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土化理的局限与功用

内容提要：中国的文学研究所追求“西化的现代性范式”是历史的选择,“以本土文化自觉立场”研究文学还存在着诸多的限,在本土尚未原发性创生出新理论之前,借鉴还是必要的.文学研究的创新应该兼顾历史和现代两个维度,在文学观念上采取历史与现代双轨制.历史虽然应该反思,但不可检测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对于文学史只能是补充,而不可取而代之.

关 键 词 ：本土文化　立场　局限

中国的文学研究应该走什么路有学者曾经提出要以“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反思“中国文学”学科,“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要以还原“活态文学”等为“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但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为文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理论路径,相反,倒有可能把文学研究引向一个新的误区.对此,笔者认为,所谓“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不仅其理论效用十分有限,而且可操作性也大可质疑.况且,指责“中国文学”学科是“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构建出的学科本位主义”的误导,也未必符合当时历史实际.

中国的文学研究追求“西化的现代性范式”是历史的选择

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研究该走什么路,并不是某些学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裹挟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首先,文体革命尤其是“小说界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一直作为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残丛小语”不被主流学界所承认.随着“战争”等令国人痛心疾首的惨败,中国学人开始质疑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其中,自然也包括对文学的社会启蒙功用的反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受西方影响的学者,在考察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发达的原因时,发现小说作为社会预言和启蒙的作用不可低估.这当然有误读性夸大的因素,但总体说来,他们发现小说文体作为一种社会镜像,有着十分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和非常充裕、自由的叙述时间还是基本符合文体实际的.所以,梁启超在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事实上,由于出版业的发达,更由于梁启超等学界领袖的鼓动、号召,据阿英《晚清小说史》提供的统计资料,从1901年到1911年,包括写作和翻译的小说,十年时间共出版一千种以上；而据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计算,应该在几千种以上.清末新小说如火山爆发式的崛起,说明了小说这种想象方式和叙述模式,已经成为人们观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最有效的工具被知识阶层所认同和接受.

如果说清末新小说还有旧瓶装新酒之嫌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所创作的小说,则是真正意义的新瓶装新酒了.无论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还是茅盾的《蚀》等,都是以全新的叙述方式表现了全新的艺术内涵.新的文学形式和新的文学内涵必然会要求以新的文学理念去阐释,而且事实上,鲁迅、茅盾们文学实绩的取得,在一定意义上,恰好是受西方新的文学理念的影响催生出来的.

其次,在传统文论中,推演不出足以覆盖、阐释新文学创作的理论.可以说,自梁启超等倡导“小说界革命”以来,关于小说的言述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具有建树的理论并不多.如果究其原因,没有严密、系统、逻辑的知识背景作为支撑或参照,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譬如梁启超只是以“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佛家所谓的“熏”、“浸”、“刺”、“提”概略、描述性地言说小说的本质和艺术魅力,却不能够用精确的概念和范畴规范、分析、厘定,从而给人以准确的知识启迪.再如对于创作论,一般学者还只是采取传统小说评点家的眼光和话语,用诸如“自有章法”,“有主脑在”之类的旧语来评论,旧的知识系统仍然是他们所能汲取的主要思想和话语的资源.如,成之(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为小说的分类：“从文学上观察”分为散文、韵文,其中,又分为文言、俗语和传奇、弹词.从“小说自其所叙事实之繁简观察之”,又分为“复杂小说”、“单独小说”.此外,还有什么“有主义与无主义”,纯文学与不纯文学小说的区别,等等.可以说,包括梁启超在内,此时关于小说的论述,由于汲取的思想、话语资源都是所谓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所以,普遍缺乏学理的辨析和逻辑的规范,譬如直觉的感悟式,辞不达意,似是而非,不善命名,言语混乱,基本是这一时期文论最常见的毛病.这说明,借鉴西方现代知识范型,学习严密的逻辑表述方式,的确是当时的当务之急.

还有,在倡导新小说之前,王韬、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的失败,也说明了传统文论已无力催生并覆盖和有效地阐释真正意义的新诗.譬如黄遵宪在其1868年所作的《杂感》中提出新诗是“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要“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并在《与丘菽园炜爰孝廉书》中夸张地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新诗应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关注和表现“诗外”的国家大事、社会状况,从而使之具有“左右世界之力”,应该说这在当时,已经是难得可贵的见解了.再如梁启超在其《诗界革命的三点主张》中提出新诗要“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需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但是,由于黄遵宪和梁启超们都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诗界革命”的纲领,他们的文论,基本上是旧瓶装新酒,甚至是旧瓶装并不新的酒,总体说来,还属于在传统文论范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根本不可能起到催生新诗的作用.所以,“诗界革命”的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也说明,仅仅依据传统文论的旧知识系统的理论言述,即便是热情有余,也会因学理不足而无效于创作.

因为,随着近代化社会的逼近,无论是古香古色的格律诗、章回体小说,还是感悟的,直觉的,随意的文论话语,都远不适应于时代社会文化的需要了.就是说,只有突破旧的知识体系,寻找和依据新的,有着准确的概念和范畴,严密的逻辑推论和思维方式的理论构架,才能拓展出广阔的理论想象空间,催生、阐释新的文学形式的理论话语.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所以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就是因为他借用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的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索隐派、考据派的知识系统,提出了一套新的艺术理论观念,对《红楼梦》给予真正意义的学理分析,开辟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新路子.所以,如上种种事实已经证明,单纯倚赖本国的知识系统和思想资源无法创生出足以催生和阐释新文学的理论,而借鉴西方已有的逻辑的系统的文艺理论作为构建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参照,不仅能够事半功倍,而且为时怎么发表展的大势所需.

况且,并不是现代大学体制刚一建立,中国学界就全盘、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文艺理 论的观念、思想.至少,在民国初年的一些大学讲坛上,古色古香的本土化的“文学研究法”与已经基本西化的“文学概论”并置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譬如晚清举人出身的姚永朴,是专治经学,“旁及子、史、小学、音韵”的国学大家,也曾在民国之初直至民国24年,为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的讲习,专门讲授《文学研究法》.这样的文学研究应该是原汁原味的本土化地方性的知识了吧可是最终还是淡出了大学讲坛.为什么没有站住脚这原因是由于学界的“崇洋媚外”,还是因为这套古香古色的理论无法覆盖和阐释已经成大趋势的新文学呢不仅如此,就连出版于民国23年的薛祥绥的《文学概论》,也还采取广义的文学观念.以体裁分类,仍然是“纪载”、“议论”、“辞章”；“以所述内容分,则区事、理、情、景四大纲；”以品格分,则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以作法分,“则有模拟、脱化、创造”三类；以功能分,“则区传世、经世、怡情、通俗四类”.

理论的功用在于对于现象阐释的有效性,显而易见,这些古色古香的“本土化”理论,对于研究本土的古典文学的确具有它不可替代的效用.但是,对于新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诸如新诗、新小说、话剧等,就有刻舟求剑的意味了.应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本土化地方化”的理论最终基本退出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因.而且,事实上,在当时,即便是在文学观念和理论框架都深受西方影响的一些文学理论著作,譬如出版于民国14年马宗霍的《文学概论》,和出版于民国19年马仲殊的《文学概论》等,由于文学经验、学养以及思维定势等方面的原因,在例证的选择或援引经典时,还都不由自主地从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文论中寻找.这说明,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了本土经验和文化立场,而是在适合于新的文学现象阐释的前提下,有选择地继承一些仍然有生命力的中国本土的文学思想、观念.可见,指责中国文学研究在现代转型中,是“西方知识范式对中国本土的创新与误导”的论断并不准确.

“以本土文化自觉立场”研究文学的限

当然,从人类学角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微特质,这往往是无法通约的,即无法用普遍性的理论和概念工具加以准确把握的”,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指责“当今的文学专业人士在思考‘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问题时,只有对象素材是中国的,而思考的概念、理论框架和问题模式都是照搬西方的,现代的”,就有失偏颇了.至于说“从本土的地方性知识角度,反观本土文学所特有的因素,重建思考文学史问题的观念构架”,事实上,不一定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主要分析一下从人类学立场,“重建思考文学史问题的观念构架”的可行性问题.就是说,要看看“以本土文化自觉立场”,在活态文学与固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的文学与单一的汉字文学、口传文学与书写文学这“三组纠偏性关 键 词 语”的思路中,是否真的能为文学研究寻找出一条新的途径来.

不可否认,每一种文化确有“其独特的精微特质”,所以说“往往无法通约”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并不是所有文化的每一个部位都不可通约,否则,所有的比较学科尤其是比较诗学的学科就不能成立了.譬如说中国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述及的关于文学与时代变化的关系：“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与西方的“文学是时代社会的反映”命题；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法国泰纳的“时代、人种、环境”三要素理论；孟子的“以意逆志”与西方解释学的“前理解”等等不是都可以在一定层面上通约互补吗至于说“人类学主张要尊重每一种文化所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避免用西方的思维和概念架构对本土的知识经验做硬性的肢解和切割”,其实是难以做到,譬如人类学理论本来就不是本土的,而所“采用现象学的还原性认识和后现代批判的话语分析”,不仅来自西方,而且是与中国社会处于不同时段的理论,中国至今是否具有后现代性还是个问题呢,难道这就能够避免“用西方的思维和概念架构对本土的知识经验做硬性的肢解和切割”吗

应该承认,提出的诸如“活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的文学”、“口传文学”等概念及范畴是具有创见性的.把这些“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补充或某种特殊路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基本可行的.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重建思考文学史问题的观念构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首先,我们看“活态文学”是否能够替代“固态文学”按照这种观点所给定的涵义,活态文学是指“相对于被文字文本固定化的文学作品,至今依然活在百姓生活中的文学现象,又可称‘原生态文学”’.而这种所谓的“活态文学”,据说,主要是指至今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而且,这些神话传说是“被文字书写制度所阉割掉的丰富的文学矿藏”,是“能够相对地还原固态文学所发生的活态文化语境”.但在我看来,“活态文学”虽然是“丰富的文学矿藏”,只是对采矿者有意义,“矿藏”再丰富,并不是能够直接有用的金属,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也是没有价值的.而且,即便是“活态文学”研究能够“还原固态文学所发生的活态文化语境”,但语境仍然是语境,毕竟不能替代话语本身而直接发挥文学的作用和功能.这些,除了能够为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之外,对于一般的文学史接受者来讲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如果文学史书写了大量的良莠杂陈的“文学矿藏”和“活态文化语境”,不知道读者能够从中收获些什么,文学史传输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优秀民族精神的功能还怎么发挥.

况且,虽然被文字固化的经典文学文本损耗了大量的语境性的资料,但这也是历史记忆必要的汰选和删除的过程,否则历史的记忆就会不堪重负.所以经典文学文本相对于其生成的活态文化语境而言,永远也应该是凤毛麟角.其实经典产生了,语境本身即使再重要也不复存在了.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幸亏经典是经过历史记忆严格汰选出来的.譬如：据传,孔子当年把三千多首诗删成了三百篇；再如康熙年间编的《全唐诗》曾收录唐诗48700首,后来被同时代的一个叫蘅塘退士从中精选为《唐诗三百首全解》,至今被人们经常咏诵的,主要还是这三百首.且不说还原那些被“文字固化”“阉割”掉的“活态语境”,就是这些已经固态化的文学作品如果不做必要的汰选和删除,文化承传也会不堪重负.正如当下每年仅长篇小说就数以千计,大小作家数以万计,如果没有必要的历史遗忘怎么得了按照这种思路,抢救应该在当下就开始,否则,时过境迁又要耗时费力.可是如果把这些还没有被“文字固化”和“阉割”或消逝的活态语境都作抢救性保护的话,那么把所有文化人都集中起来做这些事可能也不够用.人类学家“还原固态文学所发生的活态文化语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更好、更立体地研究固态化的经典文学文本,那么恰好是因为固态化的经典文学文本是幸存的绝对少数,“阉割”掉的那些不堪保留的冗赘的文化语境性因素,才使人类学家们能够有余力通过田野作业的劳动做“相对地还原”的事,否则怎么忙得过来呢如果人类学家们的目的就是为还原“活态文化语境”,必要性又何在呢 再说,即便是耗时费力地有所还原,但这相对于生成的活语境仍然是挂一漏万的,因为活语境所包含的因素几乎是无限的.如果还原的结果仍然是以概念化或理论化的方式表述,那么这又是一种严重的“损耗”和“遮蔽”；如果不经过概念化或理论化的形式表述,那么这种还原的成果又何以表达

不可否认的是,固态化的经典文学文本的形成的确具有一定的人为性和偶然性,这是它常常成为被具有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思想观念的人类学者们所攻击的缝隙.就是说,固态化的经典文学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常常被看作是被历史自然化的虚构,一种人说人异的叙事.可毕竟固态化的经典文学文本事实上已经占据了文学史的主体空间,潜隐于民间口头流传的“活态文学”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至于能够挖掘出来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无视已经存在的而专注于可能存在的,这种工作的实际效力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笔者对人类学家们的工作是充满敬意的,只是不赞同完全以人类学家的观点指责历史,完全否认历史汰选和失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尤其不赞同以向后看的眼光责备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譬如指责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框架受西方知识范型的误导,质疑因此构建的“中国文学”学科的合法性等等.在笔者看来,历史虽然应该反思,但不可检测设,因为历史就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过去,既然发生了,就一定有它所以发生的原因和充分的理由.总结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反思历史是为了当下不犯错误,而不是指责历史,尤其不是为了否定历史.况且,人类学的视角毕竟有限,任何视角换一个角度看可能就是遮蔽.所以,这“三组纠偏关 键 词 语”并不是文学研究的新出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于文学史永远是补充,而不可取而代之.

文学研究的创新应该兼顾历史和现代两个维度

与“活态文学”观点相近的还有“非文本诗学”理论.所谓“非文本诗学”就是颠覆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观念,从文化生态视野审视和研究文本背后的“活的过程”.虽然在方法上也强调“从书斋到田野”,但是在学术态度上,较之以人类学“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更宽容,也更具学理性.譬如虽然认为“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经典文本与民间文化”等关系存在着对立或差异,但同时也承认这“并不意味着经典文学与民间文化是排斥或隔膜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对立或差异造成了二者之间互相影响的可能”.如果说,以人类学视野是单一而偏执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生态观念就是兼容的.这种观点试图把诸如“语言学的语境理论、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接受美学、文化诗学、口头诗学、民族志诗学、新历史主义诗学乃至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等等都融汇到这文化生态学里面.尽管在实践上不一定真正行得通,因为兼容一切视角可能导致无法观看：由于视角间常常会造成相互消解,但是,宽容毕竟是有利于学术进步.所以笔者认为,以“文化生态学”的视野研究经典文学生成的“活态过程”应该不是为了颠覆经典文学,而是为了经典文学增值；不是为了解构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而是为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确立文本的中心地位.如果说“非文本诗学”理论不满意于“中国传统批评虽然讲‘知人论世’,多半是从‘言为心声’的意义上理解作者,依然是在文本的内部寻找作者的存在等并非研究作品是如何从作者的生活活动中发生的”,那么在笔者看来,不如把“知人论世”改换为“知文论世”,把文本放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语境中去考察、定位,以使其意义增值.就是说,以文化生态学视野研究文学,应该是起于文本,终于文本.如果抛开文本,那还与文学研究有什么关系文本毕竟是文学活动的最核心环节,也是文学活动所以是文学的活动的最根本依据.况且,语境研究也好,研究“活态过程”也罢,不过是文本研究的补充.文本是确然的绝对的存在,语境和“活态过程”则是已逝的不可知的可能的存在,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逆的.无论从人类学视野,还是从文化生态学角度研究,都是有资料、可研究就多多益善,没有资料不可研究还有文本存在,仍不失为文学研究.毕竟自文本诞生之后,语境和“活态过程”就茫然消逝了,研究的可能性的确存在着,但究竟有多少孑遗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些人类学或文化生态学等等研究在原则上都不失为文学研究的补充性途径,至于说是一种创新就有些勉强了.尤其是要以此为起点,“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就更是不可指望的事了.

其实,指责现代文学观念不能覆盖和有效地阐释中国古代文学中不算典型的文学现象,恰恰是他们以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理论为出发点惯常所批判的,对理论有一种终极的奢求和期待,指望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下子解决所有的文学问题.况且理论即便是完全本土的理论,也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大致的指导方向和基本依据,在具体的研究中,还要靠研究者创造性地发挥.所以,从人类学观点仅仅以中国历史上极个别而且还早已消逝的诸如“典、谟、训、诰、誓、命”不能用散文的概念阐释,就完全否定了现代以来受“西方知识范式”影响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体系的合法性是不公正的.因为在文学史研究中,散文的概念从来就是与韵文相对的,内涵十分庞杂,外延几乎是无限的,从来就没有谁拿着狭义的现代散文概念一对一地阐释中国古代诸多的无韵文体.

所以,在笔者看来,从人类学立场研究文学最大的理论功用,不过是一种文学研究的必要补充.因此,文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在反思历史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尊重历史,这历史当然也包括从现代沿用至今的文学观念.平心而论,尽管现有的文学观念在覆盖和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时会有某些偏差,但应该说还是大致不差.其实就是完全产生于本土的理论,也不会全覆盖,因为理论本身就意味着要在抽象过程中遗漏或忽略一些非典型的现象,而理论的生成还必须经过抽象.所以,笔者认为不要轻言重建,因为所谓重建往往都是以轻率地否定历史为前提的.如果一定要“重建”中国文学学科的话,也应该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施行历史和现代文学观念双轨制.即在阐释古典文学的时候,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本框架,兼顾中国历史特有的文学现象,创生出既符合本土文学状况,又与现代文学观念具有一定的可通约性的概念体系来.譬如以现代文学观念大致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指出其相切面,也承认其相异之处,相切面大的固然最好,相切面小的不妨各自表述.这样,既兼顾了历史与现代通约中的复杂性,又保障了现代文学观念在文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

[责任编辑：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