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一座国学教育的丰碑

上世纪九十年代,谢泳先生曾在《遥想教授当年》一文中说：“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徽因）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无锡国专可以和这几个文化地位显赫的著名场所并提,揭示了无锡国专在现代教育史上的重量级地位.

对于无锡国专这所学校,近二十年来不乏文化教育视域的研究评论,但大都是阐述其概貌的零星篇章,以陈平原、谢泳的评论影响较广.近来得读刘桂秋先生著《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以下简称《事辑》）,厚重的四十万字,具体呈现了无锡国专三十年的详尽历史.无论是国专办学的客观史实,还是《事辑》的撰著形式,都可以给当代学人以深刻的启示. 一

读无锡国专的往事,缅怀诸多先贤不折不挠、历久弥坚的文化精神,很自然想起清代龚自珍《与秦敦夫书》中的话：“士大夫多瞻仰前辈一日,则胸中长一分丘壑；长一分丘壑,则去一分鄙陋.”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史,就是以唐文治为首的一批文化人顽强坚守,为中国传统文化殉道的历史.他们硬是凭着自己的书生本色,靠着民间的支持,造就了近现代教育史上国学教育的最后一段辉煌.反观当代大学,从国家高层到普通教师,都在为所谓的“行政化”弊病头疼,可对照一百年前的唐文治先生,这事情变得不成其为事情.唐文治进士出身,二十八岁进入官场,短短十五年即任署理农工商部尚书,他倒是晚清名副其实的“省部级”高官,可他仅凭一己之力,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他个人的“去行政化”转型,脱去官职,投入教育,主持上海交大的前身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是西学潮涌,科技教育当红的时代,他却又从科技教育转向国学教育.民国时期,国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地位显赫,而他创建的无锡国专,自1920年起办学近十年后方经考核备案.他中年以后的个人设计,选择了三重变轨：弃政而从教,弃科技教育而从事国学教育,弃官办而投私立.诚然,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应该充当时代行进的先导,但是,一种文化思潮已然成为公众接受的强大的社会潮流的时候,清醒地审视和矫正潮流中裹挟的片面倾向,就成为民族赋予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项更重要的使命.

唐文治就是在国学教育日渐式微的时期全身心地投入国学教育的,与他同行的那个群体,并非不知觉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对物质建设的重视.据《事辑》载,1940年国专桂校代校长冯振托已经离开国专的前校务主任钱基博,代向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写信申请补助经费,信中有语：“现在抗战建设,通商惠工助农教战,斯诚当务之急,而国学专修学校似迂阔而远于事情,然民族复兴与心里（理）建设亦或以无用为有用.”虽属应酬恳请之语,却道出了对国学教育的自觉认识.他们是意识到了一味西学西化的不完整不适切,正如唐文治在文章中说过的：“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带着国专的师生们手捧“四书五经”颠沛转徙,历经磨难仍弦诵不绝,这种行为的动机,除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与忠诚,无法找到另外的理由来解释.《事辑》载,唐文治去世前曾嘱咐门生王蘧常等人：“现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他校合并,是由于百废待举,政府集中人力财力从事建设之需要,将来条件允许,此校仍应力求恢复,这是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可见在他心中,民族繁荣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动摇.当前民族复兴进程中我们日益高涨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多少印证了唐文治当年的预见.

我们现在也意识到要呼吁教育家办教育.只要随便翻一翻《事辑》,说唐文治是教育家办教育的典型,无需再作其他的论证与考量.面对唐文治主持无锡国专屡经坎坷却不离不弃的史实,我们会慨叹,提倡教育家办教育,即使有了高层的设计和体制的改良,还有一项运行软件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文化人的胸襟与操守.正是他们貌似“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选择与献身,在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敏感时刻构筑了某种平衡,在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都极其不利的背景下,为民族培养了现代史上最后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学人才群体.如果我们真心要接续传统国学的根脉,相信无论到将来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这一代国专学生的作用. 二

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的书名,稍有阅读经历的人都会联想起另一部“编年事辑”,即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是无锡国专第二届（1925年）毕业生,被誉为“唐门三鼎甲”之一,从国专毕业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国学大师陈寅恪.他晚年放弃自身的研究工作倾心整理恩师著作,编撰年谱《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忠诚恩师嘱托的学人品格广受赞誉.揣想《事辑》作者是感佩前辈学者在传统文化里浸濡出的士林高风,拈“编年事辑”而称名无锡国专的校史,可谓相宜而朴雅.

近三十年来,人文科学的研究日益兴盛,各专业领域的研究选题和资源受到广泛的挖掘.无锡国专这样一个话题,对于国学研究和现代教育史研究,都应该极具吸引力,可是却少有对其专门研究的成规模的成果,未见对其办学过程的深入而详尽的梳理.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该课题的难度.国专办学三十年,其间经历八年抗战,避难桂林时期也数度迁徙,历尽颠沛.国专的锡校、桂校、沪校,有接续有并行,线索交错.国专幸存的档案,因解放后学校的兼并重组散置几处.国专的校友大半辞世,最晚的毕业生如今也年届耄耋.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充分地占有材料,将三十年人事厘清脉络,敷排经纬,考订翔实,如果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决心和恒心,难以修成正果.冯其庸先生在《事辑》序言中说：“无锡国专在唐校长和诸师长的苦心经营下,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但是至今却没有一部较为翔实的历史,现在有了刘桂秋先生撰著的这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总算弥补了这一重大学术缺憾.”这样一项有文化价值、有学术含量、有操作难度的工作,其对于撰著者学力、学风的考验不言而喻,其完成过程的艰辛不难想见.

作者在后记里说“内心很希望这本《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有修订再版之日”,凭着当前学界对国学教育的热情关注和对纯厚学风的迫切祈盼,这个愿望不难实现.一旦实施修订,我想建议作者编一个人名索引作为附录.无锡国专的教师、学生,与无锡国专发生过种种关系的人,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份文化名人名录.这份名录,不独方便读者检索,它对于无锡国专的地位和贡献,对于整整一个世纪的国学传承,有着极其充分的解释力.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刘桂秋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