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经典化之可能

文学经典化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颇为暧昧尴尬的问题.2006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就曾炮轰中国当代文学：“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曾在国内引发极大争论,并且还冲出了学界成为全民参与热议的话题.虽然顾彬随后解释称媒体歪曲了他的原话,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确一时成为甚嚣尘上的时髦论断.然而,时隔不过六年时间,中国作家莫言就荣获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诺贝尔文学奖在全球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来说,莫言的此次获奖无疑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最起码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种积极肯定,莫言的获奖无疑也是对顾彬言论的一个有力反驳.

一个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颇值得国人欢欣鼓舞的事了,中国人的一大情结――诺奖情结自莫言得奖得以缓释.一个文学奖项之所以会在国内引发这么大的反响,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之外,也与国人的特殊心态有关.“”浩劫让中国各方面发展均处于滞后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国人更是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因此除却向他国求教之外,国人更有一种渴望被世界认可、融入世界的愿望.所以我们发现,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作品,国际性的奖项总是更容易引发国人的关注和热议.如果说奥运会、世的召开满足了国人的奥运世博情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肯定,那么,莫言获诺奖则说明了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肯定.另外,还需注意的是,早在莫言获奖之前,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就已经凭借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虽入法国籍,但他主要还是使用汉语作为其文学书写的方式.如若撇开国籍,仅从写作语言这个角度来看,前后相距不过十二年时间,就相继有两位用汉语写作的作家获得诺奖,除却“欢欣鼓舞”之外,这一事实也颇值得咂摸.诺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西方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高行健和莫言这两个汉语写作者的获奖足以证明现代汉语写作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其成就也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另外,在高行健和莫言之后,中国作家阎连科又喜获2014年度的卡夫卡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设立于2001年,虽然创设时间不长,但其历年评选出的作家均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实力作家,卡夫卡奖曾多次与后来颁发的诺奖得主重叠,比如2004年获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和2005年的哈罗德品特.此外,诸如村上春树、哈维尔、阿莫斯奥兹等重量级作家亦是卡夫卡奖得主.就评选结果来看,卡夫卡奖无疑已经是一个拥有相当权威性的奖项.阎连科的获奖,无疑再次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足以与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对话,百年汉语写作确实达到了一定高度并且获得了世界认可.

其实就文学经典化的问题,学术界已有过讨论.2005年,在中国小说学会第八届年会上,就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毕光明通过对一些短篇小说文本的分析,指认一个小说经典正在生成时代的到来,而山西大学王春林则从自己近几年来对长篇小说的追踪式阅读体验来确证毕光明观点的合理有效性.他认为最起码如莫言《檀香刑》、王蒙《青狐》、贾平凹《秦腔》、格非《人面桃花》、阎连科《受活》、刘醒龙《圣天门口》、李洱《花腔》等,均可被视作优秀的带有明显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从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来看,我们似乎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身边有巨人存在,有杰作产生.这样的一种漠视当下文学现实的心态显然是不可取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样一种文学现实的存在,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学、小说经典生成的时代正在到来.”①那么在莫言、阎连科等作家得到西方世界认可并获奖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文学经典化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呢?因为有过长期追踪并研究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积累,在我看来,莫言并不是当代文学的一座孤峰,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当代中国文坛的大气候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当然要肯定莫言小说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莫言的获奖,与他背后所实际存在着的一个汉语写作高原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剥离的重要关系.就我自己一种长期的阅读理解,我觉得,最起码如下这些中国作家的实际写作水准,也都已经达到或者说接近了诺奖所要求达到的那样一种思想艺术高度.请让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罗列在这里,他们是贾平凹、王蒙、史铁生、王安忆、陈忠实、阎连科、韩少功、张炜、北岛、铁凝、李锐、于坚、格非、阿来等等.毫无疑问,无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获奖,一点都不会显得很意外.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与莫言一起,以他们足够丰富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支撑起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现代汉语写作的高原.”②

当然,能否成为经典要经过时间的冲洗和淘炼,当代文学属于正在发生中的非固化的文学,是否能对其进行经典化的命名存在争议.高楠在一篇文章中就当代文学经典化提出了质疑：“现时以其不同于先前的变化,而走出先前的历史,并成为现时,现时是生成中的历史.因此,它所作的历史描述也只能是生成着的描述,亦即非历史描述,现时检测借历史名义进行的任何历史描述都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但问题又在于,历史并不现时地描述自己,任何历史的现时描述只能是现时的,亦即非历史可靠性的,这就形成现时与历史的断代.”③尽管现时与历史存有悖论,尽管“现时的描述”也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但我们不可能将文学的经典化全权交付于时间来评判,任何文学经典的确立都是学者、读者和历史交互作用长时间建构的结果.所以就当代文学来说,我们这些“当代人”进行经典化的工作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童庆炳就认为：“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含‘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含‘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④能否成为经典的根本在于文学之内部原因,但缺乏像学者和批评家这样的文学经典建构者,文学经典亦难以成为现实.对当下文学进行经典化建构的典型例子是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这部文学总集于1935年印行,其总结编选的对象为1917―1927这十年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经典的建构无疑是属于“现时的”、“非历史可靠性的”.然而,这部文学总集对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以及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却产生了持久且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不仅是当时重要的文献,而且直到现在也依然是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重要参考文献,由于编撰者均为文学现场的参与者,这部总集也让我们得以直击当时的文学现场.既然这些前辈们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那么身处当下的我们进行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又有何不可呢?批评家是批判者,但同时也是淘金者,与其粗暴地将当代文学一棒子打死,不如去发现经典,积极地进行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工作,这种扎实的建构工作应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注：

①马相武：《让小说在全球化中释放魅力――中国小说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见中国作家网2008年6月22日.

②王春林：《莫言、诺奖与百年汉语写作的命运》,《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

③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④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