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学通知教育的认识

摘 要 ：国内目前开展的通识教育,并不完全来自西方,而有我国传统教育的渊源.通识教育的基本含义和要求是：拓宽基础,沟通文理；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通识教育拓宽创新人才的专业基础,矫治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促进高中毕业生个人志愿的认真选择,并拓宽多方适应的就业机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当前大学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

关 键 词 ：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拓宽基础；沟通文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3―0001―05

通识教育是现代国际高等教育的一大潮流.国内大陆学界正式开展通识教育起步较晚,只是近十余年的事.十余年来推进通识教育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也难免出现一些疑惑和认识问题.

一、通识教育的渊源和根据

“通识教育”直接来自西方的现代教育.它与以下两个概念密切相关：一是liberal education,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就已提出,中文可译“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意大利学者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所设想的“博雅教育”,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知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试图唤起和发展人的多种才能,区别于专门的“职业教育”.二是general education,中文可译“基础教育”或“一般教育”,开始推行于20世纪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较早推行两个方面颇有人文特色的共同必修课：当代文明；文学(即西方文学经典).该校长期建设这种课程,培养学生宽阔的文化素养.芝加哥大学1929年上任的著名校长赫钦斯(R.M.Hutchins)曾尖锐批评流行于美国的三种教育目标论：偏重于职业训练的“适应环境论”；使专业教育过于狭窄的“直接需要论”；局限于社会当务之急的“社会改革论”.针对这些倾向,他提出“自由教育论”,主张侧重于培养“通才”.该校为此而设置了多类“核心课程”.

对以上两个概念和思路,综合其要义,我国统译为“通识教育”,看来是合适的.曾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1941年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指出：“等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当前国内逐步开展的通识教育,主要是参照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大学的理念和做法.通识教育与某种狭隘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是对立的.但是,通识教育决不就是舶来品,并不是单纯移植西方的教育模式.实际上,我国教育史上,历来就有过通识教育的某些举措,或包含通识教育的成份.

儒家早期教育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便大致包含了今日所说的德、智、体、美育的内容,或“文”与“理”的方面.儒家经典的《礼记》中的《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其中制定的九年计划,最后要求“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另一篇《中庸》所概括的学习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涉及学与思,知与行的关系,并把“博学”置于首位.儒家教育思想,在培养目标上,所要求的“士”,是“君子”,以至“圣人”,是一种完全的人格：学与思相结合,知与行合一,智、仁、勇兼具的人.在教育内容上,首先要求“博学”,注重广博与“贯通”,或称“知类通达”.当然,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偏狭的“独尊儒术”,又导致了近代中国科学与经济落后于西方的局面.明清之际富于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大都反对文化专制,批评科举制度,主张“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下,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中便有“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规定.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进一步规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王国维在1906年(清光绪32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全人教育”的要求,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他认为人之能力可分为二：身体与精神.若身体发达而精神萎缩,或精神发达而身体凋蔽,皆非完全.精神之三部分是：智力、感情、意志,因而有真、美、善之理想,教育便有智育、德育、美育.人之知、情、意交错,故德、智、美育必须兼备,加上体育,使之结合,方可培养“全人”.

我国现代大学的建立,虽比西方大学一般晚了好几百年,但一开始便吸取了西方教育的先进经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首任校长严复,开始发挥并实施了英国思想家斯宾斯(William Spens)提出的德、智、体育相结合的思想,要求全面育人.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着重吸取德国洪堡的教育思想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传统教育的长处,主张沟通文、理,要求全面实施“德、智、体、美”育,他特别重视德育,并强调美育的功能,鼓励“顺自然,展个性”,培育“健全的人格”,在学术文化领域坚决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这在我国现代化教育、科学、文化领域开创一代新风,并得到一批富于传统文化素养,又从美国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的学者,如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三人曾先后接任北大校长)冯友兰等人的鼎力相助和继续弘扬,在北大和西南联大,都曾兴起过通识教育的,形成过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良好局面,出现过学术繁荣、人才辈出、蜚声中外的盛况.

从以上的简要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培育一种健全、合理的人格,使人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这就要求一种“广博”、“会通”的教育,融合贯通的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业”或“专才”的教育所能达到的.也只有这种“知类通达”的教育,才有利于人的个性、才能的充分发展.其次,在教育上,科学与人文往往相应而生、相辅相成,不可偏缺.通识教育是自觉地促使二者“相互沟通”、相互交融,这不但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而且有利于高质量人才的成长.第三,与国外、海外的大学相比较,我国大陆学界的通识教育虽然开展较晚,但既有西方的先进经验可资学习和借鉴,又有自身历史悠久的传统因素可供继承与发扬；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曾因强调学习苏联,受苏联30年代狭隘的专才教育模式的影响而走过严重的弯路,我们也因把教育政治化或把教育实利化而遭遇重大曲折,这可激励我们从对比与反思中更加自觉地认识通识教育的意义,更加自觉地开创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新道路. 二、通识教育的含义与要求

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绝不是互相对立或互相分离的,而正是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当前中、小学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的话,当前大学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则是如何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我个人理解,当前国内开展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含义和要求,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拓宽基础、沟通文理；二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为什么需要这种通识教育呢

首先,从大学的性质上看.大学或university,从字源上考察,就有联合、全体的含义.蔡元培曾把大学定性为研究学问的场所.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术昌盛是民族兴旺、国家富强之本.大学特别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应当以学术为重,以学术为首要准则,并且,以培养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为最后宗旨,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本质所在.从最基本的含义说,通识教育就是要为研究学问,发展学术,培养学问家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单纯的专业教育或职业培训不可能达到这种要求.

其次,从学问的宽与深或博与专的关系上看.我们发展学术、培养人才,需要正确处理学问上的博与专或宽与深的关系.二者应当相辅相成,但并不容易处理好.博而不专,会失之于浅；专而不博,又会失之于陋.胡适曾把做学问比作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只有基底宽实了,塔身才能上得去；底子太窄太浅,就会立不起来,立了也会倒塌的.还有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限于单一的知识结构或专业领域,就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若从总体和各门学科的联系上去把握一门学科,便是一种较高的境界和眼光.专门的职业技术人才和综合的创新研究人才的区别,往往从这里发生,职业技术学院与综合性大学的区别,也在这里.综合性大学在开始阶段,应当把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尽量拓宽一些,为培养高层次的各类人才创造条件.

50年代初期,我们曾照搬苏联30年代的教育模式,强调“专业对口”、“专门化”,把各种专业划分得很窄很细,设置屏障,互不介入,结果“隔行如隔山”,造成“隧道效应”,使得学生和教师的知识领域和思维视野受到狭窄专业的限制,缺乏深造的基础和条件.这种模式曾经对我们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造成过严重损失和危害,至今仍有影响.我们开展通识教育,就是要根本克服这种狭隘专业教育模式的影响,是教育理念和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与改革.

第三,从学科之间关系上看.大千世界的众多方面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各门学科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只有突破壁垒,克服狭隘眼光和门户之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揭示各种内在联系,才能高瞻远瞩地展开创造性的研究.在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中,既发生各门学科的内部分化,又呈现各门学科之间的重新组合,并出现许多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而新的学科、新的成果、新的发现,又往往在结合部或交叉点上出现.这正是通识教育蓬勃兴起的科学和时代背景.通识教育正是要大力加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以利于各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其次,从20世纪到21世纪,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在分流中也在走向接近与融合.科学精神讲究求实与创新,重视事实、证据和试验,追求客观真理；人文精神则讲究对人的关怀与尊重,坚持实现人的理想与价值.科学的进步和科学精神的发扬,可以丰富人的生命内涵,而对人的关怀和人文价值的提升,又可赋予科学以内在精神的支撑.如果说20世纪的学术大师多出现于古今贯通或中西融合上,那么21世纪的学术大师则可能多出现在人文与自然或文科与理科的贯通上.

再就当前在校学生的状况而言,由于中学阶段便实行文、理分科,上大学时通过一次高考便定了专业方向,因而往往在知识、能力上比较偏、窄,文科学生一般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说话、著文容易流于空泛；理科学生又比较缺乏人文素养,且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较弱.过去有的大学生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有的大学生则说：“学好外语、计算机,进人21世纪”.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当前校园内漫延着急功近利、华而不实、重理轻文、偏重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倾向.这也需要通识教育的综合调整、补偏救弊,使学生兼有科学态度和人文素养,学习正确的自我对待,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

因此,为开展通识教育而设置的课程,我们称作“通识教育选修课”,简称“通选课”.通选课建设的准则和方向,也不外是这两个方面：拓宽基础、沟通文理；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凡是符合这个方向的,便可作为通选课大力建设,凡不符合这个方向的,则不宜作为通选课设置

三、通识教育的意义与作用

育人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教育的实质与奥秘,就在于发掘和实现人的潜能,使人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器”.教育不要使人成为工具.蔡元培总是着眼于培养“健全的人格”.这是狭隘的专才教育办不到的.要造就卓越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也只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高度结合,才可能达到.通识教育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拓宽创新人才的专业基础.在大学本科阶段,尽可能把基础拓宽一些,使各门科学之间,特别是文科与理科之间,不是互相隔离,而是有所沟通,使之互相影响,开拓视野与思路,并且尽力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相融合,为高质量的新型人才和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出现开辟道路.

二是矫治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一百年来,实用主义思潮对我国教育的冲击,十分严重.建国后前30年在“左”的路线干扰下,使教育过分政治化；后30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又使教育实利化.不论是照搬“苏联模式”,强调“专业对口”的专才教育；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视为政治工具的阶级教育；还是受市场经济大潮裹挟,处处讲究“创收”的实利教育,都比一般的实用主义思潮带有更加急功近利的色彩.作为教育主体的人,本应有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被急于追求功利的教育,当作了工具进行训练,压抑或扭曲了人的潜能；通识教育则是要通过多方面的博学、会通,各种形式的启发、诱导,逐渐激发和开掘人的潜能,矫治实用主义教育的弊端. 三是促进个人志愿的认真选择.当前大学生报考志愿,多半受社会风气和父母意向的影响,对学科分类不甚了解,自身天赋尚处萌动阶段,加上“一考定终身”(经高考录取的专业一般难于改变).这就可能违背个人志趣,埋没特殊秉赋,造成人才损失.在个人成长史上,有不少杰出学者是改变过专业选择的.鲁迅、郭沫若原本学医,后来改事文学,成为我国现代文豪；胡适留学美国,开始学农,后转向哲学和人文学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金岳霖起初在美国学政治,冯友兰进北大原先报考法学,后来都转向哲学,成为自创体系的著名哲学家；李政道起初学化学,在教师影响下改学物理,成为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类事例,不胜枚举.通识教育力图使学生广泛接触多种学科,了解其基本内容、问题和方向,便于学生结合自身的天赋与爱好,进行比较与思考,慎重选择专业,给予改变专业的机会,防止人才的埋没.

四是扩展多方适应的就业机会.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已成迫切问题.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且在不断变动和发展.过去强调“专业对口”的专才培养,由于专业知识过窄,拓展的余地很小,其实难于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只有扩大知识面,拓宽专业基础,并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既有科学精神,经过科学思维的训练,又有人文素养,并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这样,既可以在学科领域继续深造,进一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可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动性和多样性,创造就业条件,随时为社会作出贡献.

四、通识教育的问题与趋势

由于长期受狭隘的专才教育模式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当前进一步开展通识教育,尚有一定的思想障碍.

首先,许多人的专才教育的观念尚未基本转变.领导方面缺乏自觉意识和长远规划；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经验短期难以适应；家长担心子女学不到专长和本领,学生则急于思考就业或报考研究生的门径.因此,对于通识教育和通选课,普遍存在一般接受,但重视不够,用力不足的状况.

关于通识教育的种种疑虑,集中到一点,仍是“通才”与“专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问题.人们最担心的是通识教育会影响专才培养,怕学得太杂,几年过去,没有真才实学,成了“万金油”.其实加强通识教育,正是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学问上的博与专的关系；二是人生中治学与做人的关系.通识教育的本意,正是要为优质的专业教育提供一个比较广阔的背景,铺垫一种比较宽实的基础.通识教育决不是要排斥或削弱专业教育,并不是轻视专业人才培养.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各种高质量的专家、专门人才,我们的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大科学家、大作家、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光靠一批批走上岗位的官员,或一批批职业技术人才,是不可能真正振兴中华的.所以,从长远上看、而不是急功利的话,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绿叶与红花的关系,绿叶正是要衬托出更加鲜艳的红花.重要的问题,在于正确、妥善地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在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中作出合理的安排,使专业基础必修课与通识教育选修课同时加强,使二者相辅而行,相得益彰.

其次,当前的通识教育或通选课的建设,多半呈现自发状态,缺乏长远规划和通盘考虑.通选课究竟如何沟通文理、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理工科院系如何建设一批适合于文科学生选修的通选课程,如何确定通选课的设置要求、选修准则、考核制度等,都需要加强研究,展开讨论,进行规范.看来在全校建立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或领导小组,集中一批富于教学经验、对教育问题有兴趣的教师,定期专门研究,开展宣传,推动表彰与批评,实施课程设置的审核与调整等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国教育领导部门应对通识教育作通盘考虑和规划.从长远看,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从中学到大学,应当把通识教育贯通起来.在中学阶段,实行文理分科,看来是不适宜的.最后,我国当前的大学通识教育,虽然主要吸取了西方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经验,但我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教育中,也包含丰富的通识教育的成分.我们既要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也要深入发掘本国的丰富资源.建国初期照搬苏联30年狭隘的专才教育模式,是错误的；今天如果照搬欧美的通识教育模式,也会出现弊端.只有根据我国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把西方现代教育的先进经验,与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遗产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的新道路,才是我们培养现代化建设创新人才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