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救赎与“自我”的挽救

无论从当下文学史写作和建构的角度,还是从近些年在学界热议不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的角度,具有文学消费性质的文学作品大多变成了“低内涵,低营养”、“倚品化”、“审美价值异化”的代名词.在学界依旧对“消费文化”、“通俗文化”持否定态度,矢志不渝高举精英主义大旗的今天,作为“他者”的文学消费乃至相关形式的消费文化不仅没有丝毫如某些学者所预言的消逝和降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至当今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愈演愈烈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传播、鉴赏批评和审美价值衡量.文学消费主要表现在对承载文学本体的媒介转化和作品的商品化.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事实上并非是文学消费审美价值辨析的主要战场,然而却“无意识”地推开了后工业时代文学审美价值“合理化”的大门――尽管这扇大门并未彻底敞开,但仅从趋势来讲,文学消费对传统精英主义权威高地的占领能力就已可见一斑.大众读者“媚俗”与精英主义“赋魅”的对立已经迫使文学必须做出自身的调整,以避免文学本身的没落可能.

然而,文学消费在当前文化语境下却长期作为被谴责的对象存在.作为与传统经典对立的“他者”,文学的消费性承受着部分学界精英们赋予的“罪”与“罚”,始终难以为自身作为文学正面本质属性的一部分正名.文学消费的消极身份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无论是作为行为性概念的文学消费,还是作为名词性概念的消费性文学,都应该在其产生话语效力的文学场域内得到“正身”,并运用这一适应当前物欲化社会语境的特殊属性,挽救频频遭遇“文学消亡论”威胁而摇摇欲坠的经典严肃文学,并且完成自身名誉的“救赎”.

一、文学消费的当下“霸权”与“窘境”

尽管文学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不够客观、公正的评价,被扣上了种种贬义的帽子,处于“窘境”,但众多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艺术商品化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文学消费的“霸权”地位丝毫难以撼动――文学的自律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消费社会使得文学的他律性越加凸显.这种具有“霸权”能量而却处于“窘境”的文学消费景观,与当前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趋势显得些许不平衡、不吻合,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文学批评标准的与时俱进性欠缺,评价体系僵化.另外,人们似乎都未意识到,文学的商品化是顺应当前社会文化发展变化、不以任何阶层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产物,也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文学承载形式(暂且不论是否有多少作品是精华、糟粕,也无论精英阶层和草根大众的各自意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功利浮躁的当前社会中,利用其与商品社会接轨的自身属性,将经典或非经典文学形式转化或重新建构,从而“挽救”了文学本身,使得“文学消亡论”不攻自破.

然而,文学消费所以引起学界诸多理论学派的“饱轰”,也是有其必然性存在的.消费社会的文学商品化进程过于迅速,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似乎都未完全适应符合这一时代精神价值取向的审美节奏,仍在迷茫中探索,在探索中迷茫.在两个阶层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文学正在逐渐丧失其本质的“人学”属性,文本本质主义的研究日渐式微,转而向社会属性靠拢――即使在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社会意义的解读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其文本主体本身.事实上,这并非是负面的――依存于各种包括媒介、科学技术、政策管理、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建立的文学评价体系,不仅不应被斥为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商品合理化的借口,反而应该顺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精心建构～个指向性更强、包含当前文化语境下种种复杂因素,而又井然有序的文学评价体系.

新旧主义革命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文学长期承担着思想启蒙和革命宣传作用,不仅当时社会物质资源相对匮乏,政治经济体制混乱、民生是第一根本、国家救亡图存的年代也使得民众难以将文学(包括报刊、书籍或者其他形式的诸如戏剧、评书等)从根本观念上与商品联系在一起.但在计划经济初期,书店作为民众可以接触文学作品的唯一窗口仅仅扮演着提供为数不多作品填补读者精神世界空白的角色.“”十年更是打乱了本就不够成熟的文学体系(但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为后来提供了文学素材和改革反思的源动力),此时文学消费却已经初见端倪――手抄本文学.其中代表作张宝瑞的“梅花党小说”《一只绣花鞋》《龙飞三下江南》等在民间广为流传,而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少女之心》甚至已经成为那一时代部分知青的独家记忆.前者充分了当时社会精神极度禁锢背景下读者积蓄的猎奇心理,而后者则是当今文学消费所谓‘身体写作”的雏形(分“洁本”和“脏本”,“洁本”已于近日解禁).“”中后期至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经济被普遍引入文化市场之前,中国文学似乎还可以保持相对的文本纯洁.此时的作家为避免被冠以“小资文学”的帽子甚至表现出一种“谜避自由”的矛盾心理――既想要去书写能够作品表现特殊时期社会生活状态且具有一定艺术性的作品,又忌惮可能引起的“文字狱”,因此尽可能不触及当时的各种“值得书写”的社会现象.然而,这只是新时期文学消费发展的积蓄力量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市场经济迅速渗透进入文学领域,“十七年”至整个时期积攒(或某种意义上被抑制)的创作能量喷薄而发.加之国门开放,大量西方文化思潮涌人,如“意识流”的本土化写作、“零度写作”、“实验文学”等,文学呈现形成多元化发展.此时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削弱为文学商品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客观条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的十年中,“身体写作”“女性写作”“玄幻文学”以及反映社会现实的“官场、职场文学”“谍战、军事”文学等纷纷粉墨登场,并逐渐形成“民间化、商业化、青春化、分群化”.由此,文学消费和消费文学的发展达到了极致,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格局.文学逐渐由现代性向“新现代性”转向.

另外,麦克卢汉早已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是当前文学消费得以行使霸权的重要武器.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由于影视剧行业的迅速发展,在网络未普及之前,电视成为了文化传播和影响的主流平台,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了大众精神文化的主流话语权.经典严肃文学和文论界的集体“失语”,王朔、王小波等具有挑战经典、戏谑反讽权威精英主义为主基调的文学作品纷纷赢得大众认可(无论这种认可是猎奇性质还是以相同价值取向的共鸣),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文学作品开始彻底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喜怒哀乐,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屈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震慑而重载道轻民情.具有可观数量的文学作品在文学文本场域内并不受大众读者的看好,然而转为影视剧后却一炮走红.如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第七届得主麦加的《暗算》,“读过小说原著的人不到百分之一,然而通过电视剧而了解《暗算》的人却超过二成”,对于《历史的天空》,“人们也多是看了电视剧之后才知道 有这部小说的.”与此类似,石康的《奋斗》和马识途先生的《夜谈十记》(姜文改编电影《让飞》)都借现代传媒之势扩大数倍影响力.可见,传媒的统治力已经到了文学不得不重视的地步.文艺娱乐化、文学消费化的趋势初见端倪,成为了这一阶段社会文化的独特景观.

无论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兴起的商业化写作热潮,各种和非的职业查重复率的出现,还是新世纪十年网络文学、玄幻、后现代和“身体写作”作品的层出不穷,都至少反映出一点：正如上世纪“五四”启蒙运动和旧主义革命、新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一样,社会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深深的介入文学,而文学也在利用被悄然赋予的话语权诠释着当前民众意识形式的变革.在2010年“新中国文艺理论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中,张玉能、杨文虎等学者提到中国的文化发展秩序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呈现出了错位,在现代性还未充分展开之时,后现代文艺思潮就已经汹涌而至.这表现在具体文学现象上尤为突出.消费性在文学当前的发展趋势中的介入程度已经可堪称可与主流意识形态抗衡的“第二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台前幕后左右着文学在大众视野中的角色地位,但也时常成为学界和部分精英们的众矢之的,骂声不绝.

二、文学消费作为“他者”的“罪与罚”――自身的救赎和对主体的挽救

文学消费在当前语境下虽然处于被主流话语权定位于“他者(other)”的尴尬地位(而通常以载道为核心的经典严肃文学被作为主体self),其对文学界的强势影响力也很难被公认,即使被提及也时常作为“罪与罚”的负面声讨对象,尚且忽视了其功过的对立统一――文学消费不仅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在潜移默化地挽救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文本,同时也在完成自身的“救赎”.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年中,我们的文艺界甚至文学界都普遍觉察到了“文学失语症”、“文学理论‘话语失效’”现象的萌生.认为当前社会形势下普遍意义上的作家和作品已经有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向――商品化的文学已经挤占了以承载社会教义和道德观价值观传播为己任的传统“纯文学”的半壁江山,直至不久前的热议话题“文学消亡论”,都在不同角度影射以市场为主要载体、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消费促进了文学的消亡.事实上,这也是对作为文学消费的“他者”对文学经典本质中心主义碰撞的本能不满和反抗.诚然,以市场为主要平台,以新媒体为传播手段的文学消费(包括网络文学、博客、音像制品中的有声小说、纸质的青春文学、部分泡沫偶像剧等形式)确实出现了显而易见的以经济利益为创作动力,对社会责任冷漠和“艺术性”缺失的种种弊端,然而,学界对“消费文学非文学”或其完全没有审美价值的定义,以及对文学消费深恶痛绝欲除之而后快的极端态度也确实稍显武断.其原因有三：

首先,文学评价标准的僵化是文学消费被主流学界否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它对当前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很大程度的作用与反作用.文学理论的“话语失效”事实上是传统文论无法对当前文学消费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生成的结果.“文学失语”实际上是学界对当前文学消费大行其道的一种失语,或者一种“无语”.在人类历史上,“原本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什么是文学’的‘文学问题’”.按一般文学史的记载,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古罗马的贺拉斯,再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和后来的布瓦罗、维柯、席勒等人,无论其人对当时的“文学”界定是“剧”、“诗”还是“诗艺”；从中国古典时代孔子将“文学”列入孔门四科,意为“文章博学”,至之后韩非子、李斯认为的“文学是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替代概念”,直到黄遵宪、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时候,“从今天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的‘文学’概念也尚未形成”.由此可见,文学的标准只是适应某一特定社会发展历史时期的指向性标准,是开放可变的.在当前后现代思潮以迅雷之势冲击尚不成熟的现代性思潮的文化语境下,文学时代已经由文本经典时代转化为多元化媒体感官时代.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影视文学以及更为前卫的游戏文学已经将经典时代的文本文学很大程度地转化.而我们的评价标准还依旧停留在文本经典时代的“经典”文学观.因此有人提出过“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文学将死”等,用以否定具有“新现代性”的消费文学作者和作品.对于前者,事实上,“大师”的存在是完全依附于当时以至后世的历史语境的,与写作者和批评家的价值观、文学经典观和社会背景直接相关.目前的多媒体超传播已经消解了“经典时代”文学作品的神圣性,“大师”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与否有待时间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历史语境验证.而后者显然狭隘地界定了文学的范畴,缺乏与时俱进的文学发展观.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曾经引用布吕芮蒂耶明确提到的“文学类型一旦达到某种极致的阶段,就必然会枯萎、凋谢,最后消失掉.”文学的魅力在于不断地创新,制定标准和打破标准,而显然,当前的文学远没有达到所谓的“极致”,只是承载的平台和创作方向发生了改变,布吕芮蒂耶意义上的“消亡”就更无从谈起了.而文学的消费属性不仅可以让公众去用自身的鉴别力去接触和品评“大师”,也能够客观地在“文学将死”的时代,将文学形式合理转化为不易“枯萎、凋谢”的图像、声音等多媒体形式,避免消亡.这一切也有待于文学评价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其次,精英们尚需认识：文学,乃至艺术本身,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商品属性.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消费,已经把文艺捆绑到了同一条船上,但只是给了它“软禁”,而不是“锁定”：在任何―个历史时期,都承认文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消费也不仅仅是直接的阅读快感和功利目的.卡尔马克思早就提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明确了文艺的产品属性.其实,马克思对商品的特征的分析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界定,也为文学消费的出现和“正身”埋下了伏笔――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一个物件有一个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用途,这个用途决定着这个物件的使用价值,并在产生交换需要和行为时体现出交换价值.对于文学本体而言,使用价值在于阅读和“载道”,交换价值在于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本质联系.退一步讲,使用价值包括对阅读者本身的生理和精神上的影响,以及对写作者、批评者们的相互作用；交换价值则更体现在文学与现实社会中人本身知觉上的利害权衡(如读者的知觉认为此作品对其身心有益,则乐意用相应代价进行交换).而事实上,文学消费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表现的更加“”,更加典型化,而不是与文学的本质属性背道而驰.后来的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观点.在这里,我国学界大多持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姆相同的态度,对大众文化及“文化工业”持坚决的批判 立场.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从上向下‘有意识地结合其消费者’”,并已经提出了与当今文学消费属性相似的“三特征”：标准化、理性化和商业化.尽管时代语境差异巨大,但他已明确提出了文化产品与“真正的艺术品”之间的差别.而与学派同仁不同的是,瓦尔特,本雅明已经明确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概念,并将读者作为消费者,作家作为生产者,作品作为消费对象,以及将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定性为艺术生产关系,提出著名的“艺术生产力(创作力)决定生产关系(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可见文学的商品属性确凿无疑,文学消费只是文学本质属性凸显的一个“出头鸟”.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对内在价值观和外在形式都与传统严肃文学“对立”的文学消费大加批判的同时,似乎都忘记了一点――(文学的)消费性正在“挽救”被逐渐边缘化的文学本身.消费是文学具有的原有屙胜之一,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普遍商品化的消费社会中,文艺作品更加避免不了消费化和商品化.事实上,带有“消费”性质的文化产品早已渗透进入当前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文学只是其中连带的方面之一.改革开放之前的部分民间流传作品如张宝瑞的《一双绣花鞋》等在极其严格的文化管制下依旧悄然生根、生长,就已经说明了文艺作品的消费性乃是其自身的重要属性.而这种属性是其最为大众接受,并在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下得以顺势勃发的.读者不在意作品是否载道、叙事是否宏大,甚至不关心作品本身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只在意阅读的快感和自身必要的信息获取.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预言(或者说客观描述,毕竟他生活在当时文化工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机械复制的手段将最终消解古典艺术的崇高地位.他以摄影的出现为范本提出了机械复制对艺术的革命性颠覆.这种“颠覆性”的机械复制在目前文学的生产和交换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网络文学、影视“读图时代”横行的今天,读者们已经不再如同上世纪80年代时那样将经典奉若神明,而更多主动或被动依赖传媒本身的能动性进行阅读.并非文学“经典”已不复存在,而是承载经典的平台已经左右了读者的选择并影响了品位.而这种平台的本质就是“机械复制”.试想,倘若在如今这样一个“机械复制时代”出现了一部“经典”作品,却又持部分精英们的态度,坚决鄙弃作品的“机械复制”可能,那么这样的经典还会成为“经典”吗流传若干年恐怕都是问题.因此,无论是文学经典作品还是作者,都需要具有“机械复制”属性的文学消费的“挽救”,以避免更多的优秀作品被埋没.

以新《三国》为例.不久前热播的新《三国》激起声讨的热浪,剧中部分情节与原著的较大反差和人物塑造上的多处瑕疵被很多学者、观众所诟病.如取消了“桃园结义”、增加“侍女静姝”这一原著没有的角色,以及片中半文半白的人为现代台词,与1992年老版的《三国演义》和原著差别较大,开播之初就饱受争议.诚然,该剧的漏洞颇多,由于商业化的程度较高,在原著基础上有了较大调整.然而人们却很难注意到,如果没有该剧的热播,习惯依赖于影视和网络的“90后”甚至“00后”的多数受众群体,或许就只把对三国的理解定格于漫画和电子游戏中,对名著的认识和兴趣会更加有限.事实上,浮躁的社会氛围、功利化的群体情绪和文艺商品化的趋势,是无论学界高声倡导或政府部门行政干预都难以彻底左右的.对于具有乐于挑战权威、颠覆经典特点的当代年轻人来说,经典文本的阅读远不如视听媒体的刺激来得“给力”,对自身的过分关注和对社会责任的冷漠,在他们认为“神马都是浮云”的时代,很少有人会沉下心深入阅读载道的经典严肃文学作品.而恰恰这一人群又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的先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价值走向.对他们的正确引导刻不容缓,然而如何“正确引导”难道还用单纯的说教和强迫式的经典文学阅读似乎都不可取.此时,文学消费的作用正得以凸显.既然消费性的文学作品可以让更多更广泛的受众接受,何不因势利导,用文学消费去对晦涩难懂的作品加以润色和优化,使得众多优秀的传统经典文学作品得以在当前语境下传承“文学性”的少许缺失,却可以换来文学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其意义不言自明.

因此,如果说文学消费带来的“机械复制”和对经典的祛魅是“过”的话,那么它对文学整体的传播和生存发展来说,则有挽救之“功”.这也意味着,商品化的文学与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

三、文学消费时代的读者解放和作品阐释

文学消费有力地影响着当前语境下的文学现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尊重了读者的地位,借助媒介对“人的延伸”,解放了受众长期被压抑的主动性.

多数研究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消费的学者都对艾布拉姆斯的五要素说有所提及,在艾的五大要素――作品、作者、世界、读者和批评家中,每项要素在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下都与传统有着颠覆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改变在于对作者和读者关系和定位的阐述.传统经典文学中作者是一种具有神圣性和指引性的崇高身份,它的创作是包括极富载道精神的康德“天才论”中的所谓“独创性”、“不可模仿性”等因素,长期处于高高在上的等同于传播学中“意见领袖”的地位.当然,而随着除了社会整体文化发展水平因素以外,文学传播媒介等物质技术层面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作家走下神坛,逐渐向“作者”――仅仅代表文学作品生产者属性的身份定位靠拢.与此同时,读者的地位也从传统意义上的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顶礼膜拜,转向生活化的简单消费和浏览.以往,作者与世界、批评家、作品在长期历史语境中都被“精英化”、“赋魅化”,而基本可以作为主角之一的读者,却在文学的要素中被有意无意的边缘化.学界长期注重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专家解读”、“社会价值批判”,以及以作者为中心的辐射方式,却忽视了作为绝对数量的大众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否定、漠视或认可.难以掌握的话语权令大众读者只得被动的接受“精英学院派”对作品的解读和价值定义.而事实上,大众读者对作品的价值判定和艺术解读都有着自己的独到角度,尽管由于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的良莠不齐,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心理上的艺术再现能力千差万别,但读者在被“不尊重”地被动接受某种文学作品评价时,诚然刷新和重构了对作品的主观印象,也同时悄悄埋下了抵触和祛魅的“势能”,而这种势能转化爆发的时机,则取决于当前文化语境下社会价值体系走向和精英阶层的话语效力弱化程度.例如“”期间手抄本文学的持续流行,就深深地带有“被忽田各”的读者坚持不放弃对文学作品解读话语权的烙印.改革开放后,国家门对文学乃至整个文艺界的“解禁”使得文学逐渐走向以作品本身作为具有精神交换价值的商品的高速发展模式.供求关系,这一“”的经济学概念“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被引入文艺领域,尽管诸多 学界人士都不愿承认,但大众对文艺作品的需求倾向却丝毫不理会精英们的各种论争、批判,只顾选择自己钟意的作品,并在出版商、商业策划者的推波助澜下令文学艺术市场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景象.其间,具有高度可读性、形而下以及丰富内容包含阅读快感的文学消费成为了读者的新宠.而事实上,具有消费性质的文学作品也并非学界精英所谓的“快餐文学”“文学垃圾”,在某种程度上说,包含了除传统严肃文学(以革命精神为主体或明显以载道为前提的半教化型文学)以外的多种类型近代、现代、当代、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学,甚至可以包含一些严肃文学的“衍生品”.精英们对文学消费的批判的偏颇之处也在于对“文学消费”概念的狭隘理解.我认为,具有消费性的文学作品的阅读行为都可称作文学消费.通俗地说,能够被社会主流大众(不是精英小众,无论是否掌握实际话语权)接受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承载当前文化语境下价值体系和人文关怀的文学接受,都是文学消费.读者始终应具有对文学本身和文学史写作的话语权.

在以往对经典严肃文学的传统研究中,无论是延续至今的“红学研究”,还是诸如对鲁迅等名家的经典解读,对作者以及社会意义的相对形而上的研究占了绝对上风,而相比之下忽略了读者大众‘草根阶层”的平民化艺术诉求,明显缺少信息发出者与受众的联系.这并非我国文艺界的特殊症候,早在上世纪中后叶,法国文论思想家罗兰巴特就“一直呼吁文学的对话功能,他认为传统文学的缺点在于它是一个封闭的文本,只能听到作者的声音,因而他认为文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文本；他提出‘作者之死’,就是解放读者,每个读者也是作者”.在对文学消费的批判中不难发现,其实,不仅作者应该在文学消费解读中“死去”,部分代表某些阶层自身利益和充当“思想教育家”的文学批评人士也应该“死去”.当然,言辞中有夸张的成分,但解放读者,把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解读话语权更大程度地赋予大众,是我们所处当前文化消费语境下的必然趋势.无论是近代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文艺思想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启蒙.然而,人们又很少注意,启蒙的主要对象到底是什么启蒙的主要对象不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而是平民大众.换句话说,大众读者的态度和行为才是推动和阻碍文学艺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学消费恰好在传统经典严肃文学的基础上填补了对大众的精神满足空白.

这里还涉及一个对文学消费性质的进一步界定.众所周知,由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派生出的“文学消费”与因德国接受美学兴起而广泛流传的“文学接受”两个概念共同组成了文学活动的二重性.一直以来,文艺界更关注较高阶层的文学接受(也包括更高的文学欣赏),从而忽略了大众读者所关心的文学消费属性.继而指导文学写作也逐渐偏离大众社会生活主体,作品的产出也凸显严重的两极分化――学界精英倡导和固守的传统严肃文学与时尚流行的文学消费势不两立.导致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学术型书店库存积压,经典文学书籍被读者柬之高阁；消费性文学作品持续畅销,供不应求；出版商和批评家不再汇聚塔以推动阳春白雪为己任,转而充当商品化文学的策划者和急先锋.由此,文学消费在当前颇显浮躁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相对于思想性更强的文学接受占据了优势高地.诚然,无论文学消费还是严肃文学,文学的本质都是是审美.但文学消费作为文学活动的初级阶段和基本层,作为文学接受和欣赏的理论实践前提,学界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它的重要性呢大众的审美能力和文化身份背景确实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差距较大,然而文学作品最终的影响终端都是平民大众读者,这就意味着文学消费之于当前社会具有强大的统治力,对文学消费本身的优化和转型才是学界精英应当考虑的紧迫任务.

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的今天,“文学消亡论”又成为了社会热议的另一焦点.法国解构主义文论家雅克德里达在其《明信片》中甚至毫不讳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的“异延”概念消解了文本的圆满性和中心性,认为“作品永远开放,读者的阅读也是创造过程,因此读者对本文的解读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尽管对文学终结的定论颇有些极端,但对于读者与作品关系的阐释刷新了传统观念中的唯作品中心论,在当前多元化的文学场域内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国内的研究中,大体观点都认为,在视觉听觉等多媒体横行的今天,各种感官上的直观刺激已经可以完全满足广大受众的精神和生理需求,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已经逐渐走向没落,甚至衰亡.看上去有一定道理,细想来却不然.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对‘单语言时代’的历史告别”.所谓“单语言”是相对于“全语言”而言的文学观,是只包括单一文献文本的文学承载形式.而在当今“全语言文学”时代――“读图”“读视频”“读声音音响”都在与传统文字共同建构一个拓展了的文学视野.经典文学文本正在以影视、音乐甚至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不是消亡,确切的说应该是“灿烂的重生”.包括之前提到的“文学失语”,也只是单一文本的失语和对部分单一文本文学作品批评家的失语,文学本身从未失语.而由于文学消费性的介入以及当前商品化大潮的影响,文学本身的承载形式也由大众读者“失宠”的传统经典严肃文学转嫁到了文学消费身上.这里要明确的是,笔者并非力挺消费文学而贬低严肃文学,而是提倡顺应客观历史形势,利用文学消费所具备的时代优势,在不损失经典严肃文学内质的前提下,有目地的优化补充和扩展其影响力.

文学消费适应了当下读者对于文艺作品的多种需求――生理上的多媒体感官刺激、心理上的主动性解放、作品文本上的可读性和“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现实,而是适应当下社会思潮的现实可接受性,如玄幻、穿越等类型文学,都具有这种现实性).社会文化的现实在表明：作者正在死去,读者逐渐复生.

四、结语

在对文学消费和商品化文学的批判中,都不免涉及两个重要论题：审美的“非功利性”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笔者这里且不参与具体论争,只想表明：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下,具有“非功利”属性的文学作品或创作行为已然屈指可数(只要参与社会生活).无论学界对于具有消费属性的文学的定性是否是“审美”,文学消费都将是长期使文学立足于生存基础之上的重要元素.在葛兰西所言的“有机的知识分子”面前,大众读者似乎从未有过对于文艺作品美学价值的审视能力,导致在美学话语权的问题上也处于“他者”地位.即便如此,大众读者却仍具有对文学作品成败与否的生杀大权――对作品的选择阅读权利.按照布迪厄的“文学场”论,限制性生产的文学作品具有自律性,是高度艺术性和非功利的.但社会的发展使得文学场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场、经济场碰撞和交织.大规模生产的他律性文学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场域对接生成的产物.读者只会沉浸在巴赫金所育的第二世界中狂欢,他律性文学的受宠与此密切相关,而难以顾及文学本体的没落与否.这是个值得深思的文学窘况.

文学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走向没落和“消亡”的文学本身.在美学趋势由静观美学转向体验美学的今天,读者已经很难沉下心、毫不浮躁地进行文本阅读.尽管他们并不真正抗拒经典严肃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深刻价值观和纯粹艺术性,但显然,读图时代的受众更加需要能够引起直接感官接受的文学消费去承载.转换成影视、戏说、“大语”等形式表面上看有急功近利、颠覆经典和玷污艺术之嫌,但结合浮躁功利的客观社会语境,这却也是挽救文学“消亡”的顺势捷径.检测设没有这种文本属性的存在,无论是具有更强艺术性的经典文学还是意识形态性较强的革命、改革文学都会逐渐淡出大众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