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经典时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新视野

摘 要 ：传统诗歌研究中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依据其重要性划分为“主流诗人”和“非主流诗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几乎就是对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等“六大主流诗人”的研究.在21世纪呼唤个性、呼吁多元文化的学术领域,学者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以往研究的局限,开始关注“非主流诗人”,特别是以往甚至无法跻身“非主流”行列的“反主流诗人”,形成较以往不同的“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的研究系统,使超经典时代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开阔、深入的多元化阶段,由此开拓了诗歌研究的新视野.

关 键 词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主流诗人；非主流诗人；超经典；反经典；影子经典

Abstract:In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s are classified as “major poets” and “minor poets” and the Big Six including Wordsworth, Coleridge, Shelley, etc. are given much more attention than others (the minor ones). Today, 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evolvement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we are living in the hypercanonical age, in which we call on individuality, diversity and variety, and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has been expanded. The two-tiered model posed of “major poets” and “minor poets” has been replaced by a three-level system with “hypercanon”, “countercanon” and “shadowcanon”. This expansion provides the long neglected poet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 and lends more attention to both major and minor Romantic poets.

Key words:English Romantic Poetry, major poets, minor poets, hypercanon,countercanon, shadowcanon

200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文学》中谈到了“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指出了过去十年间世界文学研究的新变化：世界文学关注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原先欧洲的大国、大家的经典著作,而将视角转向了其他国家的非经典的文学作品,并且开始考虑女性作家,这是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趋势［1:2］.这一思路突破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个思维定式,即少数“大国”、“大家”的作品独领、倍受关注,而更广泛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少人问津,陷入被边缘化的命运,甚至濒临销声匿迹的危险,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的开阔思路.在这个后经典、超经典的文学研究时代,文学研究如何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势,加进新的内容,注入新鲜血液,是一项重点.达姆罗什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取代原先“主流作家”及“非主流作家”这一双层结构模式的,是如今由“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组成的三层研究系统.“超经典”指老牌的“主流作家”；“反经典”则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作家组成,他们属于强势思想、文化和写作中的反主流文学 ；而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成了“影子经典”［1:4］.本文将从达姆罗什描述的这一三层研究系统出发,论证超经典时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有待发掘的潜力和新的视野.

传统诗歌研究中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依据其重要性划分为“主流诗人”和“非主流诗人”进行研究.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等六位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六大诗人”,被给予了最大的关注；而其他一些诗人如布莱克、骚赛、赫兹利特等则被称作“非主流诗人”,关于他们的研究往往受到忽视；更有一些诗人,尤其是当时的一些女诗人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和安娜莉蒂西雅巴鲍德等,其诗风与浪漫主义的主流并不十分默契,因而几乎被传统评论界所遗忘,成为“反主流诗人”.根据美国当代语言学会收录的有关这一时期诗人的论著来看,绝大多数论著都与“六大”浪漫主义超经典诗人有关,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从1964到1973年,文学领域几乎就是这“六大诗人”的天下.在这10年间,他们每个人都有多达400条研究他们的篇（书）目（全文或部分章节）,相比之下,其他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在同期内只有不到100条的篇（书）目［1:6］.这种情况显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课题研究几乎就是对这“六大诗人”的研究,即针对这些“大家”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将时代的声音浓缩在了这六位“大家”的个人世界中,认为他们相互补充,彼此契合,从思想到形式上形成了英国浪漫主义统一的诗歌风格,这是评论界公认的事实.但这种统一的风格是否就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全貌?同时代其他诗人对于浪漫主义的诗风是否有更多的拓展和补充?个人的声音是否能够代表整个时代?19世纪浪漫主义的众声喧哗是否通过这六个人的喉管齐声发出?随着学术界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深入开展,在越来越呼唤个性、呼吁多元文化的超经典时代的学术领域,学者们深刻认识到以往研究的局限,开始关注“非主流诗人”,尤其是以往甚至无法跻身“非主流”行列的“反主流诗人”,将他们的声音逐步纳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正轨.

同样参照美国当代语言学会收录的研究资料来看,从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盛极一时的关于“六大诗人”的评论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六大诗人仍然势头不减,有关他们的评论数量仍在上升,使原先的“主流诗人”升级为“超经典”诗人；当初处于次要地位的“非主流诗人”如约翰克莱尔、威廉姆赫兹利特、罗伯特骚赛、瓦尔特萨维奇兰德等人,关于他们的研究仍然有限,他们成了新时期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影子诗人”；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当时完全不入主流甚至比“非主流诗人”更低一级的诗人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和安娜莉蒂西雅巴鲍德等,在过去的20年中有关她们的研究异军突起,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关于海曼斯的纪录从空白变成了70条；巴鲍德则从4条增至59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经典”诗人,而且从这些记录来看,“反经典”诗人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1:7］.

这一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课题研究的新认识不仅在美国当代语言学会收录的论著中有所反映,在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读本、论著中也不断得到加强.从英国的权威读本《诺顿英国文学选读》在不同时期收录的诗人以及分类的变化可见一斑：1986年《诺顿英国文学选读》第五版的目录中,将一些遭受评论界冷遇的诗人,如兰登、莫尔、克莱尔等单独归类,列在“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名下,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与六大诗人分开,形成了典型的“主流作家”与“非主流作家”的双层研究结构［2］；在1993年第六版目录中,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被归入“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名下,仍与六大诗人分开,但没有用“其他”这样的排他性措辞,使得双层研究结构的概念渐渐含糊［3］；而在2000年的第七版目录中,这一变化更为明显.这些诗人被放置在六大诗人中间,未作任何特殊的界定,与六大诗人一起归入“浪漫主义诗人”,致使传统意义上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双层结构彻底解体［4］.

与这一解体相呼应的是,学术界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定义也在不断扩展,将原先未被列入“浪漫主义诗人”的名字加入到浪漫主义诗人研究的行列,同时一些原先未被明确为“主要浪漫主义诗人”的名字也开始与“主流诗人”们并驾齐驱,显示了新的研究视野.2000年《诺顿英国文学选读》第七版目录中更多诗人的名字被浪漫主义所吸纳,显示了新时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更加宽阔的思路,对这一文学时期的理解加深,概念拓宽［4］.与此同时,对于浪漫主义诗歌运动起止时间的界定也在悄然变化,从而在更深意义上扩大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阵营：传统批评把1798年《抒情歌谣集》的出版视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而《诺顿英国文学选读》第七版中却将时间提前到1785年, 使一批原本被忽略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品,尤其是一些女诗人的作品被收入经典行列［4］；传统研究认为,浪漫主义运动截止到六大诗人及司各特的去世,即1830年宣告结束,而《牛津英国文学词典》则认为,浪漫主义持续影响英国文学的发展,19世纪并非是它的终结点,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浪漫主义文化热潮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5］.正是基于对浪漫主义起止时间的新认识,1993年出版的《新牛津浪漫主义诗歌选》收录了早期丁尼生的诗歌,认为他的作品从未完全抛弃浪漫主义的传统,浪漫主义精神在他的诗歌中始终闪光.这本诗选同时还对布莱克的浪漫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布莱克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晚期浪漫主义与早期现代主义的混合”［6: xxii］.这一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论证了当时浪漫派诗歌的现代意识,其内涵已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对“经典”浪漫主义的定义,走向了“反经典”,显示了当代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开阔视野.同样的情形出现在1999年出版的《浪漫主义诗歌选》中.这部诗选增加了几位18世纪晚期并不为人熟知的诗人如考伯、伯克等人的诗作,同时将传统上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女诗人巴丽特勃朗宁的作品也涵括进去［7］,从而大大扩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外延,延长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生命.正是基于对不同类型的浪漫主义的认识,当代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才能冲破“六大诗人”主导的“经典”诗歌模式,着手进行“反经典”研究,使“分裂的浪漫主义”的概念深入到新的研究中去,以更多不同风格、不同思想、不同形式的浪漫主义诗风充实超经典时代的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寻求突破浪漫主义传统意识的切入点.

“反经典”研究的重点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诗坛上活跃着的一批女诗人的挖掘,这项研究填补了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空白.这一观点已被国内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所接受.2003年第5期《外国文学研究》刊登了章燕教授的论文《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在后现代文化视阈中的多元走向》,详细论述了这些女诗人的诗歌风格及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贡献.该文指出,传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坛显然是男人的天下,为人们所熟知的仅有的几位女性也是与某位男性诗人的名字紧密相连,如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茜、雪莱夫人玛丽、勃朗宁夫人巴丽特等.而当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表明,与当时诗坛上的著名男性无甚关联的重要女性诗人不乏其人,其诗作在当时也不无影响.只是由于长期以来或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诗人的背景,或是因为其诗风不入浪漫主义“六大诗人”的主流,或者仅仅因为其诗作数量不丰,她们的作品一直未被列入浪漫主义诗人研究的范畴,她们的名字也少有人问津,成为一批深埋地下、有待发掘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珍宝.这些女诗人包括：巴博尔德、汉娜莫尔、安伊尔丝蕾、夏洛特史密斯、玛丽罗宾逊等.她们的诗风,一定意义上也影响了许多当时和后来的重要诗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8］.

英国浪漫主义繁荣时期,女性作品空前繁荣.18世纪后期,英国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群在不断增加,这让当时英国的评论界震惊.根据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讲师简斯潘塞1986年出版的《妇女小说家的兴起》一书记载,18世纪后期妇女文学的兴起让男性评论家咂舌：“代替古代孤单的萨福,在我们这个小岛上,可以列举出许多作家和她们的卓越成就.她们的才能并非仅局限在狭窄的抒情诗范围,在散文和诗歌两个领域,在其他特殊的、多样的体裁领域里,她们也都处于领先地位.”［9:31］斯潘塞在文中提到了凯瑟琳特罗特科克伯妮的剧本和哲学论述、伊丽莎白辛格罗的宗教诗、汉娜莫尔的剧本和诗歌、安娜西沃德和海伦玛丽亚威廉姆斯的诗歌创作等,竭尽繁荣之势.而英国诗歌研究领域中关于她们的评论和介绍却极少,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当时的女性诗人、作家数量有限,不如说因为她们的性别原因以及她们的作品与声势浩大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品的差异,哪怕她们在自己的时代并不乏影响,但经历长期的忽视,这些女性的名字几乎被淡忘.以巴博尔德和夏洛特史密斯为例,18世纪70年代,巴博尔德凭借广受欢迎的《诗集》成为当时诗坛上的重要人物.巴博尔德是英国女性知识分子的最早代表,思维敏锐活跃,对社会政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大量撰写政治性小册子,大胆分析、揭露英国的现实生活,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巴博尔德对文学的深入理解还体现在她编辑的50卷本《英国小说》中,以她的文学功力和艺术眼光诠释了英国小说的经典,在当时的英国文坛上,尤其是在年轻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在传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巴博尔德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浪漫主义“非主流诗人”的行列,面临被逐渐淡忘的危机.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夏洛特史密斯身上.史密斯14岁便将自己的诗作向《女士杂志》投稿,其作品《哀歌十四行诗》盛行于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屡次再版,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推动了英国古典十四行诗的浪漫主义发展 .但史密斯的诗风趋于传统,被认为与经典浪漫主义的主流诗风相左,因而被许多浪漫主义诗歌研究者排斥在浪漫主义派别之外.同样被排斥的女性诗人还有玛丽罗宾逊、乔安娜蓓丽、希曼丝甚至巴丽特勃朗宁.深入研读她们的作品后,我们发现,虽然与经典浪漫主义的诗风并不完全契合,她们的思想和创作却同样真实地反映了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特征：罗宾逊的作品贴近现实,表达了自由的思想；蓓丽的诗歌清新自然,深深影响了六大诗人的美学思想；希曼丝的诗作具有浓厚的古典色彩,充满了女性的温情和魅力；巴丽特勃朗宁则更加具有女性的先锋意识,在诗作中表达了改造社会的理想,表现出博大的爱心和宽广的胸怀.这些女诗人冲破传统偏见,追求女性的独立与尊严,在开阔的视野中感悟人生,并且以女性独特的眼光审视世界. 她们的作品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程度不同地影响过六大浪漫派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但传统研究中她们的作品却极少受到过关注,她们当中不少人的名字甚至鲜被提及,不能不说是一项疏漏和缺憾.这一情况在当代诗评中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诺顿英国文学选》第七版为例,入选的浪漫主义女作家作品明显增多.其中新入选的女诗人名单中有玛丽罗宾逊和伊丽莎白兰顿、巴博尔德、夏洛特史密斯、乔安娜蓓丽、多萝茜华兹华斯和希曼丝等人.第七版对她们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增补,给予了这些被长期忽视的浪漫主义女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肯定,使女性作家作为一个团体,在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进入主流文坛与男性作家分庭抗礼.

总之,有别于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主流性、统一性特点,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除了以超经典的形式保留了主流浪漫主义诗歌文化（如六大诗人仍受到极大的重视）之外,还呈现出反经典、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起源、浪漫派重要思想的补充和浪漫派诗人的增补、女性诗人研究的加强等方面,将原本被忽视、甚至被遮蔽的一些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一直未受足够重视的弱势诗人及其“反经典”作品推向了前台,进行重新鉴定,形成了较以往“主流诗人”和“非主流诗人”的双层研究层次不同的“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的三层研究系统,开拓了超经典时代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新视野.对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和研究范围的扩展,使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在新的时代激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入了一个更加开阔、更加深入的多元化阶段,也为其他时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