德斯篇》书写的长篇译序的第三部分,提出：“信”可以说是翻译的天经地义.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不以“信”为理想的人本可以不必翻译.陈康指出：““信”是这篇翻译的不可动摇的基本条件.等“雅”只在不妨害“信”的情形下求其完备.等这样的翻译,若用已成的名词表示,乃是直译.直译不但常常“不雅”,而且还会有“不辞”的危险.凡遇着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定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
翻译工作重视“研究什么,翻译什么”
建国前十年左右,我国译学界出现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进入译学理论研究者的队伍.著名俄苏文学研究家兼翻译家曹靖华于1962年8月25日发表于《文汇报》上的《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翻译什么,研究什么,或者说研究什么,翻译什么”的翻译思想.“研究什么,翻译什么”从“千年译经运动”,到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民国时期的翻译,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可以说整个中国翻译史见证了“研究什么,翻译什么”这一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继承和发展、巩固和发扬以及根深蒂固,在革命领袖和建国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翻译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艾思奇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一生著述许多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也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少年时代,听父亲讲授先秦哲学典籍,由此培养起对哲学的爱好,留学日本时,攻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30年代,成为著名的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主要从事哲学理论工作,也翻译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文艺作品.解放后,继续从事哲学理论工作.他的哲学翻译是以他对哲学的研究为根基的,可以说他是研究哲学,翻译哲学的,成为我国最早提出翻译的哲学思想的翻译家.贺麟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哲学家、西方哲学史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史研究家.作为杰出的西方哲学翻译家,他开创了我国译介黑格尔哲学的艰巨事业.贺麟曾师从梁启超、吴宓,按照吴宓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道路,选定以译介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贺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一位认真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翻译其它经典著作,一向主张“研究什么,翻译什么”,“搞懂搞透”才能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一书,他从1940年就开始翻译,直到1950年才出版.历经十年的时间.他从英文版翻译,还对照德文版仔细推敲.而且每次再版他都要认真修改.他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他研究的过程.
我国现代军事翻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刘伯承于1951年12月21日,在军事学院作的题为《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的报告中指出：“翻译同志要加强学习军事,学习俄文,学习中文,提高翻译能力.这即是译员三套本事,缺一不可.”在此,提出了“提高翻译能力”必须“加强学习军事”的重要性.1952年7月,他与部队作家胡奇讲话中,还提出：“有极少数翻译不太好,从字面上随便翻译,并不了解学术内容,有时张冠李戴.等应该精通两国文字,尤其是精通军事科学,才能做好军事翻译.”1954年9月28日,刘伯承为军队翻译工作者作了这样的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等；在中文修养上,等.”从刘伯承以上的报告和题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研究军事,翻译军事的军事翻译思想.从事军事翻译的左权、伍修权等人本身也都是军事家.革命领袖的翻译工作充分体现了曹靖华所主张的：“要透彻、深入地掌握原作的思想内容,可靠的是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翻译什么,研究什么,或者说研究什么,翻译什么.最好翻译应是研究的结果.”.
建国前,特别是建国后,我国外语工作,特别是翻译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身体力行的参与是密不可分的的,以上只是浅谈,其实,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家的翻译主张还有很多很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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