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治国方略

点赞:16884 浏览:78549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用儒学奠定文化心理基础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较弱的遗憾,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的汉武帝为摆脱这一困境,采纳了董仲舒“更化求治”的建言,积极推行改革,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主导统治思想,从而奠定了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历史悠久,汉武帝之前并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文化体系,他实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文化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儒家学说成为全国上下共同遵守的一种价值体系,成为国家统治者制定方针大略的基本依据,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中国的文化统一完成于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秦始皇曾用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法家思想,以失败而告终.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设置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讲课的老师当时称为博士官,清一色选择了儒家经师.

太学里唯一被批准使用的教材是儒家经典,太学生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考试一次,只要有一部经典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出去做官,成绩特别优秀的可留在皇帝身边,当时称之为郎官.

汉武帝虽然没有用行政命令规定青年人学儒学,但他把读儒家经典和做官联系在一起,不仅增强了青年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使得儒家学说的地位空前提升.

对于身在官场的人,汉武帝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学儒学?以前朝议的时候,各家学术观点甚至包括民间俗语都可以作为议论的依据,尊崇儒术则限定官员只能用儒家经典作为依据.这样一来,一些不懂儒术的官员,为了获得发言的机会,也必须自觉学习儒家经典.这正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

善“借智”者成大事

古人云,“下君之策尽己之力,中君之策尽人之力,上君之策尽人之智”.智者善借人智.善借他人智慧的人,往往能集众人智慧于一身,办众人无法办成之事,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武帝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所称道.

对于汉武帝尊崇儒术,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为儒学宗师的董仲舒有着强烈的儒家情结,他上书建议尊崇儒术时说过,凡是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学问,都要由朝廷出面予以取缔.汉武帝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统治的学问都可以拿来用.兼收并蓄,有容乃大,使抱有不同理念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帝成就盛世大业的人才保障.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汉武帝的明智.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精神是外儒内法,尽管汉武帝在公开场合倡导儒术,但对于儒术之外的学问并不排斥.像张汤、桑弘羊这样的大臣,都是带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一样被汉武帝重用.

汉武帝所确立的国家基本统治方略,为汉代后世皇帝所尊崇.汉宣帝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是一个真正喜欢儒家学术的人,他见父亲实际上并不真正喜欢儒术,就提了些建议,结果汉宣帝很恼火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这里,王道指的是儒家学术体系,而霸道则是法家的治国之术.从汉宣帝的话中不难看出,暗用法家的制度,这是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惯常实施的统治方略.

“即便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变革,依然坚持‘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强调文化教育是行政的重心.”这对于我们当今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畅通社会底层上升通道

汉武帝在选人用人上敢于打破常规,畅通社会底层上升通道,建立了一套选拔人才的有效制度―――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主要是指朝廷规定各级官员必须定期、定额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人才有很多考量标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孝廉,地方官如不举荐孝子,按“不胜任”的罪名予以处理;不推荐廉吏,按“大不敬”的罪名予以处理.察举制度在上下层社会间形成了一个明确的上升通道,保证了下层人才进入这个通道,举荐孝廉不仅可以从社会底层发现人才,也促进了官僚素质的提升,这是汉武帝时期出现盛世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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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还有一个人才选用的特殊渠道,“上书拜官”即是这种特殊的用人渠道.允许天下臣民给皇帝上书,就对当时国家面临的某个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借此让皇帝认识你的才华,最后皇帝可以从中选拔一部分优秀人才做官.

有一天,主父偃等三人同时到朝廷规定的场所递交讨论政治问题的意见书,结果上午递交进去,傍晚就被召见,汉武帝一见主父偃三人便说道:“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

汉武帝通过营造良好环境,用改革思想和创新办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气魄确实让人感动,对当今社会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亦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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