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叙事的爱情模式

一、“红色经典”叙事爱情的三种模式

我们通常所指的“红色经典”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指从1921年至1976年间的以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题材的创作,狭义上仅指50年代、60年代以歌颂中国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典范性作品.或者是“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1）因此,关于红色经典的时间界限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本文对“红色经典”文本的指涉对象是广义上的革命叙事文本.

事实上,“红色经典”不仅是一种文学历史的客观存在,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自身运动的规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孤立地看待“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将很容易陷入纯粹意识形态的意念解构.但当我们将“革命”作为统摄主题的文学文本放在一起考察,它们之间便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并发展成有规律性的叙事模式.在“红色经典”的爱情叙事模式中,具体表现为三种形态：

第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政治之恋.李大钊曾经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2）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与工农分子的知识化的“双向互化”是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与任务要求.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既有利于提高广大工农的文化科学和素质,也有利于发挥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承载者的作用.但这种理想状态在中国革命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却往往以工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与知识分子的工农化的结果出现.而蒋光慈的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即审美再现了这一历史规律：彻底洗涤“原罪”,从身体和灵魂深处自觉与工农大众结合,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李杰进行世界观改造的唯一出路,而与毛姑的爱情,便是李杰接受工农大众改造、实现自身“救赎”的一种重要手段.《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曼英最后的涅磐和新生也主要是依靠与工人运动领袖李尚志的结合才得以完成.

这种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爱情模式,我们很容易在“十七年”小说《青春之歌》中找到历史的衍生品.表面看来,《青春之歌》讲述的是主人公林道静与三个男人的爱情故事,但最终帮她完成了从个性解放到阶级战士的最终蜕变的是江华.小说中对江华的工人身份的刻意凸显,完全是为了标示江华即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自觉结合的典型,是工农革命者知识分子化的结果这一写作意图下的产物.作者安排这样一位男性作为林道静最后蜕变的推手,其用意与李杰和毛姑的结合可谓如出一辙：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大众结合,才能完成从身体到灵魂的彻底改造,才能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在这里,江华并不仅仅是出现在林道静生命中的一个男性,而是一个抽象的意义符号,他代表的是一种方向,一种路线,只有在江华那里,林才能实现自己与革命同盟军的结合,才能实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身份转变.如果说,身上背负的剥削阶级的身份“原罪”促成了李杰与工农革命者的结合,那么,同样是政治的需要促使林道静接受了江华的爱情.在这里,政治理性完全取代了情感关系,政治选择取代了情爱选择.

从上述模式的历史演绎过程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爱情结合模式提供的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象征符码,即中国现代革命的性质只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模式提供的是知识分子淬炼成革命者的成长模式,也显示了工农与知识分子接受与被接受、改造与被改造的复杂历史过程.

第二,精神导师与启蒙对象的同志之恋.该模式的基本叙述逻辑是以成熟的男性革命者作为国家民族前途和历史前进方向的代表,并成为女性的崇拜对象；而女性通常是成长中的需要被教育被引导的对象,并最终在男性革命者的引导下成为志同道合的情爱对象.该模式早在1928年洪灵菲的《前线》中就已初露端倪,胡也频则在其小说《到莫斯科去》中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身为国民党市政府高官夫人的张素裳对于自己的生活感到厌恶和苦闷,在与革命者洵白产生爱情之后,后者成为将她从空虚的物质享乐生活中解放出来、指引她走向新生活的精神导师.这种以精神的契合度作为基本价值尺度和选择标准的爱情在胡也频稍后创作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表现得最为极端.小说有意识地将“革命”与“身体”作为爱情的两条价值标准并置于小说中,结果更强化了前者作为爱情参考指标的重要性.钱杏曾对此做过评价：“等真正的婚姻的条件不是在相貌的问题,是和爱伦凯所主张的人格的合抱的主张是一样的.今后的婚姻的第一个重大的条件便是人格的合抱,便是思想的一致.”（3）而男性精神导师的启蒙结果要么是在追求“人格的合抱”与“思想的一致”的过程中收获了爱情,要么便是为了成就爱情而必须行使其启蒙的职责.无论因果的逻辑次序怎样,接受启蒙的女性对象的蜕变不管是对爱情或是革命事业,都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完美结局.

这种爱情模式发展到“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时更是得到了高度一致的响应,并与《到莫斯科去》形成相当明显的互文关系：女主人公同样是接受过新思想的知识女性,同样有一个爱她的但又专制的男性伴侣,同样在小家庭的温情和爱人的怀抱中感到孤独和窒息,在倍感苦闷和绝望的时候,同样出现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精神导师,而这名精神导师同样是一个一出现便能深深攫住女主人公心灵并使周边男性黯然失色的成熟男性.但小说将林道静对卢嘉川的爱置换为对党的追寻；而卢对林的爱也被转述成对林的拯救和召唤.同时,《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爱情男主角在面对革命与性欲两难选择时的精神挣扎,也不再能够在“十七年”文学中看到,有的只是精神导师对启蒙对象更强有力的思想引导和思想援助.《红旗谱》中江涛与严萍的爱情就是如此.爱情的主体身份在这里几乎完全退隐,而精神导师与启蒙对象的角色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与强化.而当这种角色发展到极端,其必然的结局便是爱情话语完全被革命政治话语所遮蔽并取代.小说中冯登龙与江涛为了严萍的明争暗斗室事实上就已将爱情的角逐异化为政治的斗争.

上述模式的演绎过程表明：一方面,如果说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接受和选择必须经历“的引导――马列思想的武装――与工农结合”的过程,那么,“精神导师与启蒙对象的同志之恋”完成的就是三部曲中的前两个阶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原动力与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革命者个体的精神崇拜,继而产生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依附,而革命者对启蒙对象的吸附更多的则是榜样式的示范和道义式的感召.因此,该模式也在与工农结合之外提供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另一种成长模式.

第三,才子与佳人/英雄与美人的传奇之恋.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在蒋光慈小说中也有所继承,并在解放区所谓“新人新事”小说中得到继续发扬和重新改造.《少年漂泊者》中汪中和玉梅的爱情悲剧,几乎是一个“才子佳人”模式的经典文本：才子佳人,邂逅相逢,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但因一方家境贫寒,门不当户不对,于是家长阻挠,两人历经磨难,最终不是终成眷属,便是酿成悲剧.尽管小说叙述汪中最后成为一名革命者,但整体上仍无法抹平小说“才子佳人”的浓厚印记.到了解放区文学,“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不但得以继续沿用,而且经过重新改造,变形为打上浓厚意识形态烙印的“新人新事”小说：“才子佳人”被置换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觉醒女性”等新人,阻挠的力量不是恶霸势力就是包办婚姻的封建家长,冲突的方式不再是个体反抗而是阶级斗争,而外来的援助力量由皇帝被置换成“党”、“八路军”、“区长”等,最后的结局是革命成功与爱情成熟相统一的大团圆,革命――翻身――恋爱成为解放区此类“新人新事”小说爱情发展的基本逻辑结构.《小二黑结婚》的爱情叙事即为此类模式的经典范例.此外,解放区文学中其它诸如《白毛女》（大春与喜儿）、《王贵与李香香》（王贵与李香香）也与此如出一辙.

十七年小说《林海雪原》上演的则是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英雄少剑波与女护士白茹的“英雄”之恋.但小说却刻意表现了少剑波对男女之情的压制与疏离,一方面是作者为了塑造一个符合中国传统英雄形象的需要,因为真正的英雄总是能够成功克制、鄙弃女色的；另一方面,这样的“英雄”形象,也符合当时特定社会语境的期许.我们可以不断地从《创业史》的梁生宝、《艳阳天》的萧长春、《红岩》的成岗等“英雄”身上找到例证.而在稍后的《风雷》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则完全被处理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祝永康一开始对身边的爱情视而不见,后来对爱情的默认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击政治对手的一种策略,是祝永康通过与春芳的合法婚姻结合的形式来粉碎谣言的一种政治手段.同样因为极度的政治化而致使爱情空洞化的还有《艳阳天》.与其说焦淑红弃马立本而选择萧长春,还不如说她放弃了“才子”,选择了“英雄”和“先进”.马立本在与萧长春的爱情角逐中惨遭失败,既是因为他错误地选择了反动的政治道路,也是因其情敌的强大：在部队熔炉里培养教育出来的萧长春,经受过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的洗礼,也有着很高的政治素养、顽强的钢铁意志与崇高的思想品质.在这样的“英雄”面前,“才子”马立本当然就相形见绌了.

由此可见,“红色经典”爱情叙事模式由“才子佳人之恋”向“英雄之恋”的转化,透露了时代赋予女情选择标准的内涵由“才子”到“英雄”的变化.

二、文学叙事与符号权力

在对“红色经典”的爱情叙事进行考察之后,可以看出,事实上,“红色经典”爱情模式的历史演绎从来就没有能够跟“革命”与“爱情”拉锯的生态环境实现剥离,“革命”对“红色经典”爱情模式生长的干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早在“革命+爱情”小说风行之初,围绕着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和《丽莎的哀怨》就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当时有左翼批评者认为“关于曼英的浪漫行动,在转变以后批判得不很充分”,斗争的气氛由此被严重“削弱”,（4）并对革命时代的观作了基本的界定,指出“不宽大地对待性的抑制与露骨的性的本能,和以同志的态度对待喜欢的女人――这是在性的关系上最高的共产主义的典型”.（5）随后,革命作家们开始自觉践履理论批评家们的创作要求,从《咆哮了的土地》就显示这样的迹象,革命者开始有意识地用革命理智来压制并且战胜,表现逐渐从爱情叙事中退出.而在丁玲的《田家冲》里,即便是如《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中革命者在面临爱情与革命两难抉择时的艰难挣扎,都已被抽离,剩下的只是更加超凡脱俗的革命者形象,甚至干脆变成革命者群像的素描.茅盾在评价《水》的重大意义时就指出：“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6）到了解放区文学,恋爱主体心灵感受的细微、敏锐,不再成为独立的审美表现对象,爱情婚姻变成只是政治翻身的附属物.不论是小二黑与小芹、大春与喜儿,还是王贵与李香香,一切的婚恋问题都必须从属于政治上的翻身得解放,人身解放了,婚恋的困惑和矛盾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解放区文学基本的爱情叙事逻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空间越发显得逼仄,不仅《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等表现个人感情生活的作品几经批判,而且就连表现革命战争历史的《林海雪原》也被指责成“似乎是有意在艰苦的战斗中抹一笔桃红的彩色”.（7）《青春之歌》的发表不仅几经周折,（8）而且为了凸显工农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意义,压缩了爱情描写,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9）

“红色经典”爱情叙事模式的历史演绎也显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结构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运作痕迹.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文艺思想,但蒋光慈、胡也频等人在表现其党性和阶级性的同时,也丝毫不掩饰他们的青春,因此作品中还保留了一片自我的情感空间.这也是我们既能看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法则在文本中的政治呼应,也能看到闪现着人性光辉的审美内容的重要原因.但到了解放区文学,则彻底改写了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松散和自由,要求作家从主体到创作对象都工农兵化,歌颂新人（工农兵）、新生活成为作家思想改造的前提和基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爱情叙事,无论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政治之恋,还是精神导师与启蒙对象的同志之恋,都几近销声匿迹.仅有的爱情题材只是出现在《小二黑结婚》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叙事作品中.

事实上,知识分子爱情地位的滑落是其现实政治地位演变的审美体现.知识分子日益工农化的一个明显后果是知识分子精神导师地位的丧失,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也即被改造被覆盖乃至被同化的过程,在爱情上其最终也沦为配角.在革命文学文本中普遍可见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形象出现在爱情博弈的一方,然后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突然消失,直至十七年时期,这时的知识分子不但已化身为工农的一员,完全呼应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政治论述,而且更多的是其身份被完全置换,成为被启蒙的对象.《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爱情的归属也确证了工农分子作为爱情胜利者的地位.这既是知识分子在文本中爱情地位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人生命运的一种折射.作为“先进的中国人”,（10）知识分子注定是中国革命的启蒙者、发动者、传播者、组织者,但当工人阶级走向成熟以后,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觉的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自由散漫与软弱性、动摇性在工人阶级的集中性、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面前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其退居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中心也就成为必然.

当然,创作主体的革命对个人感情的规训与对爱情抑制不住的强烈渴望之间的分裂也在这种历史的演绎过程中依稀可见.早期的革命文学,无论是蒋光慈的《菊芬》,阳翰笙的《两个女性》,洪灵菲的《前线》,还是丁玲的《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都表现了革命者在“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中所作的艰难挣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绝少这种爱情的困惑,感情问题完全被移置为一种过去完成时的结果或背景,如《暴风骤雨》；或干脆与更为崇高的革命目标同一化以彰显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十七年时期的情况相对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考虑到读者对文本大众审美娱乐性的需求,文本中的爱情表现与解放区时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加,另一方面,如何在政治法则与人性书写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成为作家们面临的首要课题.他们的处理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在爱情中注入更多的阶级内涵和道德内涵,以凸现其中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淡化其中的情感内容,如《青春之歌》、《创业史》、《林海雪原》、《红旗谱》、《三家巷》、《风雷》、《铁道游击队》；二是将爱情置换为同志情,如《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苦菜花》、《战斗的青春》、《新儿女英雄传》；三是完全让情爱困惑退场,如《保卫延安》、《红岩》、《敌后武工队》.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从中都不难感觉到当时游走在政治与人性表现间的钢丝上的作家们的困惑.

在这种情况下,由上世纪二三十年怎么发表微的“红色经典”爱情模式,在经过不断被修正、被净化、被变形之后,直到十七年时期终于完成了对它的塑造,成为新的精神力量的想象.

注释：

（1） 2004年5月25日《国家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

（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钱杏野祭：《太阳月刊》,1928版.

（4）钱杏：《创作月评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版.

（5）冯宪章：《“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拓荒者》,1930年1月3日.

（6）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437页.

（7）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3月19日.

（8）参见钱振文：《“难产”的〈青春之歌〉》,《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9）杨沫分别于1959年、1977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两次认真修改,大量删减了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不健康的思想意识”,以其更加符合于时代的话语规范.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6页.

（作者单位：东莞 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