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初始传播语境其影响

〔摘 要 〕 传播与接受马克思主义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下传入中国的,其特定的初始传播语境曾严重制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知.马克思主义之遭遇误读、曲解,与其初始传播语境的“量”和“质”、“门径”和“桥梁”以及传播主体不无关系.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介质与方式,有效利用传播媒体,进一步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以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沿着经典作家开辟的理论道路来创新马克思主义.

〔关 键 词 〕 马克思主义,初始传播语境,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2-0018-03

传播与接受马克思主义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一个充要条件.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赖以出场的特定初始语境,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掌握.囿于特殊历史语境和特定传播介质条件,我们最初接受的不是来自其原产地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被曲解误读的初始传播语境,汲取其经验教训,无疑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媒介路径究竟是怎样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掌握呢?笔者试从传播学角度予以展示解析.

一、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介质的“量”、“质”看中国人了解认知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性

在近代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宏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大理论优势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中国人所选择.尽管马克思主义曾遭残酷“文化围剿”和白色恐怖的封杀,但传播成就仍然巨大,不过,它的传播毕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其筚路蓝缕的起步阶段,传播介质的局限难以完全避免.传播必须依赖一定质与量的传播介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介质主要是书报杂志等质出版物.从传播媒介“量”的角度看,当时出版物是远不足以满足传播需要的.“五四”前后翻译的经典文本,有选择地译出经典著作中的若干片段、章节以应急需,大多是节译本或粗略的通俗化读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尽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从整体上看,仍有浩如烟海的经典文献尚未来得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而且是由“一整块钢铁”组成的科学体系.可惜,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多数文献没有翻译过来,就是翻译出来的文献,其摘译或节译又比较频繁,有时是根据译者本人的看法、理解程度进行删节,往往过分突出、张扬自认为“有用”或“重要”的某些方面,刻意回避、舍弃一些自认为“无用”或“不重要”的方面.常见的出版方式,主要是按专题选辑或言论编选形式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其传播注意力往往在经典著作的某一方面,一般是偏重于与当时革命斗争任务联系紧密的内容,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肢解了经典文本的完整性,客观上制约着人们对经典原著全貌和全文精神的整体把握.致使一般人所能见到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其冰山的一角.如,在上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人只能靠《资本论入门》、《资本论解释》等简述性通俗读物来了解《资本论》的主要思想.直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翻译著作仍然匮乏,以延安时期高级干部“六本必读书”为例,多数人是依据由《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两条路线》等构成的中文译本系列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加上我们一直是在边取经边用经,现学经现用经,客观上也不利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块钢铁”进行整体性学习研究,也不便于我们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内在统一性.

从传播媒介“质”的角度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介质的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及有关介绍性“二手”文献在准确性、可靠性方面也是有欠缺的,显然不能满足极少有机会和条件亲眼目睹经典著作原创文本真面目的广大读者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以《宣言》中文版为例,就有若干章句被误译与简化的情况,如根据高放等专家的研究,“消灭私有制” 就是误译,“消灭”一词应改正为“扬弃”,“最根本的决裂”被误译成“最彻底的决裂”,在这里看似一两个字的翻译错误,但实际上两种译法反映的是辩证法否定观与形而上学否定观的差异.也曾将“共产主义幽灵”译为“共产主义怪物”.再如,《哥达纲领批判》长期将“资产阶级权利”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再如,《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的“终结”一词德语含义是“出口”和“尽头”两层意思, 汉语译本长期没有翻译出其作为“出口”的含义,这些都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解深度.

二、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门径”、“桥梁”的特殊性看中国人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不准确性

从传播的环节、路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间桥梁传入中国的,我们是间接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先是从日本,后主要是从俄国传入,即主要是以日译本和俄译本为蓝本和相似度检测进行传播的,这就导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多数中文经典著作及解说文献都不是直接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论著时所用的语言文字,而是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文本转译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就以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是直接从经典作家的原创文本中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间接地通过俄国人、日本人的译介,接受经过别人选择、理解和重新阐释过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传入“门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面貌无疑是有深远影响的,使其难以避免地带着所经“门径”的语境特色,比如,从俄译本转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不可避免地沿袭了俄译本存在的那些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问题.

日本是“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地,从日本路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打上了日本的印记,传播内容偏重于一般学理方面,对我们的理论影响至今仍有痕迹可寻.今天使用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生产力”等概念,几乎都是沿用自日本学者的翻译.主要依据日本学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部分著作来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也难免因为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剪裁或错误诠释而被误导,如,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受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影响,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社会组织进化论.

从苏俄路径传入的主要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为主要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人加工和照俄国人方式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及其解读模式,时空上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暴力革命实践范式,是被当作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的,正如陈独秀所言：“只有俄国的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1 〕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偏差,也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不良影响.比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门径,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深有影响,他只取“阶级斗争”,却忽略了阶级斗争特定适用范围的思想,与他主要依据《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多环节的传递中,无形中受到“中转”民族固有的传统语境、思想意识、文化取向的浸染、渗透.信息传递规律表明,中间环节越多,信息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越大.

三、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主体的主观条件看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不充分性

传播主体是传播行为的首要环节,中国党成立前后,留日、留欧、留苏三大群体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他们把各自接触、理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

但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除了受革命斗争残酷性及物质技术条件落后性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受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早期传播者,包括后来党内的许多理论家没有像俄国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那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他们不仅对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内在需要了解不够,也不太善于把欧洲人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转换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信息源的理解掌握程度有限,在翻译介绍之前普遍缺乏对经典文本系统全面的深度解读,以至从翻译到阐释都未能完全进入经典作家的理论视界,主要是把握不准经典中的一些致思理路和史实,未能确切领会经典作家基于一定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达方式,造成译文意思不确切甚至错译.传播主体在较长时期里,是“囫囵吞枣”“食洋不化”,“真经”在一定程度上走形变样,以致早期中国的思想状况不尽如人意：“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２ 〕 （P326 ）

之所以如此,还在于很多经典著作对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传播者而言,是深奥难懂的.如,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写给德国工人阶级的通俗读物,《资本论》对于长期受康德、黑格尔思想熏陶,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德国工人阶级而言可能是通俗的,但对其他民族就不通俗了,以致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外,传播主体本身的生活境遇、认知能力和接受情感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传播遇到障碍,遭遇曲解.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下传入中国的,它在中国出场的特定初始语境,它传入中国的初始条件和环节,严重制约和深深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水平.

四、汲取经验教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介质与方式,有效利用传播媒体,进一步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

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由传播方式决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被误解、曲解的情形,固然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实用主义态度有关,但也与它传播的历史契机、具体环节、历史语境、介质路径条件等有关.长期缺乏全面、系统、可靠的经典文本,使我们据以理解、研究、阐释和再创新的出发点变得不那么可靠了,这种局限性深深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实践.

过去把经典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初始传播语境有关.比如,在“资产阶级权利”和小生产问题上的误解,对《宣言》的精神实质和核心思想解释向度上的严重片面性,即强调《宣言》的阶级斗争红线,而对其所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争得”、“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等这些核心思想则缺乏应有的重视、领会和强调.再比如,哲学上一直把“两个对子”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线,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却不能予以准确把握.这种不顾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和逻辑进程,误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真义,甚至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曾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带来损害,曾使马克思主义陷入“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的尴尬境遇,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这都与我们没有完整准确地掌握好马克思主义有关.

毋庸讳言,产生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文化落后且具有浓厚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狭隘意识的中国之间无疑是横亘着一道鸿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语境”的学问,它的思想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以及它独具的德意志民族的抽象、深邃、思辨色彩,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没有曲折的,遇到阻碍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忽视因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不足与失误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及相关危害,应该汲取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要深入联系我们所处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正确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它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3 〕 （P163 ）而不是“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 〔4 〕 （P677 ） ,以彻底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传播媒体,创新传播介质与方式,有效保证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和接受中不走形变样,也就是要保证全面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永远是理论创新的丰富思想资源和文本基础,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阅读第一手资料,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等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5 〕 （P26 ）这样,才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把自己引入迷途.

要阅读自己加以利用的经典著作,如果只能依靠译文,那些译文也应该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的高质量、高水准的译文.黑格尔讲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否则的话,这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因为如果我们依据不准确甚至有严重错误的译文,产生误解的几率就会增加,达到完全理解的可能性就会变小.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关键性的理论判断、概念术语的误译,不仅给深入学习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带来许多困难,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解质量,甚至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特别警惕马克思主义经过若干次注释、转译、解析和宣传之后,出现失真变形走样的情形,要警惕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解释及对它的错误运用.

为此,从传播媒介角度看,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在有充分文献学依据的情况下,进行与马克思主义本意一致的准确翻译.在此基础上,从经典作家所处的学术社会环境和一贯思想出发,重新对经典文本进行系统全面的深度解读,彻底弄清经典著作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字面含义和独特语境,廓清迷雾,剥离那些曲解附会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东西,清除那些不合马克思主义本意的诠释,按照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去理解马克思,沿着经典作家开辟的理论道路去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