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的出路

河西对话之六小引

“行有余力,而后学文”.文学教育不管对哪个层面的国民教育而言,现在都不是一个适宜的话题.与整个国家状况相配伍的教育的功利化是与文学为敌的,而从社会层面来讲,文学的阅读（广义的教育）也不令人乐观,质量的低下、畸型的发展正在导致文学人口的大量流失与文学人口素质的下降.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反思整个国民的文学素质与国家、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所以,越是不适宜越是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汪政晓华

召集人：晓华

参加者：张光芒贺仲明何平 汪政

晓华：《文艺报》上最近报道了首都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问卷调查,显示出了许多有趣的东西,我觉得比前几年不少专家们空对空地讨论文学教育实在得多.从这次调查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个教育层次的,凡初中以上,学生们对现当代文学还是有概念的,对文学也是有概念的,也有自己在文学阅读选择上的自主性.而且,随着学历教育的提高,有些看法也越来越趋向成熟与理性.另外还可以看出,教师与学生好像在趣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比如,专家们甚为担忧的通俗阅读是师生们几乎共同的选择,不知道谁在影响谁.

张光芒：前两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也搞过一个关于当前诗歌阅读的问卷调查,刊发于该所的《中外诗歌研究》上.那个调查也很细致,既反映了当下人们对外国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的兴趣点的分布,也反映出对当下诗歌的态度以及对未来诗歌的阅读要求.从该调查的结果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诗歌在当下其实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趋于“消亡”,尤其在大学校园,诗歌阅读与诗歌创作的热情很大.甚至我们还不时见到,在一些青年群体那里,诗歌几乎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主要方式.因此,当我们慨叹大众文化圈里的纯文学正在消亡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另一支富有活力的文学群体的存在,以及他们对于文化结构的影响的潜在力量.这与晓华提到的首都师大的调查结果同样说明,重新讨论文学教育的问题在今天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基础的,重视文学教育不应是一句空话.

贺仲明：记得前几年我和贾梦玮、何言宏几个人一起搞过一个关于大学文学教育的对话,应该也算对文学教育表示了一些关注,几年下来,这个问题依然处于悬空状态,没有实质性的解决.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成效,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但它的意义和影响也是非常之大,它涉及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文化、道德建设,以及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这些年一直将文学边缘化,文学教育也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和缺陷.

何平：文学教育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话题,以当代中、小学语文教学为例,可以说,文学教育一直是语文课程建设和语文教学中的核心话题,无论是50年代的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还是60～70年代的“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以及80～90年代,特别是今天对语文教学“培养文学鉴赏能力”的强调,文学教育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关注视野.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样对文学教育的取舍过程中,对文学教育究竟应该负载怎样的内容,文学教育在我们整个教育环节中的位置等等,一直还没有形成一以贯之可以称之为文学教育“核心价值”的东西.这中间,我们似乎也从来没有做过类似人口普查和国土资源调查的公民文学状况普查,而这样的调查恰恰是我们进行科学决断的前提.

汪政：中国的人文学者不重视田野作业,疏于实际的调查、考察与研究几乎成为通病,大都喜欢埋头在书斋里搞玄想.文学研究尤其如此.我不知道一些研究的出发点在哪里,资料又从哪里来,如果大家都懒得去做基础性的一手资料工作,那研究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抄来抄去,恶性循环,这是个学风问题.不知道你们大学里现在重视不重视这一块.我最近接触到一些国的母语教学,他们很重视这个环节,重视实际生活信息的采集与分析,重视“非连续文本”（如图表、模型等）的教学与应用.这是题外话了.以文学教育为例,你如何知道文学教育的现状?从文艺学的角度讲,文学教育中重要的一块实际上就是读者、阅读等方面,我们搞读者理论,那读者好像是死的、抽象的.而事实上,读者是活的、分层的,不能总停留在笼而统之的层面上.

张光芒：作为在大学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人员,我同样有一种十分深切的感受.有不少文学作品中学课本有,大学一些系的基础课仍然要讲,到选修课乃至研究生阶段仍然要涉及到它们,但是同学们对于这些同样的作品的理解前后差异极大,甚至其“前理解”与你现在要启发他们理解的角度与观点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表明,中学生所接受的有关文学的教育更多的是知识教育,而非“文学教育”.而到了大学,由于专业细化的要求,文学教育、审美教育或者情感教育也难以很好地开展.如何针对包括年龄、学历、身份等在内的读者的具体情况,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的确是个极其关键的环节.

贺仲明：文学教育事实上最主要是一个精神教育,是对人进行精神和文化熏陶的教育.正像光芒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中学教育根本没有文学的位置,文学作品主要只作为一种语言或文体的模式而已,它内在的生命力完全被忽略了.所以我们看每年的高考作文,虚检测的、程式化的创作实在太多了,而最关键的是,这样的作文往往能够得到高分.这是因为我们的考试要求的是规范,而不是真正的生命力,不是文学精神.这样的教育既扼杀学生的创造性,也扼杀年轻人对文学的兴趣.韩少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他在湖南乡下的见闻和感受,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对教育的反思,他说,在乡下,很多接受了现代教育的青年,既缺乏足够的实践能力,又没有充分的道德修养,反而变得比那些文化程度低的青年更难管理,更没有希望.我想,这其中是否与我们的基础教育忽略人文精神,忽略文学教育有关系?

何平：所以,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差不多已经形成一种研究习惯和定势,尤其是文艺学,我们往往过于突出它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抽象,而忽视了文艺学科的人间情怀.以读者理论为例,其理论基石按理说就建在文学的现实阅读和审美中,但在我们的研究中,似乎也成了一种学院、书斋里的理论.因此,对文学教育的审视倒为读者理论提供了一个深入到文学生活现场的契机,套用一个词就是“采风”.

汪政：开始我提到的那个调查是仅就现当代文学的阅读来进行的,没有牵涉到古代.其实,古代文学的教育也可以搞一搞.现当代有个生产与消费的互动问题,而古代文学方面的教育相对比较封闭,比较单纯.但就目前的教育而言,古代文学也存在值得讨论的现象,最突出的倾向包括从文本到阐释都主张回到传统,大而化之,类似“读经”的态度.

张光芒：“读经”的态度用于专业性的学习似无不可,若在文学教育的范畴内的确显得过于狭隘,会使古典与当下人文精神的沟通渠道不畅.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普通读者接受古代文学的途径大都是改编后的影视作品,这样则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古典精神的底蕴被当下抹平,仍然起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贺仲明：现代人如何学习古典文学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古典文学,觉得那过于遥远,与现实生活太过隔膜,正像汪政所说的,这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古典文学绝对应该学习,但要注意在教育中贯注现代思想和现代精神,运用现代的阐释方法,如果一味强调回到传统,用“读经”的方法,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许可以,在中学,在其他专业肯定是不适合的.这里,也许关系最直接的就是《大学语文》,以往我们许多《大学语文》教材都是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主体,个别教材甚至全部是古典文学,而且它们又都以“复古”为要求,这样的教育方式肯定会影响文学教育的质量,也会影响学生对文学的兴趣.

何平：这里其实隐藏着具体的文学教育中的丰富性、复杂性和个别性,在文学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有多少人意识到古代、现当代的差异性.不仅如此,在观念层面,我们的文学教育要补的课很多,除了涵养人格、陶冶性情的“诗教”,我们对于文学教育还有意义和价值,我们究竟知道多少?而就是所谓的“诗教”后来也被意识形态化了.因此,有必要对于文学教育进行细节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原苏联和欧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发很多,尤其是对文学教育在培养公民对于母语和民族文化认同和亲近的使命感的强调,像德国一个州的德语教学大纲就规定：“德语的任务是对年轻人进行语言上的和文学上的教育,这是它的独特的使命.”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教育许多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文学经典的这种意义.

晓华：说到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问题更多,话题也更丰富复杂.因为要谈透起码要回溯到“五四”时代,现在的情形还不是如此?主张回到经典的有,甚至从理论到实践在检讨私塾教学的得失,而另外又有比“五四”更“先锋”的,最近有一批学者与语文教育工作者推出一部语文教材,全是现代文,他们认为对中学生来说,古典文学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语言的阻隔.其实这根本不是理由,对任何一个语种来说,都存在古今的差别,主要是要看人们的语言价值观与语言策略.就像何平所说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反思的东西很多.如果这方面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国古典文学教育总归是一种“死”的教育,前途难以预料.

汪政：这不但是一种语言策略,也是一种文化选择,比如我们在经典问题上的两难与矛盾.专家们在文学教育上的担忧,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出在如何对待经典上.这当然也与对文学教育本质与功能的理解有关.在一般意义的理解上,文学教育是对经典的传承,因为文化的一贯性在很大意义上是靠经典来承载的,尤其像我们这种文明史没有中断过的古国,特别重视经典,视它为根,为血脉.而目前的文学教育之所以出问题,据说就与经典不再受宠有关,即以首都师大的这次调查而言,不管在哪个学历层次,传统的经典名家很少有被列在前十位的.

何平：经典问题确实十分复杂,主张保卫经典大都有一种近似的立场,即认为经典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其实,经典并不具有人们想像中的那样强大,具有那样的稳定性,经典也是一种动态的体系,处在不断累积、调整与替换中.即使是古代作品,也未见得有一成不变的经典,发现、重读、解构与颠覆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当中.

贺仲明：经典一定要不断阐释,不断发展.我觉得经典也应该分出不同的层次,有的更通俗,更适合大众阅读,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而有的经典就只在专业层次,如《诗经》中的《七月》,屈原的《离骚》,好吗?绝对好,但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熟悉、喜爱,它可以在文学圈内,在文人知识分子群体内流行.如果不管什么,只要是经典,就要求学生熟悉、掌握,肯定不现实,效果也不一定好.要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的古国,经典数不胜数,现在又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生们要掌握的知识也实在太多了.

汪政：另外,还要区分教育性阅读与社会阅读、集体性阅读与个人（私人）性阅读.我注意到首都师大的这次调查实际上是针对后者的.在被调查者被要求回答一些公共性的话题时,他们随即给出与文学史及主流文化十分相近的判断,这与他们的私人阅读相差很大.作为教育性的集体阅读,代表国家价值的国民教育从公民素质出发,给予强制性的阅读内容,甚至将其列入学历考核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不能与后者相混淆.我们有些教育工作者和教育部门恰恰在这方面没有分得清楚.

晓华：刚才何平就提到文学状况普查,这看似有点不切实际,其实做一点统计学上的抽样分析不是不可以的,人口普查中也有文化程度、教育程度这一项,任何时候都存在一个文学人口及文学人口的分布、程度与趣味的状态,文学教育确实应该在这种宏阔的层面展开,仅仅局限于学校搞文学教育是不行的,因为社会各阶层的趣味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状况影响程度要大得多,作为政府,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动不动就提两手抓,其实文化这只手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显得太软,不过这是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到后来又花更大的成本去补课的原因.

汪政：国家教育,个体的自我教育在文学教育中应该发挥好各自不同的功能.专家们在担忧文学教育时常常怀着完美主义的想像,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少年时偷读“禁书”的快乐时光.现在的阅读情形,人们获得教育资源的途径,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在学校教育之外,是一个更广阔、更丰富的阅读天地.人们在课堂上的阅读期待与课外的阅读期待是大不一样的.在课堂上,人的角色意识是“受教育者”,是被告知的被动对象,显得更单纯,也更理性,而在课外就不一样了,他更主动,更自由,也更感性.课堂阅读为求知,课外阅读我想大都为了快乐,或者是更实在的功利需要.所以,张恨水、金庸、郭敬明、痞子蔡、安妮宝贝被大量选择.按精神分析的阅读理论,这些作家的读物与人们的性与攻击的本能更为贴近.另外,学校与社会天然地存在着文化上的对抗,学校要保持纯正、严肃,而社会则是实利与多变的,学校的存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的纠偏与抵冲,取法乎上得其中,学校教育的悲剧性、教育效率低下、广种薄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何平：实践意义上的文学教育包含我在前面说的经典传承的使命意义,同样面对当下,承担着新经典的发现、确认,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对于母语和民族文化记忆化石般的存续也不是文学存在的全部意义,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是多向度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思考往往围绕着的是经典意义文学教育,对于你所指出的消费意义、娱乐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有什么作为似乎还知之甚少.不仅如此,在文学阅读开放性和个人化已成趋势的今天,我们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在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教育.

贺仲明：个人阅读的倡导和引导确实非常重要,但可能更切实的,还是应该在课内阅读中进行改革,毕竟,现在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受课堂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经常听到有学生跟我讲,现在的书太多了,不知道读什么书好.确实,现在的书刊出版发行量如此庞大,即使我们每天不吃饭不睡觉也读不过来.课堂既然占有了学生的时间,就一定要提供给学生很好的文学教育.在这方面,教材、教师素质和教育方法,都是重要的前提.当然,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念,即我们到底怎样理解文学教育,把文学教育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如何去进行.

晓华：指出学校阅读与社会阅读的区别十分重要.社会阅读由于它的非强制性,使得它的消费功能十分突出,即使谈历史、讲人生,把它做成快餐式的东西也比那些经典受欢迎得多,这就是余秋雨、刘墉受欢迎的道理.现在,阅读是一块很大的、也是可持续性很强的稳定市场,大家都在争这一块.一旦换了思路,一切按市场规律办,那就变了,写书的、卖书的都看谁能把得准读者的消费心理,谁在这方面融入更多的时尚与流行元素.之所以为文学教育担忧,就是因为学校这一块争不过社会,经典争不过流行与时尚.

贺仲明：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学校阅读和社会阅读的分离,你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是一套,我喜欢的、课外阅读的又是另一套.这说明目前我们学校的文学教育在很多方面失败了,甚至可以说是文学教育的耻辱.

张光芒：在文学教育上,学校争不过市场,对此我们恐怕还需要反思一下学校这一块存在着什么问题.从学校一方面来说,一味去排斥、贬低市场导向下的文学阅读,和一味地迎合市场、倡导学校为市场怎么写作,这两种态度同样是盲目的,于事无补.在当下多元文化结构中,学校的文学教育特别要注意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前提下,加强对社会阅读的干预功能和引导功能,一方面要从理论上确立新的文学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又要研究文化动向和市场需求,以有效的措施促进学校与社会的良好循环.近几年有几家出版社搞的“大学人文读本”、“中学人文读本”效果就不错.其实,市场在不少学者那里不过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可以说,根本没有“铁板一块”那样的市场存在.而且,即使在中学生群体那里,潜力也是很大的,只是他们的文学热情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去年上半年,钱理群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给高中生开关于阅读鲁迅的选修课,效果比预料的还要好.显然,晓华所说的“学校争不过社会,经典争不过时尚”首先是因为没有真正努力地去争取,更不用说有些人所做的恰恰相反,――将这块空间拱手相让了.如何更新理念和落实措施,应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何平：是啊,文学教育同样需要与时俱进,文学的功能在发生着变化,全球化、市场化带动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改变了文艺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就像陶东风等人所指出的：文艺活动的日益深刻地市场化、商业化与产业化；由于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文化工业、影像工业、身体产业等的兴起而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艺术消费方式与消费目的的变化,艺术接受的休闲化与日常生活化；新的知识分子/文人类型、新的文化与艺术的从业人员以及“新媒介人”阶层；文化生产机构与传播机构（如出版社、画廊、音乐厅、博物馆等）的种类与性质的变化,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机构（如图书出版工作室、唱片公司、影视剧制作中心）的出现.这种介于与民间之间的出版机构正在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其对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影响深远. 这一切都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场域的整体转型,它甚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教育似乎并没有对这样的现实语境作出多么切实、有力的回应.于是,在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教育的课还没有补完,新的现实性的课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怎能指望像“读经”时代一样去搞文学教育呢!教育要现代化,文学教育当然也要现代化.

汪政：对这种矛盾有许多不同的态度,我以为积极的态度可能是我们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教育的涵义,在学校与社会一体的互动中去理解,这样,就会获得许多启示.比如,学校的文学教育如何更人性化一些,如何在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上做一些改进.文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教育,但现在的文学教育却普遍地不受学生的欢迎,韩少功、张炜等许多作家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们虽然不是教育专家,所谈也免不了空想的成份,但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却能从本源上指出富于启发的路径.张炜针对目前的文学教育这样说过：“对待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必须防止过分的技术操作,不应随意把它‘分解’和‘量化’,不能以所谓的学术割伤诗性内容.中小学搞的分段法、段落大意、重点词语、主题思想之类,其机械性、荒唐性延续到大学生研究生那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僵化的学术派,成了呆板的学院体系,不同的是变得更言不及义而已.面对文学作品,正常情况下主要是赏读和感悟,或喜形于色或愤而忘言,于情感冲动之中、于激赏喟叹之中沉浸和领会.离开了这些,舍弃了这些,文学课还不要讲成化学和物理吗?”这些意见我觉得还是有针对性的.文学教育如何实施,确实应该探讨,甚至对它的本性都应该展开深入的讨论,比如,它究竟是一种知识活动,还是一种情感活动,如果是两者兼具,那么又该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等等.

贺仲明：我也很赞同张炜的看法.文学阅读最主要的还是体会,是对文学的感悟,如果完全将文学作品技术化了,文学的魅力就失去了.我们当前的许多教育就是如此,用僵化的、固定的模式去理解文学作品,是绝对搞不好文学教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古典文学教育也存在,本来非常好的诗,一定要刻板地去对应原义、出处,有时候甚至是无稽之谈式的考证,就将文学的魅力完全丧失了.文学应该是春风化雨式的,潜在地影响人、感染人.

何平：汪政所说的文学、审美教育的学院化很有现实意义.传统的“工具论”、消费时代的阅读时尚等等许多的东西干扰着我们的文学教育,现在我们学院体制、文学教育正逐渐被专业化、知识化,文学世界和生活世界建筑在审美之上的直觉、唤起被抽空,文学教育缺少了直抵心灵的人间情怀.

张光芒：这也正是我前面提到要重新确立文学教育理念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文学教育在本质上是以创作文本与文学形象为载体,激发读者的审美想像力和主体的自由创造性,通过对历史与人类、他人与自我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观照,有助于形成一种富有终极关怀与超越性的世界观,从而确立起既保持民族精神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个性和独立性.从根本上说,这样的文学教育是“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结合体,它成功的关键不是灌输和教导,而是激励和启示,不是知识的积累和秩序的营造,而是意志的塑造和个性的发展.这种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它的“无用”,但它的“无用之用”正乃“大用”.

汪政：看来,在一种广阔的背景下倡导开放式的文学教育确实很有必要,有人对流行、时尚、通俗十分看不惯,作为一种个人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趣味无争辩.但作为一种笼统的价值观来强制推行,则恐怕欠妥当,这些风格或类型也是文学中的一块,它有它成功的策略,它确实抓到了人的中的一些关键点,它的现实感,它的亲和力,都具有启发性.专业的、学校的文学教育应该突破框框,将文本、课堂与社会生活的壁垒打破.我倒赞成另一种考虑问题的角度,即不要太把文学当文学,把文学太当文学了反而学不好文学,因为对大多数公民来说,不必具有太专业的文学训练,文学不过是人类思想的载体,可以在人文教育的大框架下讨论文学教育的出路,说不定真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最近复旦的郜元宝提出了“以‘大学文学’替代‘大学语文’”的主张,这一主张表面上强调了文学,认为它可以让学生走向文学经典,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但他潜在地把文学撑大了,在他的设想中,这“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帮助大学生的语文训练和人文修养”,它不是一门学问,“而是培养他们作为一个人,通过理解文学来理解人生、社会、生命、世界和历史的一种心灵的综合能力”.这样,考虑问题包括衡量社会阅读、争取相对统一的价值立场就有了较为便捷的通道.

贺仲明：郜元宝的提法可能略有绝对,但肯定是有意义的,大学语文一定要加强文学性,通过文学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事实上还不只是对大学生,对中学生、小学生也应该这样.文学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文学形象能够影响几代人,甚至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文学的地位,事实上多少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文明程度.像那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文学传统很深,文明素质也很高.

张光芒：早在民国元年,蔡元培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中,惟后二者“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之所以突出强调后二者,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即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认为“实体世界”是绝对的、超因果律的、无时空的、全恃直观去把握的；“现象世界”则正好相反.而联系二者的是存在于“现象世界”中超物质形式而自在的“通性”,即“意志”.“意志”在“实体世界”中则变为无目的、无意识,并从而成为“现象世界”各“意志”“最后之鹄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教育.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指出了实施“世界观教育”的途径,即遵循世界进化史标示的途径使人的“通性”――“意志”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最终“与实体吻合”.一方面要齐万物,破利害,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息息相通,使思想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则要努力渴慕和追求实体世界绝对自由的意志,渐与实体相吻合,使意志完全自由.而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教育方法就是运用“美感教育”,通过这种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间的“津梁”,“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这种“美感”教育具有其它任何教育方式与方法所缺乏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由此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反对一切狭隘宗教,如认为基督教等“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精神界”,也是违背自由原则的；而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广义的宗教”,即“一种信仰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育代宗教”的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遗憾的是,随着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进程的进演,实用主义也压倒了审美教育和超越性的思想诉求,直至今天我们对近百年的这种缺失仍然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回想起来,上个世纪初,文化先驱者关于文学教育或者审美教育的意识是极其自觉的,而且在那种思想解放的文化氛围中,文学教育是社会化的,并不存在文学的边界问题,学校也是面对社会和大众敞开的,这一点从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几乎是合二为一的现象中就很明显地反映出来.

汪政：文学教育的社会化的确十分重要,专业文学工作者如何影响和干预社会,也确实是一个十分迫切而又十分困难的事情,如果文学教育仅存于学校,而学校的文学教育又不是十分理想,那该怎么办?在我们这个具体的国家、政府对文化的干预相比较是相当具有力量的,但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现在还得寻找另外的路径.目前,文学越来越成为专业人士的事情,越来越自娱自乐、自恋化,批评、读者怎么写作几乎退场,这当然客观上形成了文学教育的负性大背景,说句不着边际的话,看来是到了开展文学重返社会的时候了.

贺仲明：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我觉得教育界这些年的觉悟还比较快,像钱理群先生等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反思就非常有影响,《大学语文》也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革,当然,要完全形成风气,出现效果,还不那么简单,至少,我们的高考制度应该有改革,这样才能真正影响到中学的文学教育方向.相对来说,作家这方面好像没太听到什么声音.虽然创作是个人化的,但有这方面的意识还是必要的.我觉得现代文学许多大作家在这方面都有比较强的意识,像鲁迅、叶圣陶、朱自清,都这样.江苏作协前不久好像搞了一个文学下学校的活动,效果如何我不知道,但这方面的努力总是好的.当然,不能搞成政治宣传,一程式化就没意思了.出版界其实是被动的,作家和教育界有了好的导向,有了市场效应,出版界自然会响应起来.

晓华：不管是从文学看,还是从教育看,文学教育真不是文学教育本身所能解决得了的.基础教育的现状,各级学历教育的压力,社会生存的困境与紧张,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混乱,文化的碰撞、竞争与断层,功利主义的盛行,制度与技术的崇拜等等,都不是文学教育实施的理想背景,甚至不是文学生存的有利土壤.在大部分人那里,文学只是报纸上的生活类随笔,是随便翻翻的可有可无的休闲.这不是悲观,目前确实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马克思主张研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有没有特别不宜于文学生存的时期?肯定有.而且,还要区别文学生存的各种状态,因此,我以为除了我上面谈到的想法外,社会的良性推进,各种压力的缓解可能才是文学教育的真正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