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体制视角”

社会资本的多元化和教育需求的多元化,作为原动力必然催生出多元化的举办教育制度,并还将极大地推动着其快速发展完善,成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内容.没有多元化的举办教育制度,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了最基本的制度条件.

"总控制室"角色

我国高等教育在1997年以前发展显然过于迟缓,在1988年开始全国普通高校一直稳定在1075所左右,但在1998年只剩1022所；而1999年后大大增速,连年扩招到2002年增至1396所,校数增加37%,学生数增加165%,绝大部分新增学生挤进了老院校而使之不堪重负.

根据2020年全国毛入学率要达到25%计,当年大学在校生约为2615万人.而广东省拟大学毛入学率2007年为25%,2010年为30%,2015年为40%,2020年为50%.按这一目标,广东省在2003年后的17年里共需新建立大学155所、平均每年新建9.14所万人大学,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1.1亿元,共需698.8亿元,相当于2003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20%,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21.30%,是全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53.22%.这一目标面对的教育市场问题是：

这平均每年全国需新增加的高校初始条件投入约256.5亿元,以及广东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41.1亿元,将由谁来支付?

我国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规模与体制或招生制度、质量门类指向上,都始终扮演着中国教育的“总控制室”的角色.大学的扩招,必然大大拉动下层级教育,即高中也要大规模扩招,高中阶段教育要普及,学校要增建,学位要增加,由此又将推动初中学校的提高上等级.这一联动效应也必然产生出很大的基础教育资金需求压力,又是由谁来承担?.

优质化教育

优质化教育比例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我国教育在总量上仍是一种稀缺资源,而一般的教育供给不足主要集中在农村.

改革开放使得大部分国民在经济上得于脱贫.并也由此产生了对教育的更高质需求.我们在1994年和2003年底分别对广州市民有二次相隔近十年大面积取样的同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广州教育已从“温饱”走向“小康”,从“有书读”到“读好书”需求的质之变化.如,2003年问及“如果你是广州市长时,您首选做什么?”在列出的十个答案中,首选项是“增加优质学校”；当问及“您认为广州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首选的是“优质学校少”；当问“作为家长您今天最担心的是什么”时,位居第一的则是“子女进不了高质量的学校”.

优质学位严重不足已成为城市居民呼声最大、迫在眉睫的问题.需求高涨,优质学校的择校费在家长的竞价中不断攀升,由此而极大推动了“乱”收费趋势.要解决这问题,只有大幅度增加优质学位.而全国有中小学55.57万所,检测设提升省市一级优质学校每所平均投入2000万元,每增加1%,就需111.4亿元,到2020年如果省市一级学校从2%增加到占全国学校数的15%,则需新增教育经费14448.2亿元.这将是2003年我国GDP总量的14.11%！

要满足国民不断高涨的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一是谁来投资提升或增加优质学校单靠政府行吗二是如何走教育市场开拓和运行的道路,以快速吸收或整合社会资本、资源去大量增加优质资源?三是优质学校并不是有钱就行,师资谁来提供,师资的提高谁来完成?这里面蕴藏着的巨大教育资金需求量,以及丰富可开发市场空间和潜力,随着全国相对发达地区将推行的全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制定及其实际进程,不仅不会减弱而且将会进一步增强.

外来工子女教育

城市中的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当地的区域教育现代化.今天,已在城市的9460万外来工,已超过了城镇有户籍的二、三产业的全国职工数,而且在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外来工,到2020年将有约2.2亿―2.3亿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广东省户籍人口7000多万,却另有2300―2800万外来人口,占了全国外来工总数近1/3；广州市725万人,外来人口超过300万；深圳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是1：4.7； 东莞市某镇户籍人口3.4万人,外来工达60万人.据有专家估算,这么庞大的城市外来人口中,约有15%是有需要在所在城镇接受中、小、幼教育的子女,而且这一比例会逐年增大,在广州市就读的外来工子女约有12万,占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9.2%；目前广州市的流动儿童少年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加.

同在蓝天下,同在五星红旗下,却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在“窝棚学校”中向祖国的尊严敬礼,他们因没能享受到充分应有的体制关怀和及时的教育,比之在乡下的孩子更容易产生灰暗心理,而其中将更加可能滋生出一代有反社会倾向的群体.如何更多地去关注他们,并把他们的教育权利真正纳入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体系之中,还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来努力.如果我国较发达地区和城市在大力发展经济奔向现代化的同时,又在放任普教盲区扩大,制造出一个个"希望工程"和体制温暖关照不到的城市"窝棚学校",给未来社会及下届政府遗留下一大批低水平或根本不合格的劳动力,这将大大拖累着本地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后腿,这肯定不是向往现代化的人们所期望的.

目前以近一亿城市外来工的15%每人携一个子女计,就有1500万名要受教育者,它需要全国的城市增加12500所有6个年级24个标准班的普通中小学校,其中广东省的城镇就要增设2875多所.检测设其中的中、小、幼教育机构平均每所新学校（园）需投资500万元,共投资额就是143.75亿元.这个市场的生成及其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任务的完成及其质量,而且也是一项对国家安定影响深远的艰巨政治任务.

农民职业教育

上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带动了大量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那时城市化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60年代城乡严格分治,而城市化进程停滞.至到1978年,全国城市化率只有17.9%, 82.1%的人口还是农民.9到今天我国城市化比率及水平还很低,7.06亿从业人口中有4亿劳动力在农村.其中有88.94%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水平,且在其中还有8.64%为文盲和半文盲,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33%； 乡镇企业技人员300余万人,只占乡村集体企业人数的6%.作为我国经济较先进的广东省,提出到201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50%,其中“珠三角”要达到70%； 要形成要以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为龙头,以一批大中城市骨干,以遍布城乡的小城市、小城镇为依托,广大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而佛山市也从2004年7月1日起全市取消“农民户口”,300多万佛山人全部统一更新为居民户口.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转变角色,是体制性的改革结果,与上亿农民自发进城做工有着本质差别.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一是农民变成城市人,都需要再教育,需要有一技艺之长.这个市场份额也还有包括现有的9460万和今后每年新增800万~1000万城市外来工所出现有可能的5~15%的职业教育市场（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广东省外流动人口中小学运载初中文化程度的占了75.6%,高中文化程度及以上的占了16.7%,其中有5%的人有接受高等继续教育的可能）.

因此有了国家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而广州也将对参加职培的农民给补贴的办法,从2004年起每年完成培训5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任务. 蓝领的教育权利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软肋.“农村的现代化,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抑或产业化,没有文化什么都不能实现,没有教育什么目标都是空中楼阁”.而要对城市化进程中和自发进城的数亿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就需要现有的职校、中专、技校规模大扩张,并需增加大量的职业培训机构.

二是城市化进程也在改变着城乡学校布局.农民集中进“城”变居民了,原来在乡村就近上学的中小学校也就要取消或撤并,新的城市学校就要多建设.这又是一个新的教育资金需求市场空间.

市场结构性需求

有关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中,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于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于人口的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比如管理水平等.可见,对中国现存的人力资本除了迫切需要的提高其水平外,同时尤为迫切的是要建构起一个适应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的现代的教育结构体系,使学以致用,使学校产出的人才不至于一开始进入市场流通就阻梗不畅.否则,这不仅将极大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而且还将由于人才对市场的适应期大大延长而阻滞了社会现代化进程.

这事实告诉我们的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不能仅仅地沉浸了数量上的稀缺上.只有在充分考证了市场结构性需求的前提下,找到学校自身在市场中质的定位后,才有教育发展的高效益.否则,就只能是脱离市场现实需求的失败的教育!而这也是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教育机制来保障的.

现代化的教育肯定是适合社会各阶层需求的.改革开放及其多元化经济发展,在给国民带来富足的同时,也使以往共同贫穷困苦的单一经济水平格局,变为多层面差异性收入水平的状态,并使社会出现了十大阶层.不同阶层、不同团体、不同经济文化水平的家庭、个人,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也就必然产生出极大的差别.毫无疑问,这一差别也一定会反映在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及其选择上.

教育的需求既受制约于经济支付可能程度,又表现为精神追求和现实需要的满足.从终身教育角度看,每个人的教育需求都是可以在程度上和专业指向上不断攀升和更变的.这种对“教育”这一特殊“怎么写作”的需求攀升、更变和多样重叠追求,就营造出了一个永不消歇的庞大的多层级、多种类、多特色、多形式的教育市场.我们对广州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天的家长所担心的问题中首选是子女进不了高质量的学校,其次是毕业后就业难,再次为子女今后读不了大学；调查表明,市民愿意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投入大量的金钱,甚至不惜勒紧裤带,可见其健康的教育投资消费观念,以及对投资教育所带来的长远回报的深信不疑的信心.这种观念落实到行为上就体现在为孩子选择优质学校的择校行为上,当被问到“择校要交择校费,你同意吗?” 66.6%的市民持接受的态度,17.3% 持强烈反对的态度,16.2%持温和反对态度.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市民还是愿意接受为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付出经济代价的.而且44.5%的市民有意向送子女到国外读书,5.4%的市民早已有了送子女出国读书的计划.由此可见,对优质的教育的选择,富而思教,为孩子的未来奠定一个好的教育背景,已经成为了一般的家庭的基本投资意向了.

现代化教育体制如何适应这种市场特征,要求每一所学校都能针对不同教育消费阶层支付能力、需要找到自身的特色定位,根植于不败之地,去取得经济、社会双效益,这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改革所不能回避的.

国家经济、文化的多元化、现代化,必然大大推动社会发展有化.化是建立在个性化的基础上的.近20年内,中国教育的个性化程度必然要大大提高.

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现代化的政治意义指向,在今天却首先是一个教育支付的能力问题.据测算,我们中国的1.8亿个农村家庭里,能承担子女上大学的最多才0.8亿个家庭；而我国近年能上大学的,已经有超过20%的家庭是贫困家庭,特困家庭是8%甚至有的地方达到12%.广东大、中、小学生总数中,贫困比例估计有15%.我们的调查也可以看到,对交择校费持否定甚至于完全反对意见的比重不小,高过赞同的比例,而且越低收入家庭的反对呼声越高,几乎达到半数.可见当教育成为稀缺教育资源时,教育的公平问题就特别突现出来了.要从根本上才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同样产生出巨大的教育经济成本.

可以肯定,如果一个体制是排斥了近20%的贫困学生应有的教育权利的话,那它一定不是真正的教育现代化所认可的.因此,率先推进和扩大免费教育的范围和水平,建立起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先进的公共教育制度,就是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在我国贫富差距已超过警戒线时,在全国率先推进和扩大免费教育的范围和水平,建立起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先进的公共教育制度.这不但是广东实力可以做到的,也是先富裕起来的广东人应为全国做出的全新贡献.如第一步分阶段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学杂费减免制度；第二步建立起九年义务教育学习阶段杂费全免制度和大学阶段学费减免制度.

教育现代化离不开终身教育.社区延续教育怎么写作是终身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现代化必不可少的补充.

根据我们的考察,香港政府对于正规教育以外的多样化领域, 采取的是全面放开,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 提高其运行机制水平,为所有的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教育与训练, 建立起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的社区终身教育延续怎么写作体系.

多元化办学

教育现代化必须基于制度现代化,即决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还必须有一个让全社会一起来出力的制度空间.广东的,甚至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真正超脱狭隘的纯“财政视角”而进入了深层的“体制视角”.没有到位的体制大变革与创新,就没有广东的教育现代化,也不可能有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发展”硬道理的指向,才能使教育现代化发展真正进入了快车道.

国民有着高涨的不同教育要求,就必然要求有一个更广阔的教育发展的体制空间.体制创新可以产生最大的生产力,教育亦然.社会资本的多元化和教育需求的多元化,作为原动力必然催生出多元化的举办教育制度,并还将极大地推动着其快速发展完善,成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内容.没有多元化的举办教育制度,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了最基本的制度条件.

中国的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都是社会主义的孩子.没有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就没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民办教育的大发展,为中国的化进程同样做出巨大贡献.多办一所学校总比多办一所监狱好千万倍.对于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首先必须有政府及其官员这一观念的到位.

国家教育资源稀缺.政府面对近四、五十年累积的国家与民生建设的巨大欠账,对教育投入又确实财力有限.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极大困难.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民富深藏.我国占20%的最富有人群已拥有了全国50.24%财富,其中最富有的一百万人却拥有了全国1/3的储蓄存款.全国每7元储蓄存款中有一元是广东人的,仅为1/200的广州人口却拥有全国1/20的存款,且上缴税收达全国的1/18.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将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所谓“中产”已成为继“温饱”和“小康”之后,又一个衡量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现代化的经济标准.有专家曾在国家信息中心在深圳召开的一个专题会议指出,到2005年将有（夫妻双方收入1―4万元的）2亿人成为中产阶层；近几年中产阶层年增1%,到2003年已达19%,预计到2020年,中等收入阶层将达40%左右,社会结构也将实现“葱头型”到“橄榄型”的跨越.毫无疑问,广东人会有更多的经济水平更高的中产阶层.因此,广东办教育决不是没有钱,而是还没有一个能积极吸纳广泛社会闲散资金或寻利资本的制度!

制度创新

改革成功必须落实到制度的安排与创新上.譬如,我们国家还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财政来资助贫困学生. 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有体制的变革来完成. 按照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和成本来看,每增加1%的学生到民办学校去读书,或有20%的大学生为自己选学系、专业多支付2000元/年,每年就可以使国家财政产生资金（节省）增量40亿元,就可以在全国新建起10000所标准的“希望小学”,或解决我国占在校大学生8%的特困生全额学费4000--6000元资助问题,或对全部20%的贫困生每月补助生活费200元甚至于更多.这就是体制创新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民办教育或选择教育首先是一个典型的教育产业,民办教育发展中的收费、经营、成本、效益等观念,也将大大推动公办教育体制的大变革.

但是,民办教育决不是仅仅因为政府财政有困难才存在. 长期以来,在发展民办教育的舆论导向上,有一个影响到法规制定的认识盲区就是,把我们国家要发展民办教育的动因仅仅归结为一个“穷”字.这一偏颇的似是而非的判断,令人悲观的逻辑结果就只能是：既然要发展民办教育的动因仅仅归结为国家“穷”,那么一旦国家或某个地区富了以后,民办教育的命运也就可以终结了；既然民办教育仅仅是国家非长期过渡性需要,那么在政策法规上严加控制限定就是当然的了.在发展民办教育问题上这一舆论导向,是非常短视而错误的.事实上,民办教育将越来越占大的份额,这与人们的经济需求与产权格局多样化后产生的多元化文化、教育需求是相一致.也就是说,鼓励举办民办教育,是国家需要建立起多元化体制互相促进的教育格局,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需求与社会产权格局多样化的历史性长期需要.没有这样去理解民办教育的长期必要性,就绝对不可能给民办教育一个正确的法理定位；同时也不能让所有的民办教育投资举办者及其他在民办学校辛勤劳作的教职员工有坚持发展的信心.

可以肯定,要把教育办的更好、更有效率,增加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丢弃了民办教育就是放弃了教育现代化!

总之,近十年里已经突显出来的以上九个方面新的教育需求压力,对于广东省是个严峻问题,对于全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大中城市,一样是个普遍性问题.不解决这些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就不能说实现了教育现代化,也不能说实现了社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