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

摘 要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主要是空间上的“越界”,从“文学的中国”这一空间“越界”到包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汉语的文学”,在消解单一中心论中提供了一种颠覆、超越以往以线性时间线索筛选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产生文学史叙述的不同面向,形成多路径的文学史叙述,由此完成的文学史整合会凸现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价值,也会显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语言的包容性,共享性修复华人/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关 键 词 ：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世纪汉语文学史；百年海外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78-06

一、

1994年,我读到孔范今先生起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大纲》,很兴奋地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思路,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与约我撰写的台湾、香港文学有关.时至今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为了避免“缺失”,也列入了台湾、港澳文学,但往往单独列出一章讲述台湾、港澳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中,两者还是“游离”成两张皮.但19年前孔范今的“大纲”已经很有学术深度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一种现代人文主义的视阈中沟通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之间的文学对话.南此,文学的多元存在的种种历史（可能）性都得到充分揭示,百年台湾、香港文学较为自然而贴切地嵌入其中.与此同时,现代人文主义视阈的展开,使种种以往被遮蔽和“边缘化”的文学存在得以重归其位.在这样一种学理视野中,近、现、当代中国文学原本血脉相通的存在自然沟通,大陆、台湾、港澳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多源多流、当道并存的对话关系.

打通近、现、当代,沟通大陆、台湾和港澳,并不只是纵、横方向上的拓展,而是一种“越界”和“整合”的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展开,它一方面回答着清末民初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学诞生后文学史建构遇到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学史叙述自身深入展开的一种必然.

“越界”“不单指跨越民族国家区域的界限,也指跨越学科、文化、方法、视野的边界,同时也超越文本,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回到文化,文学产生的场域,有时也有必要打通古今,进出现代与古代之间”.“五四”后的文学史叙述发生在无法彻底摆脱政治化的语境中,各种壁垒分明的界限随之产生,文学历史本身的多重性、流动性一度被单一化、凝固化,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而言,“越界”不仅必要,而且重要.“越界”的指向是“整合”,这种“整合”是深入开掘和充分共享民族文学资源,它不抹杀各时期、各地区文学的丰富差异性,相反,它在多元性、差异性中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质,从而把握其整体性.

“越界”不是漠视、否定“存在”,而是从一个界域进入另一个界域而获得多重视阈,从而去蔽溯源,把握社会变迁之叠合、文学演变之交错等情况.“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既非否定“五四”的革命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晚清民初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格局中予以更深入的把握：也非无视1949年的转折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理解其转型的意义.不同界域的多重视野会自然引发对话,深化认识.例如“红色经典”,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叙述语境中,往往可以大行其道,并不会引起多大质疑.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台湾曾出现一批“反共经典”,我们在惊讶之余会对将“红色”、“反共”与“经典”建构在一起的做法保持谨慎,原因很简单,台湾的“反共经典”也有着炽热的、虔诚的政治理想和“无私无畏”的“英雄”形象,它们往往产生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中,不乏感动人的魅力,如杨念慈的长篇小说《废园旧事》完全可视为台湾版的《杜鹃山》（《废园旧事》除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影外,也被改编成台湾最早的电视连续剧）,纪纲的长篇小说《滚滚辽河》也不妨视之为台湾版的《青春之歌》,但它们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都是“反共”的,尽管当时作者并非自觉配合“反共”,但毕竟是文化“霸权”的产物.经典化是文学史的重要功能,如何“经典化”是文学史建构成败的关键之一,而在“红色经典”对照“反共经典”的思考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例如,经典本身具有的时空超越性使其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其历史逻辑的修正是由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的中国人/华人的经历提供的,一部可以人史的经典性作品起码应该打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华人,才有可能被世界各国民众和我们的后代所接受.而“红色”与“反共”恰恰是历史逻辑修正的内容,它们虽伴随不同中国人的历史,却难以形成打动不同地区中国人/华人的力量.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囿于中国大陆或台湾、港澳范围中都是不易觉察到的,然而在“越界”中就看清楚了.

“越界”的研究视野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置于世界性的语境中予以考察.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显得非常密切而复杂,例如,1949年前国共关系的历史变动,1949年后时期的政治决策,都极大地受到世界性因素影响.我们应该自觉地把“中国和海外”设置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充分关注相关的历史变迁.例如,20世纪中国有过三次“留学”,就密切联系着中国文学的三次“转型”,凸显出传统与现代对文学转型的重要影响.“五四”前后的留学为人们所熟知.传统的现代转型取决于这种文化的包容力,而文化的包容力又与其辐射力、扩张力相反相成.晚明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外扩张力萎缩,“内敛”渗透进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传统文化呈现过熟状态,汉语本身的概念建构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现代转型有其潜在危机.当中国文化转而向外寻求复苏力量时,民族的速强致胜心理内在制约了对外来思想资源取舍的价值尺度,由此建立起立足于感时忧国传统对外来文化的呼应机制,即从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出发来呼应世界潮流,有时反而滞后乃至疏离于世界文化潮流.各国（苏、英、日、美等）政府又力图通过影响中国来求得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使得“五四”挑战于传统的取舍价值尺度显得激进.然而,正是当时留学群体的不同背景（欧美、日苏等,即便是欧美,留学英、法、德、美,其背景及其价值取向也有差异）内在地互为制约,使挑战传统不至于过分,也使“五四”思想启蒙在多种理路之中保持了某种清醒理智.第二次“留学”从战后延续到五六十年代.抗战期间,民国政府依旧重视教育,战后很快恢复了派遣留学的规模,而随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中,海外旅居更成为中国知识者的一种选择；在1940年代末组织的“抢救大陆学人”的行动中,一些不愿留在大陆也不愿随撤至台湾的知识分子流徙海外：到五六十年代,以台湾为主要出发地留学欧美的浪潮使数万中国知识者移居海外,而且与“五四”留学不同,他们中许多人留居海外至今,“旅外文学”由此开启,从鹿桥、程抱一到於梨华、白先勇,代表了这一文学潮流的成就.在战后大陆、台湾都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却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课题,即“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新文化”（白先勇语）,而其努力产生的影响是全局的.当时台湾国民党政权也讲文化传统,但有其稳定政局之目的.而海外中国作家就摆脱了现实中国政局的负面制约,他们的创作对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世界关系的处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例如,从传统的边缘,乃至对应面,如现代主义思潮等起步,其参照系更开阔,更有利于传统的传承、发展,“出门浪子”比“守业孝子”对文化传统更有贡献；从作家个性出发来接纳外来的、现代的思想资源,恰恰能沟通传统的、民族的脉络等.鹿桥、程抱一、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於梨华等一大批作家的创作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经验,提供了那个时期中国文学的精品,也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真正具有了“第二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特征.第三次“留学”是1980年代以后,十多年中,120余万留学生旅居于107个国家（新世纪后,中国大陆留学规模进一步扩大,2010年留学人数就达三四十万,但他们的去留尚未确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两次.此时期中国内地作家开始走出体制,而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润诱惑却吸引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回到知识体制内部,在这种情况下,从“留学”到“学留”也在体制内外进行,其情况更为复杂,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在观察之中.而对照于中国大陆1990年代后的“国学热”,海外留学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人坚持了知识分子个人精神活动的立场,取中西互补的开放姿态,潜心探究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恰如有人所言,古者大隐隐于市：今日有古风者,大隐隐于西,无任何外力迫之,本性使然.这种本性是全球化语境和大众消费文化浪潮中避免传统文化时尚化、工具化的力量.同时,留学影响也有利于借鉴他国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即使处于体制内,也力图以其异质性保持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从而促使中国社会有可能逐步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而在我看来,从1980年始的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文学转型的根本性课题就是如何在促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实现文学的多元化.高行健以“没有主义”走出一切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精神的“大逍遥”,而其戏剧、绘画创作对包括庄老、禅宗在内的文化传统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莫言等国内作家创作构成内在对话关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话题上提供了为世界瞩目的经验. 三次留学浪潮的背景提出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的课题,从世界性语境中揭示了中国文学转型的实质性内容.较之于只关注本土的文学史视野,“越界”显然更能调整和深化我们的文学史观.

从“越界”和“整合”的文学史思路出发,“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可能性、可行性也在自然展开之中,也就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互为参照的框架中整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可以得到适当的学术处理的,例如,1941年底前的香港新文学作为“早期香港文学”,可视为与大陆国统区文学,尤其是海派文学强烈呼应.又在“中原心态”和香港本地化纠结中展开的文学历程：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可以在包括1931年后的伪满洲国文学、1937年后的华北华中（包括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文学、1941年后的香港文学等在内的“日占区文学”视野中予以处理,而这一期间的海外华文文学则是在“华侨”这一集体身份上展开的,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其他学者的著述也以不同的途径逼近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汉语文学的整合,表明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文学史叙述可以继续展开学术思考,其实践也有学术可行性.

二、

为什么要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当然首先是因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尤其是转折的语境中,不仅需要凸显汉语的现代变革、成熟的重要性,更需要凸显汉语资源的共享性,以恢复两岸数地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于中国和海外互动中,也被“分割”于大陆、台湾、港澳等多个社会体制、人文环境、外来影响等均有所相异的社会空间中的地区中,在较长的时间里,大陆、台湾、港澳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对峙不断发生,对文学的认知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甚至语言的表达也指向不同的意义,导致了互相之间精神世界的“隔绝”.即便在同一个地区,由于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结,人们之间的认识也出现极大歧异,甚至存在精神世界的撕裂.这种历史的“撕裂”甚至发生在同一个地区的中国人内部,有时连外国人也惊讶,同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何以看法存在如此差异.然而在海外,大陆、台湾、港澳不同背景的华人生活在一个国度,甚至在一个社区比邻而居,他们现实的政治倾向、态度会有相反的取向,但被兼容于日常生活共处中,远离了华文主流地区现实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主宰,多了文化的交流、共享.久而久之,同类语言的影响日益深刻,使得华文文学成为不同政治立场的华人表达他们对中国和世界共同的认知的空间.相对于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文学,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没有被政治等因素撕裂得那么厉害,相反,作家往往在海外写作中可以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都展开对话,可以在相对隔绝的时期也能进入大陆人、台湾人、港澳人不同的精神世界.最明显的例子还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当“红色文学”和“反共经典”在大陆和台湾各领“”、隔海对峙之时.无论是东南亚还是西欧、北美,其华文书写（包括原先用居住国语言写成,而后翻译成中文,但作者往往还是第一代移民,其创作内容无法摆脱现代中国变迁的影响的作品）都超越了国共之间、东西方冷战势力之问的冲突,从林语堂、鹿桥、周仲铮、白先勇、於梨华、吉铮、叶维廉、王鼎钧、郑愁予等到方北方、姚紫、苗秀、陈瑞献、温任平、王润华等,都留下了为所有中国人关注的作品.例如,聂华苓包括《桑青与桃红》等影响广泛的小说在内的作品为什么能早早走出由作者身世造成的政治阴影,就在于作者的海外生涯使她感受到“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中国是我的原乡”.这种“原乡”意义上的根使她超越了自身所经历的国共政治的对峙.语言的包容性、共享性影响、修复了华人/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成为全体华人/中国人的精神归属.这一情况启发我们,文学史建构上凸显汉语的建设性,是大为有利于对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把握的.

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除了强调汉语成为共享的资源和共同的载体外,还需要充分关注“海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背景,即便其回国以后,这种“海外背景”和海外体验也深刻影响其创作,而此类创作总体上又构成深刻影响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背景”.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近年又延伸至南美洲、非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久而久之应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而已形成居住国（对于多代居住的华人而言,其居住国已是“祖国”）传统的华文文学虽在自身归属上已与中国文学无直接关系,但其“中国性”的建构仍在“双重传统”中内在“呼应”着中国文学.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其又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的秩序形成.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1980年代以来分布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在表面上显得零散、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是颇可以启发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主要是空间上的“越界”,从“文学的中国”这一空间“越界”到包括海外在内的“汉语的文学”,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颠覆、超越以往以线性时间线索筛选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文学史叙述,后者以某种“统摄性”线索（如思想启蒙、现代性、文体演变等）贯串始终,考察其起源、流变等,自有其梳理历史的作用,但线性起止的展开,也难免单路径之弊.而关注文学史空间的存在和拓展,从文学史空间的任何一点进入,都有可能完成其文学史叙述,从而形成多路径的文学史叙述.当“越界”拓展文学史空间时,文学史叙述的多路径会更丰富,原先时间性叙述中对于“统摄性”观念如“思想启蒙”、“民族认同”、“现代性”、“民族性”、“主体性”、“多元性”、“文学传统”、“文学精神”等可能产生的单一认识会得到改变.在20世纪中国社会被隔离的不同政治、文化空间中,一个命题往往有了不同的内容模式,而恰恰是不同模式及其关系才足以揭示这一命题的内涵意义（例如考察左翼文学,恰恰是中国大陆逐步组织化、体制化的左翼文学和台湾政治高压下在野的左翼文学以及香港体制外自由竞争状态中的左翼文学等不同模式的关系才足以揭示左翼文学的丰富内涵）.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由于其所处国家体制、经济制度、文化环境、习俗传统等种类繁多,在20世纪中国文学要解决的三大问题.即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雅与俗关系上可以提供的建设性实践经验也更多. 例如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曾经遮蔽过不少问题.而在海外,它提供的启发更多.如多民族地区的东南亚国家在战后都经历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本来,民族独立国家建立的过程应该是其国内多民族整合的过程,一旦民族国家建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民族性与现代国家的公民性得到统一,而“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或家中的方言）,都与这种‘民族’的概念无涉”,民族意识、民族性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公民资源.然而,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建立完成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独立运动,“东南亚民族国家建立之时,其民族整合过程远未完成”,更未“形成那种兼具民族性与公民性的民族意识”.正是在这种“民族性”与“公民性”脱节的情景中,“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等问题得到了凸显.在反对殖义斗争中起凝聚作用的民族主义开始显露危机.对于东南亚华侨华人而言,他们一方面遭受居住同其他民族,尤其是掌控政治权力的民族在族群生存上的巨大压力（东南亚华人的命运证明.缺乏公民性的制度的民族独立国家发生的民族压迫状况远甚于建立了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义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等民族生存诉求和资源,难免陷入以“民族性”对抗“民族性”,激化民族矛盾的恶性循环.这种民族性、民族主义在成为公民资源中的艰难性构成了东南亚国家现代性曲折展开的主要内容,也_是东南亚华文文学战后生存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客观地看,当时东南亚各国,掌控政权的“原住民族”和作为少数族群的华族都做出了“民族性”高于“公民性”的选择,但华族的这种选择是一种被拒斥状态中的被动选择.这使得华文文学不得不承担起推动华文教育、传承民族薪火等重任,于是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外来压力使华人在自己的国家漂泊,漂泊中会有更强烈的文化“寻根”,而这种“寻根”又加剧了现实要剥夺华人公民身份的压力.华文文学的现实主义追求形成于这样一种民族命运的恶性循环中,不可能不受到损害,甚至桎梏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自我容纳能力,现实主义要求的“反映现实”在当时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开被视为“禁区”的许多现实存在.甚至连“中国性”也被拒斥.到19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东南亚文坛兴起,其艺术探求不仅使文学能避开政治劫杀突入创作禁区,而且在将文学引入“人类性”探讨的层面中超越民族现实隔阂.例如,当时被视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始作俑者的《蕉风》（1955年创办至今,是办刊时间最长的海外华史文学刊物）,其倡导的现代文学创作,既要将马华文学推进至“人类精神、心理探讨”的层面,又始终未忘“创造适应”“西方现代文化挑战”的“新文化应含有民族色彩”的责任,其追求进入了“公民性”和“民族性”兼备、统一的层面.而当时东南亚华文现代主义的创作在对终极的感悟中开始苏醒南洋主体意识,在虚实、内外交织的艺术中突入现实禁区,在夸张、幻化中深化本土意识,在质疑、颠覆中呈现一种突破南洋族群情结的视野拘囿的生命力等尽管东南亚华族仍遭受现实不平,族群之间的沟通仍需要艰难的跋涉,但直面而又超越种族对峙的华文文学从自身的人文视野出发,不是单纯地以华族传统文化抗衡现实,而是关注“兼具民族性与公民性的民族意识”的形成,追求“把社会经济的公正和平等摆在华人文化和华人特性之上”,从而使中华文化传统更内在地得到传承.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实践对于民族主义的“阐释”对中国大陆文学是极富启迪性的,由此进人,也可完成对中华民族新文学史的一种叙述.

文学史叙述的空间自然不只是指“本土”和“境外”,也包括文本和媒介、文学和文化等不同空间.关注文学史空间的存在和拓展,就会产生文学史叙述的不同面向.而这恰恰是20世纪汉语文学史叙述的优势所在.

三、

“越界”是流动,是拓展,是开放,但“越界”不是无缰之马,其指向应是“整合”,在流动、拓展、开放中整合、分享文学资源.在文学史叙述越发“众声喧哗”之时,文学价值仍应是“众声”所在.如果说“整合”需要一个共同点,那么它就是文学价值,“整合”就是要不遮蔽文学价值这一最重要的文学资源.例如,经典化本应是文学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这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兴起,“去经典化”或人为制造经典的当下尤为重要.如前所述,经典本身具有的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等要求经典化在“越界”中展开.而此时,“海外”这一空间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就格外重要.20世纪中国历史逻辑的修正发生频繁,其原因在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深深地卷入了阶级、政党的对峙、冲突中,文学价值的标准也更多受到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此时,“海外”与“中国”既密切又超越的关系就有利于“经典性”的整合.例如,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人在其离散生涯中的生命体验,形成了“第三元”这一经典性价值尺度和经典化视角.文化“第三元”的系统阐释来自旅法作家程抱一的论述,是他从“中国思想的精髓”中“提炼”出的“从一元跳到三元”的“思想的路线或方式”：“一元的文化是死的.是没有沟通.比如大一统、专制；二元是动态的,但是对立的,西方文化是二元的；三元是动态的,超越二元,又使得二元臣服,三元是‘中’,中生于二,又超于二,两个主体交流可以创造出真与美.”文学艺术就是第三元,“是物我之间的超出物”,它以“和”接纳万物,在主体与主体的对话中创造出万千之美,达到生命最美妙的境界.“第三元”不只是来自海外华文文学身处“他国”,面对多种文化压力而认同文化多元,还在于它的“整合”功能可能会恢复如前所述两岸数地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使得华文文学成为不同政治立场的华人表达他们对中国和世界共同的认知、对生命共同的挚爱的空间.由此,文学的价值得以凸显.文学史叙述最根本的功能,是让作品的经典性保存在文学传统中得以实现.

“越界”的指向是“整合”,就是要在不断拓展的文学史视野中揭示包括台湾、港澳、海外在内的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格局.由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乃至于语言环境的相异,台湾、港澳、海外华文文学自然有其特殊性,而其特殊性正是其存在价值之所在,万万忽略不得.问题在于我们谈及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的前提是把大陆文学看作中国文学的一般性,其目的也是从大陆文学出发去接纳台湾、香港文学,完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整合.而我们面对的事实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建设性课题并非都产生于中国内地的文学活动,台湾、香港在某些时期提出来的文学话题也许更具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普遍性.例如,香港文学实践中的“城与人”话题对于形成城市文学的审美独立性的价值、流行文类的提升性对于沟通东西方审美接受的作用,尤其是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和文学的多元化格局的关系等,都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显然不能说是香港文学的特殊性,也不能说是香港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共同性问题做出了带有其特殊经验的回答.而应该说在香港这一历史空间中提出和解决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然这种提出和解决可能包含了大陆文学某些因素的潜在参与.某些文学形态在中国大陆文学中显得“边缘”,而在台湾、香港、海外文学中并非“边缘”,反之亦然.而这些文学形态往往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种重要流变,乃至传统.如一味强调台湾、港澳文学的特殊性,恰恰会遮蔽它们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普遍性.所以,应该改变隐含“只有中国大陆文学才是中国文学中心”这一心理的立场,从20无论是其思想源头还是其创作流变都是数脉并存、多流当道这一历史存在出发,梳理清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流变.要做到这一点,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引入也显得非常必要,因为“汉语文学史”所强调的两个立足点,现代文学语言对于现代文学的重要性和汉语现代文学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存在,都会消解单一中心论,凸显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根本性问题.

从地理空间讲,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创作的总体量庞大,但文学形态的丰富性、文学话题的重要性并不决定于此.例如台湾,战后从大陆撤至台湾的二百多万人,构成很高的文化密度.百年台湾岛,也承载了本土、外来的多种文化.这使得台湾某些时期某些种类即使在创作数量上也未必逊色于大陆.而台湾网络文学无论就其形式实践的多样性,还是就其理论探讨的深度性而言,都要超过大陆.这样一种文学生态无疑会产生富有建设性的话题,是我们探讨完成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汉语文学历史整合的具体途径时应该充分关注的.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