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学术·政治

摘 要：《古文辞类纂》中所精选的论辩文是古代论辩文中的典范,本文通过对其进行主题分类和文本分析,以阐明中国古代文人所兼备的学术和政治传统.

关 键 词 ：《古文辞类纂》 论辩文 学术 政治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姚鼐于乾隆年间编辑的一部散文集,他将选入的文章分为十三类,并置论辩文于诸类之首,接下来选编了自汉、唐、宋三代的著名论辩文以及清代刘大魁的一篇文章.姚鼐在论辩类的总括中说道：“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指出论辩类是用来传播观点、学说的一种文体,在姚鼐看来,论辩文是对诸子散文的继承.

我们细看这些论辩文,其中既有诸子百家的学说内容,也不乏作者自身的原创性见解,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更重要的是,论辩类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与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韩愈的《讳辩》《改葬服议》,欧阳修的《朋党论》等,这些文章论述的内容都是在针对当时的一些政治现象进行评论,这些所谓的“文人”本身或是权倾朝野的当朝宰相,或是管辖一方的臣僚,在国家的治理和朝廷的决策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这些论辩文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状况和决策走向.

因此,中国“文人”与学术和政治自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撰文著述是文人的天职,其中论辩文的写作则是文人精研学术和参与政治的产物.创作文章虽是文人之所以得名的因由所在,然而也是一种浅显和表面化的称谓,所谓“文人”这一群体,其所追求并非是简简单单的写作,而是通过文章彰显其个人的学术内涵和政治才能,《论语》中说“学而优则仕”,《礼记大学》里所言“治国平天下”,皆是这种理想的体现.

我们关注论辩文,是对“文人”真正身份的一种再认识,也是对其学术和政治生活的体察,下面我们将结合《古文辞类纂》中的论辩文,来进一步观照中国“文人”的学术和政治传统.

一、论辩文的主题分类

《古文辞类纂》论辩类共收十二家凡五十八篇文章,虽然都名为论辩文,但是其主题和内容却并不完全一致,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其分为如下五类：

(一)经典论,以经典作品为对象进行论述：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二)人物论,以历史人物为对象进行论述：如韩愈《伯夷颂》.

（三）史实论,针对某一朝代的兴亡成败或历史上著名故事进行评说和论述：如贾谊《过秦论》.

（四）政事论,针对具体的政治事件或问题进行评论：如韩愈《改葬服议》.

(五)命题论,对学术上的基本思想或一些具体事物的本源进行探讨：如韩愈《原道》.

从以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文人论辩文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对经典书籍的阅读学习和对时事政治的参与谋划.经典记载着历史与学说,而政治又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这两种经验组建了文人写作辩论文时的思维结构,

二、论辩文与文人学术传统

在一般的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常以语言和文字技巧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论辩文的写作除了语言和文字的功底之外,更需要扎实的学术造诣,没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就难以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就不能左右逢源地引经据典,这也透露出中国古代文人的学者身份和学术传统.我们从上文论辩文的分类中,看到各种分类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当时的学术概况.

第一,经典解读.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以道家为本去批评各家学说的优劣短长,这是汉初学术思想的表现,在董仲舒受用之前,还有“独尊儒术”的局面出现,当时诸子各家仍有学派和代表人物存在,而信奉的是道家的学说,所以朝廷史官的论辩文是以的意识形态为主导.到了宋代的苏洵,更是对儒家“六经”中的《易》《乐》《诗》《书》一一作以评述,可见宋朝儒家学说的复兴,然而在这些议论中,又非同汉唐时期的文字训诂的解经方法,如《诗论》中先言人之嗜欲的爱好是礼法难以压制住的,于是诗歌的作用就体现出来,是对人正常的一种健康的疏导,“礼曰必无”,“诗曰而不至于淫”,在这种对比之下认识诗歌的作用,宋人擅长议论之风气可见一斑.

第二,历史判断.各代文人对历史著作的阅读也是基本的学术培养.历史是一种借鉴,对其中的史实和人物的是非批评也是对自己判断力的一种训练.如柳宗元《桐叶封弟辩》中的独到眼光.柳宗元指出,周公以“天子不可戏”的理由使成王封弟领土,这样的结果虽然正确,但是逻辑上是错误的,成王的兄弟作为王族,应当接受分封,而不应该以这样的理由加封,如果以这样的错误逻辑来论,检测使成王因为与妇人戏言说出封地之类的话,那么也要给她加以分封了,这样反而因小失大,更不应该.柳宗元用归谬法论证了周公行为的不妥当,既新颖又精妙,思维敏锐而且独到.而贾谊《过秦论》中对一个王朝的成败做出的宏观分析,指出其衰败根源,成为后代学者效仿的典范之作,后来的《六国论》《商论》《唐论》都是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

第三,学术命题.在历代学者的学术积淀中,形成了众多基本的学术命题,对这些命题的重申和阐释,也是论辩文的任务之一,这在推动着学术的明晰和进步.如韩愈的《原道》中对“道”的解释：“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是经由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孔孟相传的儒家道统,这一声音在唐朝佛老盛行的时代虽非振聋发聩,但却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苏轼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礼赞韩愈,也是对其学说的发扬光大.《原性》中面对性善、性恶与善恶相混三种说法,如何调和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从辩证的角度来分析,指出人性的善恶并非只有绝对的一种情况,既有生来即善的“上性”、生来即恶的“下性”,也有由善变恶,由恶变善的“中性”情况,此论认为前人的三种观点相对片面,有失偏颇.

文人的学术传统的养成在于自古以来对典籍的重视,从王公贵族到卿士大夫,对知识的重视度极高,而知识的来源主要在前代的典籍中,只有通过阅读典籍,才能吸取前人思想中的精华,学术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阅读接受史,对知识理解、接受和生产就是学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科举考试的产生也推进了中国古人的学术化,古人只有通过科举的门槛才能觅得功名、官爵和俸禄,而科举考试考察的最基本的就是对经典的熟悉度和理解度.文人论辩文的学术传统就是在知识通过经典获取以及科举对经典考察的环境下得以形成的,论辩文通过对经典的解读以及经典中的命题的阐释,构成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是对自身学养的传播和展现. 三、论辩文与文人政治传统

学术传统一方面是比较单纯地对知识的归纳、理解和吸收,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学术有很大部分应用于对人和社会的治理,也即它连通着政治实践,使得文人学者走向文官仕途,这是中国文人一贯选择的道路,对参与政治的热衷也成为中国文人的重要精神传统之一.

第一,政治人物和史实.论辩类文章中的人物论和史实论部分,所评介的人物多是王侯将相或是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群体,所评述的史实也是历史上的某一朝代的政治得失或某一政治制度的利弊.前者如韩愈《伯夷颂》、苏轼《战国任侠论》,后者如苏辙的《唐论》和柳宗元《封建论》等.对这些政治人物和史实的论辩是一种政治上的“殷鉴”,我们人治传统和王朝模式使得一些问题似乎都在重复不断地发生,一些历史阶段在不断地循环出现,所以“以史为鉴”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尤为重要,通过对前朝的解读、吸收经验和教训,能够助于本朝的治理.

第二,时政事件.我们所看到这些论辩文的作者,均是有其政治身份和地位的文官,所以他们对当时政治事件的参与是亲身的,文章的撰写也有其实际目的性,如上面提到过的韩愈《讳辩》与《改葬服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争臣论》是直接针对当时具体官员任命的批评,其中体现了中唐时期的一类谏议大夫的为官状况.欧阳修的《朋党论》虽未正面言及时政,但是这篇文章的写作显然是有其映射的,《古文辞类纂评注》引吴至父言“庆历三年,夏竦罢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等,石介作庆历盛德诗,竦不悦,造为党论,公方在谏院,上此”,足见欧阳修这篇论辩文的政治用意.

第三,政治命题.除了就历史和现实的事件论辩外,《古文辞类纂》还精选了一系列具有政治意义的命题论辩.如韩愈的《马说》以伯乐识千里马为主题,阐释对任用人才的见解.欧阳修《本论》谈论佛教影响之所以难以根除的原因等等,针对某一重大的政治命题进行深入剖析,得出结论,该类论辩文具有以古代政治发展切入点的眼光,所归纳出来的理论也体现着各时代的政治思想.苏洵的《申法》《田制》和《御将》有助于法制的建设以及用人的态度和方法.

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目录云论辩文的创作源出于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活跃的时期正是周朝的控制力下降、各诸侯王公争霸的年代,一方面这样的现实格局使得人们思维开始活跃,打破周礼传统的行为和思维局限,以新的视角来认识、分析甚至改造所处的时代格局,同时,地方诸侯无论是称霸一方还是征服天下,都需要具有时代政治眼光的能臣谋士,在这两种背景下,大量的学说开始出现,人们试图以各自的方式去阐释自己对天下和人心的理解,并将其思想进行不同形式的论证,有的极为盛行或实用的学说常常被拿来当作一国的政治方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由诸子百家开始的有才之士参与政治、落实其学说理念的态度受到后世的推崇.另外,这也与中国古代国家的组织结构有关,集权和家族化的王朝模式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精英进行辅政,这些精英阶层有的并非名门望族,然而却借助对学术的掌握进入政界,既实现其功利目的又能不负所学,对社会的改善又有帮助,千百年来成为文人追求的最高目标.而进入政界后,这种政治的参与也常常借助论辩文进行,以表达和传递其政治观点.

四、结语

经过对《古文辞类纂论辩类》文章的概览和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文章的主题、内容和功用,都与中国的学术和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文人所秉持的学术态度和政治理念在其中展露无遗,论辩文是一个联系学术和政治的桥梁,也是我们完整认识古典文人知识结构和多重身份的门径,笔者借管窥该文体与文人生活的诸多联系,以揭橥古代文人的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学术和政治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