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马克思主义理教育思想

摘 要 ：是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行者.他的理论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六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必须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展开；理论教育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的重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理论教育应当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原则；理论教育的具体方法是整风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典型示范、从错误中学习；理论教育必须重视语言艺术,强调语言必须接近民众.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下,探寻和弘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方法论依据

中图分类号：G40-02；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26-09

收稿日期：2012-05-10

作者简介：何萌（1982―）,男,山东邹平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刘艳（1984―）,女,山东日照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教育创新之路,最终形成一套全面、系统的,且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教育思想,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作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总的来说,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进行全面挖掘、系统梳理和深刻阐述.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仅有少数论著对此展开专题论述,如陈哲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曹爱琴的论文《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思想研究》,2007年第2期）等.其中,陈哲的专著最有分量,该书在考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实践基础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方法、对象等方面,初步勾勒出理论教育思想体系的总体轮廓,但与深邃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相比,这个体系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相对完整、准确地反映了的理论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反复的实践检验.基于此,笔者在认真研究时期的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理论教育的中心问题和逻辑范式：“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服从和怎么写作于党的中心工作,不能另搞一套”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判断、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紧密联系和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基本路线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理论教育服从和怎么写作于党的中心工作而不另搞一套,既是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始终的灵魂和逻辑主线,也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之所以经世致用、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为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能够始终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而开展,曾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特别强调理论教育必须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服从和怎么写作于党的中心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紧密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思想.可以说,既是这一思想的具体提出者,也是积极践行这一思想的光辉典范,比如,在革命时期,明确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同时,他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强调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为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怎么写作.从中国建立到国民大革命时期,在考察湖南农动的亲身实践中敏锐地感知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在此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提出一系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例如,他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文章,确定建党初期和国民革命期间理论教育的任务和目标,是动员工农大众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提出了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等教育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尽快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围剿,克服党和红军面临的重重困难,相继发表《古田会议决议》《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从思想上建党等战略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夺取抗战胜利,结合抗战实践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提出了关于民族的、人民的、党内的、军队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教育策略和政策.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阶段,面对由革命到建设的时代主题的根本转换,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新论断.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进一步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怎么写作的.”随后,他又相继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及时把理论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崭新实践中,为稳固新中国政权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 由关于理论教育的思想可以看出,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时期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必须紧密结合具体的时代主题和实践而开展,真正做到关注现实、回应需求、答疑解惑.这一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当前,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一产生于无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实践活动,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和创新,既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主题,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之“的”,着力解答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还要不断根据社会环境、文化语境、文本语境和教学语境的新变化,积极建构理论教育新模式和新话语,基于时代底板之上开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当代中国视野.理论教育如果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那么,就会丧失其目的和意义而成为“空头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果离开理论教育,那么,也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二、理论教育的内容支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也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一贯主张.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为有效地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曾多次尖锐地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列主义修养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因此,他提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的观点,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党内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潮,深入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他还指出,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努力完成的任务.1943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直属干部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时,要读马、恩、列、斯著作四十本.”1944年,根据的指示,指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革命中社会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5本必读理论书籍,作为学习和宣传世界革命经验的文本依据.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仔细、认真地阅读9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增强自身工作的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963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强调：“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是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群众化”的科学命题,为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的大众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的同时,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的重中之重,突出强调要不断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尤其是要以学习其思想方法论为主.1941年,指示研究组在“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1942年,根据的倡议,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单独摘录出来统一编辑成《思想方法论》一书,帮助人们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的重视,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反复思索、反复论证,最终得出的带有历史辩证意味的科学感悟.认为,如果对思想方法没有科学的认识,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理论思想的精髓,也不可能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不仅自己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学习与领会,而且还多次教导党内其他领导同志要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的重要性,如他曾三次要求陈云潜心学习哲学,力求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重温的理论教育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始终强调要不断引导人们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精通其精神实质和理论体系,尤其是学会经典作家观察、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观现实,在思想多元化、利益复杂化、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思想的贻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指导地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情形下,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更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品味这一理论教育思想,我认为,当前我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必须充分汲取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养分,必须重新审视、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的丰富的蕴含,必须培养新生代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能力,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全党、武装群众,并将此作为一项基础性、紧迫性和长期性的工作来抓,决不能让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思想在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出现断层和空缺.

三、理论教育的对象指向：“干部教育第一”“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

对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是开展理论教育首先必须搞清楚的一个前提性和关键性问题.对此,不仅反复强调：“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等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而且,他还在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了解不同层次的群众的需求的基础上,针对党员干部、农民、知识分子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对象作了明确说明和科学定位,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推向全社会的各个阶层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在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方面,深刻意识到,广大党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在革命与建设中他们肩负着领导责任,因此,他强调,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多次要求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在党的建设的历史上,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和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为中心掀起的,开展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就是最好的实践.在高度重视有计划地推进党内整体性教育的同时,还着重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教育原则,强调“‘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他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是承担领导重任的阶级,而党员干部作为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必须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间的距离,并为缩短真理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作出应有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着重强调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认为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是中国的实际,所以,他更重视农民的理论教育.针对中国农民的思想状况及其重要地位,他明确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把农民的理论教育问题摆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认为它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常抓不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提出,对待有缺点的群众,“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新主义论》中重点强调：“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深刻地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因此,他要求理论教育必须与农村的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在严肃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基础上,不断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方面,为使广大知识分子抛弃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世界观,不仅提出要争取革命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且还语重心长地要求“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通过自我教育彻底改变自身的旧思想和旧观点.关于知识分子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对于促进革命的知识分子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改造非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使其转变观念、立场并投身革命实践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回顾关于理论教育对象的思想,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明确的理论命题虽是在党的十七大才正式提出的,但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与发展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就是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光辉典范.他不仅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由少数人掌握变为由多数人掌握,而且还突出强调理论教育必须准确把握“多质的大众”,在深入了解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理论诉求的基础上,实现教育的针对性、层次性和重点性,这对于现阶段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建设关键期,伴随国内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分层的不断加剧,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在引导人们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就要尊重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需要这一客观现实,在教育对象的划分和界定上,不能大搞“一刀切”,不分范围和不讲层次,不论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地进行“运动式”的乱灌输、乱作为.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不同阶层的人们的需要的基础上,遵循理论教育的基本规律,在充分考察党员干部、企业职工、农民群体和青年学生等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实际情况和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因人制宜、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进行区别化、层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四、理论教育的三个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密切联系群众”

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之所以能够如火如荼地顺利开展,就是因为对“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密切联系群众”等理论教育原则的积极探索,以及他对这些原则娴熟地运用.这些教育原则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各个方面,贯穿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全过程,既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在本质和基本规律的活动准则,也是中国人开展理论教育活动时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还是正确认识、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基本矛盾的根本依据.

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思想武器,明确提出“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命题,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教育的根本原则.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诸多文章的先后发表,到《实践论》《矛盾论》《论新阶段》《思想方法问题》等大量著作的相继诞生,反复探讨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统一的重要性.例如,1937年,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首次将“理论与实际一致”和“马列主义教育”并列提出,强调“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与实际的一致”；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再次谈到,理论教育“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1941年,在为《农村调查》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明确提出“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命题,深刻指出：“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命题,并对此作了完整的论述：“中国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从“理论与实际一致”,到“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再到“理论联系实际”等命题的先后提出,可以发现,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置于理论教育的首要位置,这也是我国革命成功和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的思想保障. 在强调和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根本原则的同时,还先后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密切联系群众”等重要原则.1930年,针对党内和红四军中部分同志奉行的“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保守思想和动辄就要求别人拿出本本来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不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批判了本本主义的现实危害性,而且还从认识论视角深刻地阐述了社会调查的现实意义,掷地有声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理性宣言.此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还多次针对经验主义、本本主义和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反复重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教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在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理论教育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指出：“我们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他多次提出理论教育必须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原则.在建党初期,就要求党的宣传教育活动必须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强调,“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并在《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联合政府》中反复重申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在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宣传教育中,面对“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这种脱离人民大众的宣传方式时,明确指出“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做细致的分析”是一种“有很强的说服力”的宣传方式,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理论教育要从关心群众的具体的生活问题人手,“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而不能搞口头政治、做表面文章,他再次强调了理论教育必须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原则.

在看来,先进的理论只有走出书斋、面向实践、联系实际,并得到实践主体,即广大的、对社会起积极推动作用的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理解和掌握,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指导群众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变革社会的斗争实践走向成功.否则,“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深刻地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些历经实践检验的经典表述深刻地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再次转化为我们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就必须让人民群众去接触、理解和掌握,这就是学界常讲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让群众掌握先进的指导理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将经典理论与社会生活中的生动实践相结合,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和感受得到理论之于实践的力量,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让人民群众在内心燃起学习理论、运用理论的“理性冲动”,以获取实践的成功.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当牢牢把握求真务实的精神,把握对人民群众进行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脱离实际、游离于群众之外、言之无物、装腔作势的空洞说教.

五、理论教育的有效路径：反对硬性灌输,重视富有中国特色的多种途径和实践的体验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历来主张：“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采取硬性灌输的理论教育方式,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重视“自愿的原则”.他十分重视理论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和语言的艺术性,他曾形象地把任务比作“过河”,把方法比作“桥”和“船”,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强调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想的引导下,不断探索并提出了整风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启发式教育、“、说服、疏导教育”、鼓励教育、树立榜样、从错误中学习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论.

“整风运动”是运用得最为熟练和频繁的一种教育方法,也是中国人进行自我改造的最好武器.把整风运动称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在1957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他深刻地阐释了以整风运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实现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目标的重要性.在的领导下,我们党内相继进行了多次整风运动,分别是1941～1942年的整风运动、1947年的整风运动、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1―1954年的整风运动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等.通过多次卓有成效的整风运动,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层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在全党整风期间,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等一系列理论教育的具体方法.他不仅强调：“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而且他还指出：“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这些教育方法的提出,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提供了崭新的教育形式和视角.随后,教育对象的范围由党内教育辐射到全民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等教育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普遍采用的方法.例如,在1950年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理论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希望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人士都积极采用这种方法.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重申,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必须采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