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境遇与悖的冲突

一、

文学经典化,是如今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而新时期文学是否可以经典化,则争议更加激烈.从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很多学者认为,新时期文学缺乏永恒性的文学经典标高,特别是不具备文学经典的教化品质和史诗品质.而从文学史的角度,很多人则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悖论关系,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为当下还在发生的文学,很难得到经典化命名:“现时以其不同于先前的变化,而走出先前的历史,并成为现时,现时是生成中的历史.因此,它所作的历史描述也只能是生成着的描述,亦即非历史描述,现时检测借历史名义进行的任何历史描述都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但问题又在于,历史并不现时地描述自己,任何历史的现时描述只能是现时的,亦即非历史可靠性的,这就形成现时与历史的断代.” ①针对这些观点,一些学者和作家提出了不同看法.学者陈晓明认为,新时期文学创新能力很强,而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正处于“大器晚成”的佳境②.而学者吴义勤认为,我们评判新时期文学,多从非文学因素入手,导致了“从灵魂、精神、道德、世界观角度审判文学”,与从游戏化、娱乐化的角度来“妖魔化”文学,成为一种殊途同归的文学“谋杀”方式,它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被严重扭曲与改写,并不无忧虑地指出“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变得越来越轻率、容易、理直气壮,对文学的肯定则越来越轻微而不自信.但无论是肯定与否定,基本上都告别了文学性的尺度,是纯粹道德、精神、话语的狂欢” ③.

无疑,无论是反对或赞成,这些观点,都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文化背景.而这些观点,都在逼迫着我们持续思考一些由此而衍生出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纯文学的经典标准会和政治的文学经典命名之间产生无法沟通的隔阂与冲突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有关纯文学经典的热烈想象,会变成一次无疾而终的“文化梦呓” 为什么中国的文学评判标准不是有机性的,而是随机的、割裂式的,没有形成兼容不同形态、不同诉求、不同审美理想的综合性的标准体系,总是或左或右,以偏概全,从不同角度、不同局部、不同理念出发完成对其他文学形态或整体文学状况的判断

二、

通常而言,由于出场和命名方式不同,文学经典的指认,被我们分为政治认定、文学精英认定、大众认可,以及滞后命名、即时命名、多次命名等不同种类.然而,这些对文学经典的指认标准,是否可以通约呢有的批评家不无悲观地认为,尽管从一个特定的长时间段来考察,文学经典的确认,有历史连续性,然而,“姑且不论这种想象的重建是否可能,即使有可能复原某经典,得以经典化的每个过程――也就是如果有可能复原权威批评家的赞词、被选入各种选本的次数与时间、与其相关的当时的和以后的文学圈的复杂景观,思想的、道德的、美学的种种价值观的变化,种种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历史条件的影响,那么,我们也可以基本断定,在任何两个经典之间寻找共同的经典化构成因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④.如果我们除去这些文学标准建构的权力结盟因素,那么,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新时期文学在历史连续性中,很难形成“共生共融”性经典标准的一些内在线索.这些线索,无疑都与中国20世纪以来艰难复杂的历史境遇有关联.

其实,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往往伴随着文学权力的确认方式.古代文学经典的确认,常常表现在作品和作者与统治者的思维方式结合,在不断对传统的追认和阐释中,创造一种缺乏对立面的“话语霸权”,例如,中国的儒家化文学与西方的圣经文学,而审美性强的文学作品,常被作为补充性的“娱乐方式”存在,例如,宋词在宋代的演变,古典白话小说在清代的地位.而人类进入现代性文明后,文学经典化,则利用雅俗分峙,造成话语权力的两极化.一方面,文学通过稀缺性,利用对“纯文学性”的追求,在话语符号的小众化和难度展示中,形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文学则通过通俗性,与政治和经济话语形成有限度的妥协和结盟.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雅”或“俗”的作品,都能由于其不同的艺术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获得不同的认可形式,进而成为不同类型的经典.比如,鲁迅的小说是“雅”的经典,而无名氏的通俗小说也可以成为“俗”的经典.而随着人类进入后现代社会,政府权威与经济权威的结合日益紧密,而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介也不断分享文学话语所指的形象表意性,文学越来越难以保持原有的符号权威性了.于是,雅与俗的界限,也就变得暧昧模糊.文学生产者、文学接受者、文学的生产组织者――出版商、政府文学创作机构,以及文学的监督制造体系――由大学、专业评论家、传媒、政府文学评价机构,共同组成了经典确认体制,都在利用文学经典标准的“滑动性”,取得更大的“话语利润”――当然,这个过程也更为开放、宽容.如金庸武侠小说的接受史,从报纸连载到大规模出版,一直到走入大学课堂成为专家学者严肃的研究课题和文学史经典.

然而,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难度与困境就在于,就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前史”而言,文学从没有获得真正权威的话语独立性.朱国华在《文学与权力――文学批判性的合法考察》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于,大众媒介时代的姗姗来迟等其次,一般说来,每一种文学观念都会承受文学社会共同体之外的语境压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这种压力超出了任何一种文学企图建立独立性话语系统所能接受的限度.” ⑤由于启蒙与救亡的焦虑,大众传播的不发达,现代小说,从它在中国的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使命.这种情况,一直压抑着文学追求自主性的冲动,并持续到新时期文学开始.伴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红色革命叙事开始解体,大众传媒发育迅猛,个性化和多元化开始逐渐被人们接受,文学似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先锋小说的流行,都体现着社会追求文学自主性的要求.可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悖论在于,其现代性发育阶段太短,很快就“半被迫”地涌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浪潮.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置”地出现在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 ⑥.原有的红色革命叙事并没有彻底解体,而是试图通过对国家民族叙事、启蒙叙事的整合,通过与经济权力的妥协,继续形成新的“宏大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权威性的话语独立性尚未建立,便被抛入了市场经济大潮,不得不成为政治意志新的仆从,或沦为文化市场的文字制造者.文学的自主性无法实现,而政治和经济的权威却在日益增长.而就纯文学性本身而言,“后发现代”的焦虑,也没有因为革命神话的坍塌而缓解,反而变得变本加厉,甚至忽略了小说在纯文学的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发育和培养.在“怎么写”的口号之中,文学自主性的要求,片面提倡审美难度,绕过严峻的前现代现实生存环境,不但没有培养出保守的文化精英情结,反而成为浮躁功利的“话语圈地运动”.新时期文学在短短几十年内,半生不熟地操练了世界文学近几百年来的文学观念和技巧方式.由此,文学的被统治地位,也就更为明显 ⑦,而随之而来的各种话语在文学场域中的发言权的扩张与交锋,也就变得更缠绕不清,政治意义的经典、纯文学意义的经典、畅销书类的经典,都在喧闹的叫卖声中,时而争夺与对抗,时而结盟或妥协,难以形成良性沟通机制.

三、

于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难度与困境,其深层次的表现形态和文化根由,也就呼之欲出了.一是“自卑焦虑”与“阴影症候”.后发现代的民族文化境遇,在悖论化的文化语境中,形成了不恰当的文学“影响的焦虑”,进而导致“文化自卑”.而新时期文学以来,文学权力的丧失,文学自主性的沦落,都使得对新时期文学经典的命名,始终躲在其他时空段经典命名的“阴影”之中,缺乏适当的信心和勇气――这种不自信,表面上既是对于古代中国的文学经典,也是对外国的文学经典,更是对现代文学的经典,而就深层次而言,则既是由于后发现代的境遇所造成,也是由于文学权威的衰退,使得各种话语力量在文学场中的博弈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稳定的格局.这些情况,也造成了我们对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学经典地位的确认,缺乏通约性.比如对“80后”小说,一方面,文化市场通过代际定位,试图谋求利润的企图昭然若揭,而纯文学界对经典的焦虑,也暗中迎合了这种想象的共谋,而另一方面,学术精英和文学史家,却对这些特有的中国文学现象,保持持续的冷漠与忽视,拒绝对其进行认真研究和宽容的引导.而对于网络小说,在那些经济推手的后面,一方面,沉溺于低俗化和反智化的文字娱乐消费,另一方面,则负载着对政治现实的规避和国家民族叙事的畸形夸张,窒息了新的传播媒介所带来的文学活力.这些自卑的焦虑和阴影症候,不但影响了小说创作的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实现,而且制约着小说的评价体系,使得经典的标准无法通约,甚至出现很大的争议和断裂.例如,对于王小波的小说作品,尽管受众和市场给予了他非常高的评价,但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他始终不能在新时期文学中成为合法化的权威.

二是无法通约的悖论性冲突.我们看到,在文学场域之中,由于文化悖论造成的文化观念的错位扭结,多元的文化碎片,在暧昧的整合中,不断试图导致新的宏大叙事的艰难生成.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标准,不但无法通约,且常常形成激烈冲突.文学史的经典标准,与大众文化的经典标准,意识形态经典标准之间,形成断裂和互相遮蔽.例如,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曾以破坏性的女性展示,成为一个中国症候的文化表征.她对尺度的突破,甚至导致了意识形态激烈的禁书举措.而在目前的出版环境中,政治权威性甚至大于经济权威性,它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主旋律作品的经典化努力,却常常遭到提倡纯文学自主性的文学史界虚与委蛇的抵抗.

三是正由于以上特殊表现形态,造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的标准、命名,与世界文学的隔阂.而反过来,这种隔阂,也加深了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难度.很多外国专家学者,无法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独特形态,而中国的作家,对经典化的问题,也较少理性的反思和清醒的自信.这种隔阂,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近些年来的几次文学事件中.例如,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抛出“中国文学垃圾论”,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神经,引发了拥护和批判的不同反响的激烈交锋.不管顾彬的经典化标准背后,是否有着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顾彬的立场,有着纯文学的精英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既挑战了中国作家的民族自尊心,又与国内对新时期文学的政治化和市场化经典标准有着对立.而2009年底,著名作家王蒙,参加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演讲称“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同样也引发了国内外有关中国新时期文学是否能经典化的争论.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中国悖论化的文化语境,而使得文学经典生产机制,变得歧义丛生、无法通约、冲突激烈.无论是新时期文学内部经典化的审美属性、社会属性的培育,还是外部生产环境对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的确认方式,都变得困难重重.而在这些困境背后,则是文学权力在当下文化悖论语境下奇怪的发育状态.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依然具有非常强的功利色彩和“被赋予”的话语强势,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的文学符号权威性,却不断地丧失.在政治活动中,丧失了启蒙的指导性,沦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在经济活动中,则丧失了主动性,变成了恶俗的工具.同时,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不断地退缩,使得文学的自信衰落,表现为极端的非理性心态,或盲目贬低,或盲目推崇,不但忽略了文学内部经典标准的调整和文学重读的能力建构,同时,也对新的作家和作品,没有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当然,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专家和学者持续不断地建构努力.吴义勤教授致力于在“建设纯文学自主性”的基础上,进行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可以说是切中当下时弊,而由很多专家学者共同发起的“新时期文学资料汇编”、“新时期文学重读”等活动,则不仅是“后批评”,还是“再叙述”或“再批评” ⑧,有着科学化和历史化的文学史钩沉作用.这些举措,不但能够在新的阐释中,赋予新时期文学作品历史性的话语权威,而且能够给予新时期文学作品新的接受视野和活力,延长这些作品的生命力,沟通不同话语的经典标准,重塑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信心.同时,历史化的时间进程,也许是文学经典产生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必要条件.正如学者泰纳所指出,“时间的检验”是一种外部的标准,“我们不可以认为,一部作品长期来受到高度重视这事实就是自己崇拜它的言之成理的原因” ⑨.在思考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时,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崇今而非古,既不能以西方为标准而忽视中国语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不能盲目固步自封,而是应在建设文学自主性的基础上,以理性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经典命名方式和标准,不但有“命名”当下经典的勇气和信心,更有“建设”当下经典的坚韧决心和毅力.

【注释】

① 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② 陈晓明:《幸存与“渐入佳境”――对当代文学现状及可能性的思考》,载《文艺报》2009年8月20日.

③ 吴义勤:《“文学性”的遗忘与当代文学评价问题》,载《文艺报》2009年8月27日.

④ 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⑤ 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批判性的合法考察》,88―8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 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⑦ 布迪厄认为:“文学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被统治者地位等他们拥有权力,并由于大量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又是被统治者.”见布迪厄著:《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⑧ 程光炜:《“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为题在武汉大学的演讲》,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⑨ 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凯贝尔塞等著:《重解伟大的传统》,黄伟等译,163―18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房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为09BZW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