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材”到“立人”:近代中国教育启蒙的主题转换

摘 要：无论是教育的启蒙任务还是教育的救亡任务,它们的落脚点都是“兴学校”以“育人才”,但所育之“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则有着不同的理解.救亡范式下的教育变革把人理解为器物之材,仅仅关注人作为手段的工具性价值,把人培育成为民族救亡之“材”料.随着启蒙精神的深化,教育变革开始关注到人本身作为一种自足性的目的而存在.近代中国教育启蒙的主题也逐渐从培养“器物技艺”层面上的救亡“造材”转换到“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觉醒“立人”.教育要以唤醒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为己任,要“使人成人”,而不能“使其成为器”.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混乱与专制统治的影响,近代中国教育的启蒙立人之理想一次又一次停留于观念层面.

关 键 词：中国近代教育；救亡造材；启蒙立人；觉醒国民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093—07

收稿日期：2012—08—16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问题研究”（12YJC880028）；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教师教育变革下的教育学学科使命研究”（11SZYB02）

作者简介：胡金木（1982—）,男,安徽金寨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教育哲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无论人们对现代化有着怎样不同的理解,也不论人们对现代化持有一种怎样的态度,毋庸置疑的是,现代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实现现代化已然成为人类发展的目标所在.正如罗兹曼所言,“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1].

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近代中国教育不得不“应对式”地开启现代化的启蒙之旅,启蒙精神也开始对近代中国教育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清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端,不再囿于传统,开始打破那种“尊上崇古”的守旧心态.中国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渐渐地摒弃了“夜郎自大”的蒙昧,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启蒙历程,企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祛除自身的蒙昧状态,以期走上现代化的文明之路.

教育的救亡任务与启蒙任务在理论上似乎不存在矛盾,它们二者都聚焦于“人”,但现实中救亡与启蒙却是一对紧张的概念.在理论上,中国要达到民族救亡的任务,就必须唤醒民众,祛除蒙昧,实现人性启蒙；同时,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在救亡的历史任务促动下凸现出来的,把浑浑噩噩的国民惊醒的正是民族危机,救亡促动了启蒙.而在现实中,晚清以降的中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救亡、自强之中,“保种”、“保教”与“保国”等救亡话语占据了近世话语体系的中心位置.面对数千年之未有变局,首先摆在国人面前的历史使命是救亡图存,外遭列强侵略以求保国,内则民生凋敝以求富国,只有富国、强军,才可保国、保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救亡的意图常常压倒教育的启蒙的诉求.

不论启蒙还是救亡,它们的落脚点都是“兴学校”以“育人才”,但所育之“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解,发生了一种从器物技艺层面上救亡“造材”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启蒙“立人”的价值转换.近代教育的早期主要着眼于人的工具性价值,人仅仅被理解为救亡图存的手段,教育仅仅培养救亡所需之“材”,以应救亡之需,而未认识到觉醒国民思想的重要价值；而后期着眼于人的本体性价值层面,把人理解为自足性的目的,教育则要唤醒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以期启蒙“立人”,而后自强.

一、救亡“造材”与教育变革

面对救亡时局,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文化并非“奇技淫巧”,开始承认西方强,强自“西学”.林则徐、魏源、郑观应等先觉者认识到不能一味地固守传统,闭目塞听,而需向西方学习,采西学.如郑观应以形象的比喻说明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今日之洋务,如君父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2]（P87）

面对“君父”之“危疾”,作为“忠臣孝子”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西方之先进性,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积极倡导学习西学.他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教育逻辑：如欲富强,则需制洋器,若制洋器,则需采西学,若采西学,则需兴学校,所兴学校,需以中学为基,西学为辅.

在这种教育逻辑下,人仅仅是一个保种保教的材料,教育仅仅是强国富民的工具,教育变革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工具性价值——救亡之“材”料.这样,所兴学校则以培养各种制器之人才为直接目标,以应洋务之需,富民强国；所育人才也着眼于人的器物技艺之层面,仅仅为救亡之“材”料,存在着明显的工具性倾向,并没有充分关注到人的思想观念层面.

救亡范式下的教育变革不是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性,而是把人理解为器物之材,进而教育变革主要聚焦于表面的技术性层面.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先后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是外国语学堂、技术类学堂以及军事类学堂等三种：第一类是外国语学堂,学习各国语言,培养外语人才.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北京,1862）、上海同文馆（上海,1863,后于1869年改称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广州,1864）、新疆俄文馆（1887,乌鲁木齐）、珲春俄文书院（珲春,1888）、台湾西学堂（1888,台北）、湖北自强学堂（1893,武昌）等；第二类是技术类学堂,学习西方制造、电讯、矿务、驾驶的知识,培养技术人才.主要有福建传政学堂（1866,福州）、福州电报学堂（1876,福州）、天津电报学堂（1880）、广东实学馆（1880,广州）、上海电报学堂（1882,上海）、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南京）、两广电报学堂（1887,广州）、台湾电报学堂（1890,台北）、湖北采矿工程学堂（1892,武昌）、北洋医学堂（1893,天津）等；第三类是军事类学堂,学习军事知识技术,培养军事人才.有天津水师学堂（1880,天津）、广州黄埔鱼雷学堂（1884,广州）、天津武备学堂（1885,天津）、昆明湖水师学堂（1886,北京）、广东水路师学堂（1887,广州）、江南水师学堂（1890,南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