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教育不公等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下一步,如何分配好这496的教育财政预算,应当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毋庸置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格外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教育资源差距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格外巨大,也因为,这一差距带来的一系列公平、道义以及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注意.

作为个人改变自身命运、社会各阶层流转变动的渠道,教育之功用,举世认同.正如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水桶的容量；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也必将在长远的未来,影响中国的整体人口素质,进而决定中国的前进动力和未来的命运.

教胄投兀：总星不足与分配不公　口田磊

月初,国家教育部发布消息称,将成立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这个教育投入占GDP份额的硬性指标,自从1993年被写入《中国教育发展纲要》后,至今已近20年,仍未兑现,两次信誓旦旦的公开承诺都落了空.

2010年,政府在制订未来10年教育发展纲要时,4％又被写入了最终文本,承诺要在2012年也即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实现目标.

国务院似乎也动了真格,早在去年8月,财政部就下发了详细的实施细则,提出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投入教育等强硬的财税政策.

与过往每次承诺不同的是,随着GDP多年高速增长,今天,从政府到大部分地方政府,大多财政充盈,可以说,只要政府真正下了决心,完成4％的目标看起来并不难.

对于中国教育来说,这个极具象征意义指标的完成,也将意味着经费短缺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但同时,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马上会扑面而来.过去的10多年里,被总量不足掩盖着的是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而这或许才是中国教育更为本质的问题.

4％的价值

在中国公共财政决策史上,教育投入占GDP的4％这个指标恐怕是最著名的一个争议了.其最初源于198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等一批人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

厉以宁等人经过两年多的深入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按照提出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标准和当时的实际汇率计算,到2000年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应该是3.87％.后来又经各部门协商,最终写入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目标是到2000年末达到4％.

过去的10多年里,目标被一拖再拖,几乎每年全国“”上,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们都会追问此事,而财政部的答复同样也是多年未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太低.

不过,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却认为,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是对价值的分配,即对事物重要性的排序.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钱总是不够花的,关键看你怎么花.一个普通农妇可以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供养子女上学；与之相反,许多政府会认为修大马路、大广场是更重要的,这反映出教育的贫困首先是价值的贫困这样的基本事实.

过去的将近20年里,经过财税体制的多次调整,从到地方,财权与事权倒挂,收入大部分被逐级拿走,而像办教育这类事权则一级一级往下压,到最后由县级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缺钱的县级政府只得号召人民集资办学,农民们除了交粮纳税,还要集资办教育,然后,再花钱把自家孩子送进自己集资办的学校里去读书.

可以说,在这种集权式的财税体系下,正是亿万国民额外的教育投入,让中国实现了所谓的“穷国办大教育”.中华文明中重学兴教的传统,在特定阶段的政府责任退场时,让文化心理的惯性维系了教育的兴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中国并不完全透明和精确的财税体系中,4％这样一个硬性指标,或许并不具备多大的财政考核价值,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政府的信用和责任.

总量充足之后

2012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4％的目标,似乎也下足了决心.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为了保证充裕的资金来源,财政部废止了1986年起对外资企业免征教育附加费的优惠制度,内外资统一按“三税”实际缴纳税额的3％征收教育费附加,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此外,从2011年1月1日起,各地方政府要从土地转让收益中提取10％,用作专项教育资金.

在地方政府层面,多年来发达省区、政府和不发达省区之间围绕考核标准、转移支付规模的不断扯皮也暂时停息了.在1月份召开的地方“”上,各地政府几乎都做了明确的承诺,甘肃、陕西等西部省份按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执行,而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则大都选择抛开“4％”的考核办法,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目标,大都在20％以上.这些承诺如兑现,到2012年底,完成4％的总体目标绰绰有余.

如果按照201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计算,那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将超过2万亿,从总量上讲,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但是,依据国际通行的评价体系,对于教育财政充足性的评价,有绝对充足和相对充足的概念,一般来说,对教育体系中的弱势群体是否给予了合理的财政支持,是比总量更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到了国际通行的标准,进一步的财政投入去向才是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更重要的作用是要促进教育公平,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受到教育,实现社会目的、价值观的社会化,特别是使社会下层人士的子女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他们不利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实现平等、的社会理想.可是在中国传统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中,很难看到配置过程中的效率及公平.

在基础教育领域,过去的十几年,在东部富省和西部穷省问,教育水平的巨大落差,除了人们的现实观感外,学界的各类研究报告都清晰地显示出,二者之间在教师工资、生均经费、居民教育负担等最重要的几个公平性指标上的差距都逐年拉大,生均经费一项更是差距高达数十倍.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一直引起发达省区的怨言,另一方面在教育鸿沟的扩大面前,又显得杯水车薪.

此外,即使是在同一座城市内,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也相当惊人.以北京为例,在中关村三小、人大附中等等“权贵子弟”集中的学校,不仅政府财政性经费保障充足,还与上至部委下至北京区级单位建立起共 建关系,凝聚了规模惊人的公共资源,而另外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在财政体系中,则往往多一分钱也拿不到.

生均经费等财政指标的差异直接造成教学质量的悬殊,在获取高等教育资格的竞争中,全国范围内的省际落差和一省内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近年来都已形成了鲜明的现实后果,教育不仅没能成为阶层流动的通道,反倒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被分为三六九等,其最重要的区隔就是国家财政投入的多寡.同为公立大学,排行榜上第一名与第100名获取的公共教育资助差距往往以百倍计.“部属院校、地方院校、民办高校分别是亲儿子、干儿子和野儿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专职副主席朱永新说,从数量上来讲,地方院校承担了人才培养的主要职能,可是得到的公共财政支持却极少,即使在“985”、“211”等工程之内,拨款也多以学校来划分,而不是以学科,名校拿走了大头,普通院校虽学科优势明显也难以获得更多资源.

在一个真正的公共财政体系里,政府的教育职责本该是保障弱势地区和阶层的平等受教育权,负责建设那些最差的学校,为公平埋单.而中国现在的情况却是,政府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全部掌控在手里,却不愿意花费太多精力去为弱势群体教育状况的改善而努力.

这些自上而下、不公正、且早已固化了的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体系,从根本上形塑着中国教育的面貌和性质,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越来越不能平等地获取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场轰轰烈烈的“4％运动”大背景下,如果不改变分配方式,教育资源投入总量越大,教育结果的不公正只会越深.

财政分配的化

过去的30多年里,效率优先的思维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同样也不例外.“效率优先导致所有教育领域的差距都拉得太大了,这不是能力造成的,而是投入造成的.”朱永新说,另一方面,教育投入的收益也大打折扣,在没有竞争的体系里追求效率,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

在他看来,高等教育的效率应当引入社会资本的竞争来实现,但中国的现实却是,政府包揽高等教育,大量教育财政投入高等院校,挤压了本该属于基础教育的投入,而在教育规律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钱越往基础投,显然才会收益越大.

2009年袁贵仁担任教育部长后,教育公平成了中国教育政策制订最主要的价值取向,但是,教育财政投入的机制和结构并没有得到本质改变.依靠行政命令或许能够保障某个数字政绩的实现,却无法扭转教育结果的失衡.这其实也正是多年来中国教育改革步履蹒跚的根源之一.

在2010年新一轮教育改革大纲的制订过程中,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各级政府责任分担的平衡性、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化、教育资金投入的监管和绩效考核等等更为根本的问题并未真正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在国外,预算资金的分配是各利益集团公开博弈的过程,政府教育经费的决定是这个博弈过程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袁连生教授说,在中国,按《预算法》的要求,是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预算法》没有得到很好执行,也缺乏各种利益相关者公开博弈的平台,政府教育经费实际上是党政首长决定的.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教育经费的分配,以及本级政府向学校分配资金,基本上由财政部门的官员决定,规则和过程不透明,随意性很大,只有政府内部的少数人清楚,公众甚至连分配的资金总额、有什么样的项目、各个地区获得了多少资金的信息都无法得到.

在执行层面,更是问题重重.2007年全国“”上,在回答教育界政协委员们对完不成4％目标的追问时,时任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就说,在中国现行的五级政府结构中,各级教育责任不明确,资金下不去,下去了效果也不会好.在他看来,教育投入的问题是一个机制建设问题,而目前中国并没有一个完善可行的体制.

1996年开始实施的《教育法》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和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比例要随经济发展而提高,政府教育经费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保证生均经费、生均公用经费和教师工资的增长.

但是,由谁来承担这些财政责任法规只笼统提到“国家”或“各级人民政府”,也从未有文件提及谁来监督责任落实.在一个有五级政府的国家,这种责任主体缺位的法律法规显然是无法执行的.事实上,每一年,从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教育法》规定的各项增长指标落实不了的情况比比皆是,教育财政投入没有完成预算规定的情况也时常出现,但从未有哪一级政府或政府官员承担过责任,受到过处罚.

多年来,在中国教育财政投入的问题上,行政命令和法律约束在很多时候都是双重失效的.一轮又一轮的教育改革,提出过许多美好的价值目标,但其背后却没有一个、透明、科学的财政体系支撑,因而总是流于空谈.当我们真正不差钱的时候,中国教育需要的是一个系统革新的机会,否则日益增多的投入只会加深业已存在的不公,而教育离其本源价值则会越来越远.城与乡：教育的两极　陈薇　庞清辉

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在文件中找到端倪.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0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达到5836.99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

这个命题可能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命运,它往往意味着少油寡盐的饭菜,没有操场的校园和不那么耐心的老师,如果说这些还可以忍受,那么,它所代表的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则可能在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

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

有学者认为,上述条例明显倾斜城市而歧视农村,将“义务”转嫁给了农村社会和农民,最终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和扩大.

直到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对学校来说,这才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中心校校长郑化民说.

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全国教育经费以更大的比例逐年增长.省际之间的各项相对差距,减小多于扩大. 总体而言,城乡教育经费投入、教育教学硬件设施等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已有所改善.

云南省临沧市临沧一中校长高家余对此感受强烈.1985年,他毕业后在临沧市凤庆县营盘小学当上了老师,只能在教室后面用竹子搭出一张床铺睡觉.2007年,他成为凤庆县教育局长,每年经手的校舍改造资金达5000万左右.

然而,尽管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的提高幅度远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减小,绝对差距却持续扩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经费统计年度公报,2005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达到1256.66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增至7940.77元；至2010年,这一数据在山西达到4049.34元时,上海却已达16143.85元.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还要缩小差距这怎么可能”高家余说.“只有锅巴没有饭”的农村教师

5角钱可以做什么

在北京,它能写一个包子.

在云南凤庆县农村,它是一位初中教师上一个半小时晚自习的津贴.

在凤庆,晚自习津贴依次递减：县高中15元,县初中10元,农村小学初中一般5元钱以下,有的甚至分文不发.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这是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规定.25年前,高家余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00多块钱,比政府公务员高20多块,心里颇为平衡.

而如今,凤庆县老师工资月均只有2000元左右,低于当地公务员和外出务工人员,以至于当地形容教师的生活是“只有锅巴没有饭”.

做县教育局长时,高家余收到很多领导们的“小条”,请求将某某教师上调.他不得不办.结果,教师越来越集中在县城及公路沿线.县城所在地的中心学校,最多的师生比例达到1比5,即一位教师负责5名学生,“差不多是带研究生的水准了”.在乡镇可能达到1比10,而在农村完小以下编制严重不足.

“很多教育资源说要平均分配,但实际上,到县里是分配不下去的.”高家余说.

面对这种状况,他无可奈何.虽然是教育局长,他被安排并考核的工作包括招商引资、完成固定资产投入、争取项目资金,却没有关于教育教学管理的硬性指标.

最后,像抽水机一样,农村学校有工作能力、有背景的教师几乎全被抽空.

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鹏炜、司晓宏对省内36万多中小学教师调查后发现,城市初中教师本科率为73.81％,而农村初中教师本科率仅为42.19％,两者相差达31个百分点之多.城乡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结构等,都存在较大鸿沟.

在重庆市酉阳县阳光小学,教师们之间不能实现大循环,也就是说,部分老师只能教一至三年级,另外部分教四至六年级.因经费不足,学校限制培训名额,食宿津贴每天120元,还要教师们自己掏钱,于是,有的老师10多年也出去不了一次.

教师的低收入、低学历和低比例,带来的是显而易见的教育质量的下滑.

印度

政府规定：6-14岁的儿童必须就近入学,学校与家庭住所的距离在初小阶段保持在步行1公里以内,在高小阶段保持在步行3公里以内.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各种发展计制和项目,保证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权利,扩大教育覆盖面,减少因出身带来的教育不公等问题.

韩国

韩国从20世纪70年始推行“平准化教育”政策.撤销一批名门学校,推进学校办学条件均衡化.之后,政府又发起了”新村运动”,一个重要主题是农民教育,农村各级学校被赋予农村区域社会文化中心,物质资源活用及体育中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力口所得的事业中心三大职能.学校为此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培训,包括地区社会开发教育、意识革新教育、经营革新教育,市民教养教育等,借助农民素质的提升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进而缩小城乡间.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差距.

日本

日本规定所有学校都必须满足基本的办学条件.教师工资只有级别差,没有校际差和城乡差；日本的教师定期流动制最为成熟,对教师盼流动对象、流动频率、实施程序,政策支持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以此促进城乡间,校际间师资力量的均衡.

美国

为了扶持薄弱学校,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联邦教育经费拨出专款用于“补偿教育计划”,其中40亿美元用于奖励先进学校和扶持薄弱学校.美国2001年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方案,明确要求各州建立起针对薄弱学校的扶助和改进机制：为补充农村教师队伍,联邦政府还拨专款实施”转行当教师计划”.资助地方招募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

农村孩子的教育苦旅

“如果我是哈利波特”这是北京一所小学三年级的期末考试作文题.这个问题肯定会难倒许多农村孩子,他们大多只从电视上知道喜羊羊而已.

云南大寺乡中学初一年学生施平富也喜欢看电视.除了喂猪、摘核桃、摘茶叶等家务,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电视.他最喜欢的节目是电视台天气预报,听那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的名字.施平富今年13岁,但瘦弱得像个三年级的孩子.

临沧是云南劳务输出大市.施平富和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在昆明、深圳和缅甸打工.他和爷爷奶奶住在岔河村一问10平方米的木屋里.

施平富从来没走出过大山.已经上初一了,仍有很多常用汉字不会写,作文很少能写一句完整的话.“我想继续读书,又读不得.”在乡中学,施平富的成绩并不拔尖,进入好高中再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北京大学招生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后期,大一新生中属于农村户口的比例达到峰值,一度接近40％,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00年以后大致保持在10％-15％,到20]0年则下降至9.8％.

“知识改变命运,希望就在眼前.”这几个大字,写在裂得像乌龟壳一样的黑板高处,是施平富和同学们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然而,施平富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

他从没见过五线谱,没见过真的钢琴.考试的试题内容,甚至语文课本里的内容,比如《月亮上的足迹》中的火箭、飞船,施平富都感到陌生,更不要说文体课.

近些年,自主招生和保送制度使得高校选拔机制更加多元,然而,这些名额大多集中于省会和大城市的“超级中学”.偏远的农村中学,连一流高校的招生信息都得不到.在竞争激烈但教育资源又不尽平衡的考试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尤其是农村孩子进入大学、尤其是优质大学似乎也越来越困难.

即便能考上大学,施平富对未来仍充满恐惧.他从电视上知道了“蜗居的蚁族”,“上大学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要读高中呢不读高 中了,为什么还要读完初中呢”

施平富还有52个同学,不过,到初三时,可能有一半要流失.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流失现象严重.一项对云南省麻栗县猛硐中学的调查显示,2006年入学人数为216人,初三结束时只剩下77人,流失的学生中,有65名厌学在家.

这些常常游荡在县城街头、学校家长都无法管理的男生,被称为“县域青年”.他们大多只有初中文化,不会干农活,除了在城里晃荡,便是外出打工.一旦缺乏约束,这些青年将很容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子.

“为什么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职业学校给这些孩子呢成为厨师、护士也是一种选择.”中国社科院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研究员李春玲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导向,已让这些不能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青少年渐渐灰心绝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褚宏启教授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乡差距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变得更大了.另外,城乡差距还出现了新形态.农民工进城,出现了城市里的村庄,城市也变为二元结构.这就涉及到社会融合等复杂问题,不然,将来城市就是分裂的.”

褚宏启正在进行一项《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课题,旨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最后促进社会公正.

义务教育应均衡发展如今正成为共识.20]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等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成都、西安、重庆等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试点.

(本组文章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8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花钱上名校的路堵了,靠“关系”上名校的门还开善　陈楠

对择校乱收费这一体制顽疾,教育部已数度出手,但收效甚微.2月23日,教育部网站又公布了2012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再次剑指择校.

这一次,可以有希望吗为此,记者采访了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记者：过去教育部曾多次表示要整饬跨区择校乱收费的现象,2012年教育部一号文件继续此政策,但是第一次有了量化要求,比如“非正常跨区域招生比例高于10％的要制定专项计划,3年内减少到10％以下”.你怎么评价这次的新措施?

闻风：今后3年内幼升小、小升初跨区招生比例以户籍为最主要依据、跨区不得超10％,这种双限很厉害！

“双限”对北京来说,意味着京城教育强区的户口将极“值钱”,也意味这些强区区内学生竞争压力减少,同时好生源也会减少,影响太大.

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本来是免费、免试、就近,但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家长望子成龙等原因,跨区择校已是普遍现象,由此衍生的“条子生”、“择校费”等寻租口径蔚为大观.对名校的追逐战可谓“惨烈”,由此引发的社会关注和争论与日俱增.

而2013、2014年是北京小学、初中入学高峰,人数的增加必然加重择校费,届时拉关系、走人情会非常严重.

教育部袁贵仁部长2009年刚上台不久,就提出过真正取消择校费,或者降低到一定程度,现在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记者：此次八条措施中大部分针对的是择校乱收费现象,是否已将全部的交费择校路径封闭了?这对希望通过交费跨区上学的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

杨东平：如果能严格执行八条措施,基本上就把靠花钱上名校的途径都堵死了.八条措施第一条就是制止通过办“占坑班”(学校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的方式招生和收费的行为.还有就是禁止收择校费、捐资助学款等.几乎所有能通过钱打通的路径都被点了名.

闻风：如果真的实施一刀切政策,将对有钱、无权家庭的孩子择校产生影响,后者将更难跨区择校.

北京优质的小学、初中大多集中在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区有很多经济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希望能到这几个区择校,如果给非本区的名额只占到总生源的10％,那么这个空间将由“条子生”、“共建生”等优先占领,留给希望先走关系再交钱的家庭的空间就很小了.这对已经为孩子跨区择校备战多时的家庭是一个打击.

这次措施里提出“规范特长生招生,制止通过招收特长生方式收费的行为”.其实,特长生也是表象花钱.像是艺术特长生,写乐器好几千上万,还要请老师教课,艺术老师费用比小升初的课业老师高好几倍.

这些已经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怎么办

还有就是“制止通过任何考试方式招生和收费的行为”,其实北京那几个排名靠前的小学是不接受考试入学的,只有一些有潜力的小学可以让非本区、本片的优秀孩子通过不交钱“裸考”入学.但是考试题目很难,2011年黄城根小学入学考试来了两千多人,最后录取四百多人,考试中甚至出现了负数.西城区的普通小学裸考录取率为1：4.如果要取消“裸考”,那么很多家里没钱、没权的孩子就彻底失去了进入好学校的机会.

这里有―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措施里只说‘(3年内非正常跨区域招生比例不高于10％”,但没说对象是谁,如果是指单个学校,那么要求就是严格了；但如果是整个学区的评价值,那名校就可以放开收了,因为普通小学会以103％的本地生源帮他们拉高本地生源比冽.

记者：为什么这次的八条措施中没有针对“条子生”、“共建生”的限制措施?是不是意味着新措施对权力网开一面

杨东平：条子生是最难控制的.用择校费来衡量入学是否不当还可以,条子生是暗箱的,看不到.

闻风：没有关系的家庭,想交钱、想考试也没人要.

幼升小,同等级别的官员介绍过去的人数大于名额,就得考试.条子生,推荐的人级别越大,录取比例越高.同级别的争名额,那就考试.

记者：您认为此次宣布的八条措施的可行性有多大?

杨东平：“占坑班”学校都办了

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几学资源　王斯敏很多年了,这次文件下来,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理.

最后到底能不能实行,就看地方教委是不是把这事当真.是阳奉阴违还是真的把这个事情做了.北京的问题,还要有社会力量、大众参与.

闻风：就这次发文本身而言,弊大于利.部委发的文件少有被严格执行的,比如教育部过去发的治理乱收费,有多少被采纳、被执行的万一实现不了,更被诟病.这一次的发文机构――审计署、发改委、教育部力度不大,应该以中办、国办名义下发,再加上、监察部,甚至是国家主席、总理级别的牵头才行.中国教育改革还需顶层设计,教育部没有什么权力.教委发的文件都很难落实. 另外,此次发文还留下了很多不确定的口子.规则上只说了3年完成非正常跨区域招生比例不高于10％,但是这3年恰恰是出生人口最多的时期.人少的时候就没限制住,人多了更难.

真能严格执行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原来一个重点小学只接受本片20％的学生,现在要到90％,划片也得扩大.比如北京实验二小,周边本身没有多少住户了,划片直径可能得扩大5公里,房价就会跟着攀升,推高学区房的,中产、普通家庭想进入重点、名校的机会就会很小很小,名校无意中会达到西方私立学校的生源水平和结构.

实际操作要有系统论证,、学校、居委会等联合调查,3年完不成.

而且没有公布具体的游戏规则,比如没有达标,各省市、区县的教委负责,还是政府的省长、市长、区长负责如果是后者,这些人教委还管不上.教委负责的话,发文就是指导性,不是指令性.各地方教委就可以听或者听一部分,甚至不听.

怎么执行呢教育部督查人员一共才十几个人,管全国管不过来.

还有监督.一旦某个地方的要员触犯了措施要求,能吗这些不透明,都是暗箱操作,甚至可以作为寻租最好的筹码.教育机会不平等,有钱有权的人不能和没钱没权有能力的实行统一规则.

(摘自3月22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

2011年高考后,高校的录取情况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但近年来,各省“超级中学”崛起、高校中户籍为农村的学生比重下降、省区间入学机会差异等问题不断出现,让人们不得不深思：我们应该给那些不同出身、不同背景的学生们一个怎样的“高校梦”和“中国梦”

省级“超级中学”崛起

“我们班有11个同学拿到了北大清华的自招加分,全省文科也只有20个.”毕业于陕西某省级重点中学的小航说,他本人也顺利通过了清华的自主招生考试,现在是清华的大一学生.

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来自湖北一所县级中学的小洲,没有通过北大的自主招生,是“裸考”到清华的.他经常看到那些来自省重点中学的同学们举办规模浩大的校友聚餐,他感到有些形单影只,因为他的母校已经好多年无人考入清华北大了.

高考成绩十分优秀,高分学生集中且考入名校人数较多,这些重点中学中的“重点”可以称之为“超级中学”.在不少省份,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一半都被少数几所高中占据,名校竞争呈现明显的“超级中学支配格局”.

“超级中学”大多集中于省会或大城市,其生源的一部分来自本市,另一部分从周边地区吸引而来.这类中学数量不多,却几乎垄断该地区的优秀生源和教师,加之拥有较多的经费和政策支持,高考成绩连年优异,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

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目前有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两所“超级中学”,均位于省会西安.2008至2010年,西工大附中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2.4％、39.6％、36.1％；高新一中分别为20.2％、22.5％、26.1％.2010年两校各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合计占全省名额的62.2％.在过去7年产生的15位文理科状元中,也有11位出自这两所学校.

近些年的自主招生和保送制度使高校选拔制度更加多元,但由于中学声誉和往届生源质量等因素,高校的推荐名额往往由“超级中学”占据.比如,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都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即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西安铁一中、西安交通大学附中、陕西师范大学附中――编者注)垄断,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学校的保送、自招名额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

来自“超级中学”的小航说,高考名师的指点、同学问的互促、内部资源的共享,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超级中学”通常有较丰富的课外活动,学生的综合素质高,能很快适应大学生活.普通中学由于条件限制和升学压力,很少有机会去搞“英语辩论”、“艺术节”等活动.小洲回忆：“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每周只有半天休息,学校生活比较单调,同学们要上好大学唯有靠加倍的刻苦努力.”

“超级中学”的优势还体现在信息上.高考结束后,小航所在的“超级中学”吸引了清华、北大、复旦、上交、人大、南大、南开、浙大等众多一流高校前来召开咨询会.某所著名大学只能占据他们教学楼的一个拐角,而这所高校也到过小洲母校宣传,却是名头最大的高校.“超级中学”的咨询会上,各高校以现场签约承诺录取的方式吸引高分考生.普通中学的考生则难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往往不得不跑到“超级中学”“蹭场”,以获取录取信息.

从全国范围看,与东部相比,中西部教育资源集中程度更高.以2010年各省考入清华大学人数最多的两所中学为例,计算两校占本省清华录取名额的比重,西部的新疆、陕西、宁夏、青海分别占43.2％、59.6％、55.6％、59.1％,而东部的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分别只占19.3％、9.0％、17.0％、15.3％.这说明在西部“超级”二字更加名副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而西部地区教育欠发达,从而导致教育资源更为集中.

哪些因素使名校中的农村生源不断降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学者王莉华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一文显示,1992年、1995年和1999年清华大学本科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分别是18.3％、20.1％和19.0％,始终徘徊在20％左右.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则分别是22.3％、20.9％和16.3％,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如今国内一流高校学生中的城乡比例到底如何

由于统计资料不便获得,我们采取了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以2010年入学的清华新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2010级学生的人数,大致以1/6的比例发放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表示自己户籍在农村的学生比例仅为17.0％.而同年全国高考考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高达62％.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农村户籍学生,已经进入城市生活、学习并参加高考.若单纯计算农村地区的学生,在一流大学中所占比例会更低.

城乡差距首先体现在中学的教育环境上.2008年,有5918所普通高中位于城市,7526所位于县镇,位于农村的仅有1762所.农村学校的硬件、师资、生源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近年来,自主招生、特长生、保送生等制度拓宽了高校选拔渠道,农村考生却难以从中“分一杯羹”,因为农村学生获得艺术、体育、奥赛等“补偿教育”的机会不多,自招试题的城市 化特色和高昂的考试成本,也让很多农村家庭的学生望而却步.

城乡家庭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也加剧了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趋势.2008年,我国城市人均年收入是农村的2.55倍,城乡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的显著差距,意味着教育投入上的差距.尽管高校资助贫困生的力度不断加大,清华大学等名校都做出“不让一个勤奋有志向的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承诺,但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不断增加的教育开支,无疑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

社会学研究表明,家长的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清华大学大一学生小陈的母亲是一名教师.能考入清华,小陈认为母亲功不可没：“中考后,她坚决支持我到省会上重点高中.她说现在的花费、不便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进入最好的高中.我高三时,她会通过书店和网络搜集复习资料、了解招生信息.妈妈还一直帮我排解压力,让我在高三也能保持轻松心态.而我的一名初中同学,她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虽然也很想帮女儿,但她唯一能给女儿提供的,只是顿顿做好吃的.那位同学高三压力很大,却只能跟我交流解压,而这本来应该是家长要做的事.”

我们在贵州支教时发现,那里的孩子对未来怀抱美丽的梦想,他们希望成为律师、记者、科学家.但他们将来也许会面临上好大学更加困难的现实.让人振奋的是,清华大学2011年首次在新疆、甘肃等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了自主招生的B计划,在申请条件、考试费用、评价体系上给予农村学生支持,更加重视他们的成长经历、心态志向和学习能力.我们希望,今后类似的举措能够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

入学名校的省际机会差异显著

“我们河南2011年有85.5万考生,考入名校的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小陈感叹.高校在各省的录取名额以及考生入学机会的巨大差异,也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问题.

在我国,全国招生的高校在各省都有大致固定的招生名额.由于各省教育水平、考生人数、录取名额不同,考生客观上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提出了各省“入学机会指数”这一概念,来测量和比较同一高校在不同省份招生录取上的差异.入学机会指数的计算公式是：各省入学机会指数等于招生比例/考生比例.

经过计算,北京市2007-2010四年的入学机会指数平均为15.97,排在第二位的天津市就落到了3.42.入学机会指数最低的广东省和河南省均为0.45,是北京的1/35.这意味一名北京考生和一名河南考生,即使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北京考生进入清华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35倍.

这几年北京生源减少导致招生计划数有所下降,但入学机会指数却从2007年的14.61升至2010年的18.81,表明每名北京考生考入清华的机会反而增加了.这种高校招生的“本地倾向”并不鲜见.北京大学2010年校本部与医学院3280个招生名额中,北京市的录取计划为635人,占19.36％.西安交大每年在陕西的招生数更占到招生总数的30％左右.

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反映出考生进入某大学机会的大小.指数大于1的省市,说明考生进入该高校的机会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被称为“超代表考区”,该区考生是高考机会的受益者；指数等于1的被称为“正常代表考区”；而指数小于1的省市则被称为“欠代表考区”,这里的考生可以视为高考机会的受损者.

通过对清华大学2007-2010年招生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除北京外,成为“超代表考区”的还包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青海、宁夏、海南等九个考区.

属于“正常代表考区”的有山西、内蒙古、浙江、湖北、湖南、西藏、陕西、重庆八个考区.

属于“欠代表考区”的有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十三个考区.

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和各省录取分数线结合起来分析：

分数线与机会指数都比较高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内蒙古、陕西；

分数线低而机会指数较高的省份有北京、青海、宁夏、西藏；

分数线高而机会指数低的省份有山东、河南、河北、浙江、广东、安徽；

分数线和机会指数均低的省份有新疆、贵州、甘肃、云南、江西、四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招生中的省际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录取名额、机会指数及分数线上.这其中有历史因素,也受到地区经济、教育水平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其实,教育公平存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公平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实质公平两个方面.在当前发展程度下,一味采用全国统一分数线的方式追求形式公平,也许并不符合实际,促进区域问经济、教育的均衡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教育是国之大计,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社会流动、增进社会公平.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言：“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这也是我们这些清华新生进行这项研究的最终愿望.(作者均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本科生)

冲刺好大学高考仅是最后一棒――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晋军博士

2011年6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高考入学机会调查”课题组成员进行了一次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座谈.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本科生王斯敏表达了同学们的心愿：“不管出生如何,我们希望每个人至少要有一个梦想,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课题指导老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晋军博士强调,这次研究样本只限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但绝不意味着有关发现仅是这两所高校的问题,清华北大的入学情况同样会出现在其他名校.

高考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这是公认的社会事实.通过对清华大学近几年招生数据的分析,课题组发现,基于高等教育的社会上升通道正趋于狭窄,社会结构“定型化”渐成现实――晋军博士这样概括这次研究的意义.中国未来的社会流动该怎么办这是需要全社会关注、思考的问题.

记者：报告中提到各地“超级中学”的超霸地位在影响教育公平.但是,能考入“超级中学”的学生大都凭借的是真本事,这有什么不公平可言?

晋军：报告中说“超级中学”影响教育公平,并不是暗示“超级中学”学生在能力和努力程度上逊于其他中学学生,却更容易考上知名高校.我们的意思是,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在能力、努力程度上和“超级中学”学生不相上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 能进入“超级中学”,享受不到优质的高中教育资源,更不像“超级中学”学生那样容易得到名校自主招生的青睐,最后导致他们与名校的无缘.

年龄相仿、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都养不多的一群学牛.只是有些卜了“超级中学”,就相对其他人获得了更多考入名校的机会,这显然难言公平.

记者：你们所说的“超级中学”是近几年的产物吗?

晋军：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国县级中学的竞争力普遍还比较强.那时的学生、教师资源还不像现在这么集中,即使县级中学与地级市中学在某些方面存在差距,还是可以通过学生集中住宿、准军事化管理等措施来弥补.

但近些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个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化的趋势.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内,好的学生、老师都逐渐向有限的几所“超级中学”集中,县级中学开始走向衰落.

记者：这也许与城市化进程加快有关.“超中”崛起“县中”衰落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晋军：县级中学的衰落直接影响到农村、乡镇的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渠道.对于大多数户口在农村、乡镇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上县级中学的可能性,比上省会中学要大得多.但现在通过县级中学考上名校的机会,要比10年前大为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超级中学”崛起,决定考生命运的时间节点在被不断前移.换句话说,学生能否上名校,表面上看是高考成绩在起作用,实际上中考成绩也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能否考上好的高中.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只有上了最好的高中,才能上最好的大学,而只有上最好的初中,才能上最好的高中.也许在未来决定一个学生能否考上好大学,可能是他上了什么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如果只是拼高考,学生自己的努力还在起作用,但如果变成了拼小学、拼幼儿园,拼的就是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当决定命运的关节点不断前移,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分配就越来越不公平.

记者：报告中提到,北大清华热门专业的城市生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生,农村生较多分布在传统工科专业等“冷门专业”.城乡学生在冷热门专业的不同分布,你们怎么解释?

晋军：除了学生来自不同中学这个原因外,我认为学生家长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考生是家中的第二代大学生(即考生父母就是大学生),那他填报高考志愿的针对性和前瞻性,都要明显好于即将成为家中第一代大学生的考生.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向考生和家长介绍清华大学的基本情况并接受咨询.有些家长看到人文学院社科班的展台很是诧异,不知道以理工科闻名的清华大学现在竟然也有文科.这些家长不知道清华有文科,就更不了解清华文科的院系划分和专业特点.相比之下,另一些家长却对清华大学的基本情况、专业设置、专业就业前景都很熟悉.众所周知,信息充分时做出的决定与信息不充分时做出的决定可能完全不一样,那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两个考生分数相同,但由于家长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不同,他们填报的高考志愿、乃至今后的人生道路将会产生巨大差别.

记者：在您看来,这份报告的意义何在?

晋军：这项研究关注的是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一个好的社会,首先要有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中间阶层；其次,不同社会阶层问的流动应当通畅,出身下层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从而进入社会中上层.

我们社会目前在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首先,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倒丁字形”,位于中层的人数太少,而社会底层人数太多；其次,我们当前的社会流动渠道正在日趋狭窄.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晋军：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活在农村的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人,想要走出农村,一般而言有两个渠道：一是参军,二是高考.但现在,由于军人逐渐取消转业,通过参军彻底转变身份的这条路走不通了.随着十几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等一系列原因,高等教育的回报正在不断下降,想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只有去竞争名校.因为从目前来看,名校的教育回报还比较有保障,不少普通高校的教育回报相对过去变差了.这样一来,高考这条改变命运的路似乎也在变窄.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没有出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又没能考上“超级中学”,就算智商正常、非常刻苦,也较难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从而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村青年还有进城打工、经商等其他流动通道.但有研究表明,自己创业的个体户现在越来越难以“长大”.几十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使打工青年很难在城里扎根.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明显改变.

但仅从目前看,当其他向上流动渠道很难走通,高考渠道若再狭窄,我们社会就会面临孙立平教授所言的“定型化”危险.这正是此次研究的意义所在――通过对清华大学招生数据的分析,课题组发现这种“定型化”正渐成现实.中国未来的社会流动该怎么办这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关注、思考的问题.

记者：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会带来什么问题?

晋军：很简单,当一个人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难以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时,他会感到巨大的不公平,甚至丧失对未来的希望.一个不能给她的奋斗青年以希望的社会,显然既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国青年报》记者：向楠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