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下的科学认知模式

摘 要：科学作为人的文化产品,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生于特定文化,长于特定文化,它的生长环境必定赋予其特定的目的和手段,至少是影响着它的方向或倾向性,使之带上所处文化的烙印.现代科技之所以不同于经典科学,其重要原因是它们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不一样.

关 键 词 ：文化；科学；认知模式

科学作为人的文化产品,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生于特定文化,长于特定文化,它的生长环境必定赋予其特定的目的和手段,至少是影响着它的方向或倾向性,使之带上所处文化的烙印.现代科技之所以不同于经典科学,其重要原因是它们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不一样.经典科学生长于哲学的土壤之中,其目标和方法是从特定的哲学那里继承而来的.它的目的是通过数学和公理化体系表述一个客观意义上的宇宙基本结构.这其实是metaphysics一词之所指,表示了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认知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独立于哲学观的科学观,就像费希在《新科学》的序中所说的那样：追求真理或共相的科学就是哲学.[1]这种科学观直接引导和支配了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科学家们的工作,和后来的爱因斯坦的工作.而现代科技则生长于国民经济学的土壤之中.现代科技主要是从国民经济活动中而非哲学中接受它的目的和任务.19世纪以来,科学发展与工业进步日益紧密.航空航天、材料、信息、能源和环境等产业性领域与从哲学分类得出的天文、生物、地理、化学等领域相比,前者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比后者清晰.科学事业的许多成就不再是从“科学家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2]这个由古典哲学确立起来的决心中得来,而是来自工业生产对科学提出的各种要求.

从科学史上著名的“科学中心转移”说来看,就可以发现,近代科学在兴起过程中,活动和成就先是在意大利,后是英国,而法国和德国也相继后来居上.这种现象并不只是表明一些既定抽象的方法时而被意大利人掌握,时而又被英国、法国或德国掌握.事实上每一次科学中心的转移都意味着一种文化与一种新事业得到充分的结合,文化本身成为了独特的现实的创造力量.

科学认知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而非纯粹个体思维的东西,应该首先被视为具体文化中那些使得科学活动的现实目标得以确立的、将不可操作的目标分解至可操作方案的、能够决定下一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对现有结果能够进行评价和取舍的种种观念和思想.比如文艺复兴文化决定了人们将愿意去面对并探究一个属于它自身而非属神的自然,古希腊和中世纪末欧洲的种种观念决定了科学家要把数学和实验结合起来,开普勒要完成对世界的数学描述的决心,开启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包含了柏拉图的数学主义,但最终没有返回到蔑视经验的柏拉图那里,而是通向了把经验和数学拉近的牛顿.牛顿的理论发表后同行都看出它的综合性和潜在的推广能力,并使得力学模型的数学化成为其他学科的方法示范等这一切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属于具体文化的认知模式在起作用.

近代科学的认知模式的基本框架直接来源于近代欧洲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新教文化对虔诚和理性的同时尊崇,造成了对宇宙秩序的巨大热情.在此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和技术活动都没有那些认识论的、的、美学的指向.默顿考察了新教的思想、观点、信条与科学的直接关系.他认为,“自然秩序”和“不可改变的规律”是科学和清教的共同检测设[3]3.有些人从动机的角度考察宗教与科学的这种关系——“人们必须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4] 4.有时也注意到这种关系对科学家的工作信心的重要性——“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检测设,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5]5但更应该注意到,这种关系首先是规定了科学的目的论性质,即韦伯所说的“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6]6,造就了经典科学的性质.

传统的科学认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古希腊文化设定好了.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有许多实际上是的和审美的,但都起到了认知模式的作用.比如,以不可见的实体为“最高的善”,这是后来科学追求抽象世界图景的思想前提.16世纪以后,科学的性质和方法渐渐打上了欧洲文化的烙印.作为与古希腊文化不同的近代欧洲文化,它需要的理性是一种可以规范传递的、可以公共检验的、可以用做控制对象的工具的知识.在这种需要之下,复兴古希腊文化就是重新解释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十分在意去创作出一种机械论世界观,但机械论世界观已经存在.近代欧洲的机械论世界观导致了前面所说的那种“可以规范传递的、可以公共检验的、可以用做控制对象的工具的知识”.

与欧洲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经典科学中还包含着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将效率和审美结合在一起的数学和谐和公理化观念.追求关于宇宙的简洁而自洽的数学描述,从美学上被认为是根本的宇宙之美,然而它同时又是最高效的推理模式.所以欧洲科学非常注重理论的简单性、统一性和概念之间的协调.这些观念都起到了决什么和怎么做的作用.欧洲人率先搞起了科学,但这时的科学的目标和科学的认知方式是在欧洲文化之中产生的,要是没有包括几何学世界观在内的古希腊形而上学、没有机械论、没有理智帝国主义、没有唯理论、没有公理化观念,就没有欧洲式的近代科学.

虽然现代科学作为一种规模巨大的复杂社会活动更加法无定法,但是当我们把科学和科学认知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考察时,还是可以发现,许多认知目的和认知方式是由文化目标和与此目标有关的现有文化资源中产生出来的.比如,当科学活动的目标从认识论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时,科学的性质就从宇宙的数学肖像变成了最佳垄断手段.原来的科学的主要资源是哲学,它所需要的主要观念甚至概念、基本框架和思维方式都来自哲学,而19世纪的产业科学的目标决定了所需的资源主要不是哲学而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产生了科学托拉斯和科学实业家,使之逐渐取代了自由知识分子式的个体科学家而成为科学活动的主体,按不同于经典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推进科学活动. 从古希腊式的追求终极原理的角度来把握科学活动的目标和意义,变成了从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可操作性和效率的角度来理解和展开科学活动,这种社会文化的变化决定了科学性质的变化.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科学的“理性”的一面是被人们从“效率”的角度而非任何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加以确认的.由科学的性质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变化来得很快,科学的样子毕竟不能是古希腊哲人画好的样子,而必须是工业需要它是的那个样子.科学真正脱离哲学的过程是它与工业结合的过程.一种不同于哲学方案的科学,目标和方法也是不同的.这种质变在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

二战以后,科学成为国家事业,与古代和近代的认识活动相比,科学活动的目的和方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人并不在乎欧洲人的理性主义,而是完全从更现实的实用主义出发去做事情.所以为宇宙画像的“纯科学”变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业科学,科学家从自由知识分子变成了雇员,知识从统一和谐变成了爆炸,科学发展的主要资源从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变成了整个社会系统.经典型科学家还在继续研究大统一、宇宙学、基本粒子、非线性动力学、超弦理论的同时,以国家政府为主的现代型科学主体在考虑垄断电气业、制造和电子计算机、搞能源代替计划、登月和信息高速公路.当欧洲学者瞧着现代数学的庞杂感到不舒服、一心要使全部数学公理化的时候,美国人搞出一堆更加庞杂但是有用的数学,还有说是数学又不像数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可以看出,一直到二战后,欧洲的文化传统仍然在起作用.公理化运动显然与理性主义有关,希望一劳永逸地占有最好的理智.所以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数学基础主义是以哲学上的勤奋掩盖数学上的懒惰.总的来说,现代科学活动的目的和科学认知方式,主要不是从近代欧洲式的科学哪里沿袭而来,而是从现代文化目标和现代文化资源中运筹出来的.

总之,科学是从特定文化中按实际需要生长出来的,科学的性质和相应的认知模式,都不是与具体文化无关的东西.在科学创造活动开始时,关于这种活动的价值、目标、方向、题材、基本概念等必定已经先存在于周围的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