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历史和灵魂的“整理”

关 键 词 ：文学史 想象

摘 要：文学史的重构其实是一个在过往的历史里寻找遗失并再次颠覆“座次”的过程,即使是最完整的史料整理,也必然包含整理者编撰者个人痕迹,实际上每个具体编撰者的声音可以从历史的庞大和复杂中浮现并清晰,“想象历史”的情结得到宣泄或者满足.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已经逐渐呈现摆脱单一记录历史的趋势,表现出追求文学史最深层次的东西,即研究人的灵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史的重构其实是一个在历史里“钩沉”并重复颠覆“座次”的过程.只是,完全复原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虚妄的想象,因为历史不会真的可以回到过去,“需知每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并不是为了返归于历史之中而书写历史,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拓清已经泯灭不可考的历史的真貌来书写历史,他检测象的读者也永远是今天的读者,他书写历史时永远是在对今天发言”.另一方面,文学史的书写依据的价值准则有赖于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结合.凭借什么样的价值尺度衡量文本、创作主体或者文学思潮、现象直接决定文学史最后的面目.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长时期以来被文艺思想/《讲话》的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权力话语所支配,解放初期几种所谓“经典”现代文学史遵循的价值准则无不严重带有意识形态痕迹：个人对历史言说的和声音淹没在政治话语中,文学史书写者的立场和品质被政治权力话语消解,书写者基本“失声”.所以,中国文学史的重构需要重新发现文学史存在的真实语境,在这个前提下重新审视、评价文本、作家或者思潮,重新筛选经典,填补空白.

当然,还原历史真实语境只是文学史书写准则之一,另一个重要准则是学术价值.这首先需要书写主体应该是具有清晰学术立场文化立场的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当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历史观念和学术观念是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有着微妙联系的复杂的观念.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改写者其自身的“记忆清单”和“知识谱系”以及“生活体验”也许本来就隐蔽在1949年至“”结束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那么对历史语境的突围和文化立场的重新定位、思考在文学史的书写上能体现多少呢?

从以上立场出发,考察几本有重构性质的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洪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孟繁华和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孟本）.

历史网络和个人痕迹之间的操作：

勃兰兑斯说过：“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作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隐现深浅的文学史料搜集整理也就是梳理和寻找某个具体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真正位置的最基本的工作,只是,即使是最完整的史料整理,也必然包含整理者编撰者个人痕迹,实际上每个具体编撰者的声音可以从历史的庞大和复杂中浮现并清晰,使“想象历史”的情结得到宣泄或者满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个人对历史的言说充斥了三个文本.质疑甚至颠覆以往文学史的态度是书写的主要态度,都试图重新整合几个关键时期的文学文本、现象和作家创作心理,主要涉及到17年文学,80年代文学、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等.一切构成原始资料的史料事实原本就蕴含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信息量以“潜伏”的状态隐藏其中,这就需要整理书写者一方面擅长从大量材料里筛选和梳理有价值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简单的时空顺序罗列,要具备挖掘并重新赋予史料以新鲜生命力的能力.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鲜生命力绝不包括牵强附会的演绎和捕风捉影式的“咀嚼”.怎样使用人人皆有的材料和从材料里得出怎样的结论终归因为书写者的思想高度和学术追求而不同.“陈本”着重挖掘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感应时代变迁、积极追求奋斗和反思等精神层面的历史,认为文学是参与历史改造的存在,了解文学史就是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伴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成为这个进程中的一部分.文学特有的艺术气质经由陈思和的处理,融合在浓郁的人文气息中,文学不再是一个泛化的概念,而是一个集合了感性审美和理性思辨的实在,活跃在历史空间中,活跃在陈思和的“记忆清单”中.所以,陈思和注意了阐释文学在情感表达和审美追求上的特点,操作立场明显偏向于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对话和想象关系.

相比之下“洪本”的“表情”则不同,它按照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形态相对应的观点书写历史.洪子诚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合起来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生成过程,既然意识形态在文学史形成上产生了支配性的作用就应该分别凸显它们各自的性质,不能用“新文学”笼统地命名.所以“洪本”对待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上明显流露了对回望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如何渗透和新时期文学如何在政治话语边缘生存发展的兴趣.从逻辑关系上看,曾经把文学的个体与群体、个性与共性绝对对立起来的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造成了许多盲点和误区,所谓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文学的人本精神之间经常呈现难以调和的关系,如何顾全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这样书写立场的难题.“孟本”做了这方面的尝试,把中国文学的发展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观照,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在一个方面是中国现代性的“表意形式”,它的“不确定性”是自身发展的特征.因此重大历史事件成为“孟本”划分文学发展阶段、完成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重要标示,这样的处理方式有效地“规避”了历史本真和意识形态强制性之间的矛盾.

这样那样的操作模式背后依然是个人的言说,在清晰的个人声音背后陈思和、洪子诚、孟繁华等人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提供的经验之间形成了对话关系,这决定了他们书写文学史的个人痕迹中必然有与历史轨迹暗合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具体的分析是困难的,主要因为对几位书写者的身份和个人生活记忆过于模糊,显然他们都亲历或见证了中国主要政治事件,他们的个人历史和国家群体历史之间存在“同构”关系,但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之间“盲人摸象”式的关系终归要求他们使用一个科学理念支撑文学史的重构.这个核心理念究竟是什么也许未有定论,但一定淡化甚至淡出政治色彩,这意味着书写文学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话语的标准已经瓦解.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事实上其中包含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隐藏叠加了太多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话语的声音和边缘状态的文学的关系从来复杂隐晦,即使是昭然天下的部分也似有可疑.因此,三个版本的文学史不约而同地淡化了政治色彩就不是简单的巧合,这折射了现在中国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也暗示了文学被政治放逐的危险.三个版本中以“陈本”对政治痕迹“擦除”得最干净,“洪本”和“孟本”则多少流露出中庸的态度,在具体思潮的阐释中隐约暴露话语.但是,政治色彩的过度弱化可能导致另一个极端,就是陷入文学自身话语的缩水,失去了意识形态大环境的衬托与折射文学能够真正依靠自身的规律走多远呢?所谓个性化创作就真的没有类型的标签?

文本细读和经典“洗牌”：

具体的文学创作形态是各种文学理论主张、美学实践和社会多层面变革的综合结果,它们是文学历史中各具特色的果实,也是彰显了艺术魅力的精神食粮,书写一段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书写这些具体的文学创作形态.

三个版本都注意了使用文学话语评说文学自身,力求坚持审美标准、边缘立场思考当代文学进程.“陈本”用词上文学色彩浓郁,文本的引用、阐释的诗化倾向、评价的美学标准等力求突出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侧重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阐发和重要文学现象的简单介绍,在背景处理上,或隐约浮现或简要说明不花费巨大篇幅.这样的好处是突出了文学史作为教材的阅读分析价值,使学习者拥有从美学角度理解的文学史,和其他的版本相区别并形成互补.“洪本”则明显注意了文学史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从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入手评价文学变化的流程.史料详实,观点明确,语言简练朴素,有较强的学术参考性.“孟本”在评价思潮演变和创作主体创作语境方面有独到阐释,力求客观还原历史语境,在真实的历史面貌中重构文学史,评价文本和作家的立场谨慎客观,少有“陈本”的张扬也“稀释”了“洪本”的严肃.

以新时期小说中“新写实”流派为例.“陈本”第十八章《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做了具体阐述.在对“新写实”产生的背景简单溯源之后重点分析了新写实文本更新传统、回归人的生存意识和“消解”的叙事方式,随后解析《风景》《一地鸡毛》文本,从生存意识和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两个向度阐释了新写实的美学特征和批判立场,文本解析文学性强,专业性明显,现场感强烈.“洪本”则根据“代”概念在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和第四节分别用“对新写实的描述”和“新写实作家”为题目对新写实创作从概观上把握和评介,内容信息量局限在文学史线形发展框架中,把创作的类型放在新时期的背景下综合介绍,时间性和背景性强,但缺少对具体文本的作家的阐释,把言说的身影隐匿在了背后.“孟本”在第十五章《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中用了两个小节介绍新写实小说思潮,一节介绍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的轨迹,着力澄清新写实作为思潮的概念,一节选取代表性作家作品《一地鸡毛》《烦恼人生》《风景》进行细读,但细读的程度明显不如陈思和版本,显然“孟本”更看重文学思潮、现象在历史语境变化过程中的意义价值,概念的澄清和整体线索廓清的意义是这个版本评介文学文本或者现象的准则.

由于当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相比对作家创作语境的关注在难度上降低了,可依据的史实资料似乎充足,真实,但问题在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已经逐渐呈现摆脱单一记录历史的趋势,表现出追求文学史最深层次的东西,即研究人的灵魂.正如勃兰兑斯说的,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三个版本关注作家创作心路历程的出发点不仅是基于文学史书写中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考虑,还要通过一个文本听到当时权利话语的声音,要结合作家作为生命个体在历史激流中生存的状态,证实最深刻的东西.这个问题不澄清就会出现“想象性经典”这样的误解性操作.所以,创作语境是评价文本和作家的具体化问题.“陈本”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赵树理.在解读《锻炼锻炼》时明确指出作品是“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小节里具体分析了赵树理在历史特殊阶段的创作心理,发现作品“利用了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惯用的歪曲生活真实的方法,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间立场”.深刻揭示了一个老作家的精神本色和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艰难创作的真相.“洪本”对创作历史语境的“说话”声音不如“陈本”,主要还是注重考据,力求还原历史,在历史原貌里解读和把握作品,但还原本身就是解读历史的过程,洪子诚的操作相当谨慎.“孟本”本身命名是“当代文学发展史”,几乎有线形记录模式的嫌疑,但事实上还是关注了以前一些版本没有关注的作家或文本.比如把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和解放后的诗歌、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单独深入评价,标准中肯客观,充分顾及到了当时历史语境中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家在作品里暴露的变化或尝试的实践背景与历史特征深入契合,文本阐释较好地遵循了文学的审美性原则.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文学史,在历史观、文学意识和审美原则上其实有自己不断更新和创新的过程,那些新鲜的东西不仅从不同时期的文学运动和同样不断“刷新”的文学理论那里得到证实,也从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中得到阐释.经典文学作品的筛选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比其他的作品更应该具备丰富的文学话语蕴涵性,更能体现文学话语活动的本质特征――创作主体和作品接受群体通过文本达成的无限沟通可能性.一本好的文学史需要严谨而积极的学术追求意识,也需要生动和丰富的想象力,当然,想象空间的质量本质上来源于文学作品的独特性,没有文学作品的质量就没有文学史的质量,因此,经典的确立格外重要.

目前,笔者认为所谓“经典”的确定依然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到底什么是经典,什么样的标准能够成为衡量作品经典性的标准?记得不久以前兴起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影视风潮,把一些17年作品、前苏联卫国战争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收视率十分不错.如果说结合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的社会语境看《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尚有命名经典的可能性,但放在整个文学史中观照,它们的经典意义还需要重新界定,不是说这些记录了革命风云变幻的文本不是优秀作品,但作为文学史书写应该想得更多,应该是在界定经典的同时界定它们生存的历史话语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文本内在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漂浮在商业文化泡沫层里.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是“”时期特有的文学文本的经典价值,主要是革命样板戏和一些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虹南作战史》等.关键是对革命样板戏和《金光大道》的文学史价值有争议.戴锦华写过这样的文字：“我本人有一次颇为可笑的心理体验：那是80年代末,我曾在新中国电影课上与同学们一起重看《智取威虎山》.我的本意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但我自己被震惊了,我原有的想法完全被击垮了：在其中我看到大交响乐队的伴奏,现代舞蹈形式,现代舞台美术,现代灯光与旋转舞台――一个如此现代的文本!当时我‘第一次’回忆起钢琴伴奏《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浜》,在那一刻,作为80年代文化支撑的关于现代化伟大进程的叙事在我心里坍塌下来.”对样板戏“失忆”和“重逢”有深刻意味,到底样板戏是“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还是一种具备了审美效果的艺术形式?现在再看样板戏,确实也为其中高亢嘹亮、节奏鲜明、婉转洒脱的唱腔以及浓烈的舞台怀旧气氛所吸引,作为一种戏剧形式它确实保留了自己特殊的魅力,但作为书写文学史样板戏产生的背景不容忽视,不能剥离使它诞生的政治权力色彩.经典,这个词在样板戏或者“”其他文本上需要谨慎使用,这并非是对“左倾”的恐惧和怯懦,而是对历史反思的必然.列举的三部文学史在阐释样板戏和“”时期文本问题上都立场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孟本”在提及样板戏时使用了“样板戏的美学”的字眼,“洪本”则单独列了一节试图说明样板戏作为一种文本的历史尴尬处境,“陈本”依然保持了鲜明的情感态度和审美追求试图挖掘此类文本的文学价值.关于经典的重立不是短短几十年可以考验完成的任务,文学史应该在这个话题上兼顾当代文学史开放的品格,视野放宽,思路走远,同时考虑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进程,这样才能筛选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20的开阔的视野是重新定位经典、筛选经典的科学平台.

总之,就技术层面说文学史的重构,记录纯粹的线形历史流程,题材或社会思潮的迁移都是片面的,困难在于要兼顾线形流程与具体文学发展点面的结合,平衡文学自身特点与历史时间空间演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衡技术既是文学史构建的要求又充满了难度的挑战和危险,因为还有被权力中心话语的声音左右的可能,当竭力澄清历史避免陷阱的同时也就参与了另一种权力游戏,不可避免地沦陷到另一种权力话语声音中.在重构文学史的命题面前,终结意识和重构意识有相互作用力,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旧的不一定就是不可颠覆的经典,文学史的写作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操作行为,它在历史的表象和记录之间寻觅点滴空白和沉淀,“补白”和“开掘”是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岳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