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永远面朝未来

我曾在老杭大图书馆的七楼、八楼待了大半年,几乎天天去那里,主要是看旧《大公报》影印本,也顺便看看其他的旧报刊.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堆《教育杂志》,随手拿起来翻翻,那一期正好是1935年1月号,有“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全国专家对于学制改造的态度”“全国专家对于教育上特殊问题的意见”,周予同、吴俊升、王造时、周鲠生、杨端六、高觉敷、陶孟和、吴经熊等各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谈教育,他们知识背景各不相同,对教育的理解也有很多不同,但他们各抒己见,坦诚地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贡献出来.（已收入本丛书《给教育燃灯》）

抚摸布满灰尘的旧杂志,许多观点今天读来却依然新鲜.冬天的图书馆,不仅铁铸的楼梯是冰冷的,连每一页纸都是冷冰冰的,但是那个冬天因为很多的发现而变得温暖.

1909年,《教育杂志》诞生之时,正是晚清新式教育勃兴之初.已有十几年历史的商务印刷馆,在教科书编辑上刚刚获得巨大的市场,有意在教育上为古老的中国开辟新路.

1909年到1948年,可以看做新式教育在中国最初的起步阶段,却是一次壮丽的跋涉.《教育杂志》在这40年间,历经世变,清朝垮台,民国破土,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北伐洪流席卷江南,日本虎视眈眈,九·一八到一·二八,卢沟桥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教育杂志》也曾两度被迫中断,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刊,直到1934年9月复刊,1941年12月随着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沦陷而停刊,直到1947年1月才复刊.最终在政权更迭的前夜,1948年冬天戛然而止,画上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句号.然而,在40年间出版的33卷300多期杂志,却保持着连贯的气韵,将几代教育研究者、第一线教师和教育编辑的思考和实迹记录下来了,体现了他们的教育报国情怀,他们在一个大变动时代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持续努力,他们在动荡岁月里以教育为切入点不断回应外部环境挑战的精神,他们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他们对每个具体教育环节细致深入的探索,都足以令后来者动容.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都是在那样不安定的环境下完成的,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从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坚定.他们安静的心态,开放的姿态,呈现出的正是这个老大民族在文化根脉未断时健康的状态,他们面临的压力、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并不妄自菲薄,他们更没有固步自封,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合适的教育,他们在特定的时代探求一条更富前瞻性的教育之路.300多期杂志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探究,也有具体学科、课堂教学的深入,不仅有对中国教育的回顾、摸索和展望,也引入了大量外国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讨论,也有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拓展,特别是公民教育的线索始终清晰.大量的国内外教育资讯和国外教育期刊的介绍,也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入了活水源泉.在这里,教育从来不只是学校、学科教育,更是全人教育、终生教育.作者和编者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只是对教育的专业思考和实践,更是他们完整、健康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或许是多元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他们的负责、他们的认真,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眼望世界,他们脚踏实地,他们有自信,更有谦卑.

台湾出版的《〈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使我们可以更便利地检索40年间《教育杂志》留下的资源.在许多不同的时期,《教育杂志》曾推出许多有深度的专号,涉及教育的各个层面.1923年6月的“赔款办学计划专号”,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给中国办学,陈启天、周太玄、张印通等10多位教育家和教育研究者发表了看法.同年8月推出的“性教育专号”是中国对学生性教育问题首次集中的探讨.（已收入本丛书）1924年1月、2月,连续推出《小学各科教学专号》,执笔的包括沈百英、舒新成、吴研因、黎锦熙、王伯祥、周越然、丰子恺等人.当年10月推出“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1925年1月20日推出“职业教育专号”,吴俊升、卫士生、刘湛恩、夏承枫等人执笔.1927年9月、10月连续有两期“平民教育专号”“城市平民教育专号”,1928年3月有“职业指导专号”.1929年5月、6月,连续两期都是“实验小学教育专号”.1930年6月、7月两期是“现代世界教育专号”,不光介绍英、美、法、德国的教育,也介绍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国的教育.1931年8月是“成人教育专号”.1935年5月,以全部篇幅刊登“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蔡元培、唐文治、任鸿隽、李书华、江问渔、翁文灏、陶希圣、林砺儒、柳亚子等数十人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年8月有“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 号”.1936年4月有“毕业会考问题专 号”.1941年1月,推出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穆旦介绍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王星拱介绍武汉大学,共介绍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岭南大学等27所大学,有国立、私立的和教会大学,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的学院和上海美专、西北技专等专科学校.7月出的“抗战四周年纪念号”,介绍了抗战以来四川、广东、江西、贵州、湖北等地的教育,及大学等高校.1947年1月,《教育杂志》复刊伊始,就连续两期推出“战后中国教育专号”,不仅讨论大学、中学、小学、师范等学校教育,而且讨论国民教育、文盲教育、职业教育、华侨教育、边疆教育等.1948年是《教育杂志》最后一年,1月有“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专辑”、4月有“教育心理研究专辑”、8月有“中学教育专号”,11月有“社会教育专辑”,专题如此密集也比较少见.

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夏硏尊译的《爱的教育》等也都是首先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这些作品今天仍有读者,而《教育杂志》早已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但我深信,在这些发黄的老杂志中蕴藏着不会逝去的新生命.

教育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古希腊时代,还是我国的诸子百家时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人类.教育到底是什么?不少人眼中的“教育”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涵育等这些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作为“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是从一粒种子到大树的过程.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面朝未来. 我粗浅的理解是,学校应该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它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毕加索的责任等它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试想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有天赋异能,在任何环境下他们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教育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具有文明常识的社会人,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自进入民国以来,《教育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并译介了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范例,从理论到操作,从理念到实践都有探索,将这些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贯穿其中的其实就是公民教育,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老辈人对此都有记忆.那是一个中断的话题,在老杂志里却是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应该以人为本,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这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些问题,民国的教育家和老师们大致上想清楚了,在诸多的文章和讨论中也一再得到了体现.在《教育杂志》存世的40多年间,时局板荡,充满了不安和惊悚,但是,从教育家到第一线的老师们,包括关心教育的学者和各界精英,对教育仍充满着温暖的关怀,从没有停止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断地、一次次地逼近教育的本质.

我试图在过去寻找未来.

过去并没有过去,有那些前辈的思考在,有那些载入老杂志的文字在,他们已经融入这块土地,化作民族的精神养分.当我们打开尘封的杂志,这一切就会奇妙地复活.

我把自己的想法与郭初阳、王小庆、蔡朝阳、许骥等朋友分享,得到他们的支持,决定先从中选出三个专题,重新整理出版.郭初阳一直关注中学生的性教育,他编成了《让性回归常识》,王小庆留意公民教育多年,他编了《如何培养好公民》,许骥编了《给教育燃灯》,蔡朝阳欣然写下万字前言,从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向民国教育致敬.没有他们的参与,这套书就不可能编成.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接纳了这套书,愿与一同关注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朋友们一起,继续朝前走.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也是《教育杂志》中现成的资源.我一直说,回望过去,不是怀旧,而是为了寻找未来.回望民国教育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