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支出规模控制

摘 要：选取1978―2011年①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和2006年区县级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横截面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城市化水平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OLS估计,最终给出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估计方程.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支出；规模；OLS估计

中图分类号：F810.4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143-04

引言

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为了行使其行政管理职能而安排的财政支出,以行政管理支出为题在当下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从实践的角度看,本文构思于第二轮“大部制改革”之时,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探索提高行政管理效率、降低行政支出费用之际.1978―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从49亿元增长到5639亿元,在不足30年间增长了115倍；人均负担的年行政管理费用由不足5元增长到429元,增长了近80多倍,行政管理支出已经成为居民的沉重负担.而同期,中国的财政支出增长36倍,GDP增长59倍,②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膨胀显然已经超过这两者.1978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37%,2006年则上升到14.0%,增长了3倍之多,可见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也在逐步加大.

学术界对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研究仍存在争议,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过大、增速过快.比如,赵敏（2007）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费呈现过快增长的态势,已成为导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公共财政》（2006）也指出,行政管理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过大是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属于正常现象,可以接受.例如,刘昊（2004）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机构膨胀、行政管理支出范围不明确是导致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原因；郭庆旺（2006）进一步指出,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的增长,但行政人员的增加对中国社会的就业水平和其他经济变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本文将在比较分析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基础上,对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状况做出客观评价,并通过OLS估计寻找到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控制建议.

一、绝对和相对支出规模

行政管理支出,按照支出对象划分,主要分为立法机构支出、行政支出、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支出、司法检察支出和外交支出五部分,其中行政支出包括国防、、外交、财政、海关、工商、监察、社会保障、交通通讯、经济、贸易、科、教、文、卫、体及环保等行政机构的支出.此外,从预算收支科目上看,行政管理支出还包括人大、政协、机关、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经费.本文将分别从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角度来分别探讨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是否过大.

(一)绝对规模增长率

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支出以年均18.83%③的速度大幅增长,截至2011年,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达到10988亿元,④从绝对规模而言,的确发展到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然而,其名义增速并未偏离名义GDP增速（见图1）,除1998―2004年之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速始终低于名义GDP增速.

(二)相对规模增长率

考察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速度是否合理的问题,不仅要考察行政管理支出的绝对增长率,还要考虑相对增长率,即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以及GDP比重的增长情况.①2011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名义GDP的2.32%,占财政支出的10.06%,均处于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如图2所示,虽然三者的增长速度不同,但是大致呈同周期变化,②这说明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无论从财政支出占比还是GDP占比的角度,都没有脱离经济周期发展的轨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并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测算,经济发达水平与行政管理支出占比呈反比,因此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比的下降符合国际规律.由表1可知,由于中国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占比14.9%,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尚略低于国际水平.

(三)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经济

如图3,行政管理支出与人口规模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这说明,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偏远地区的居民也需要建立地方政府,需要驻守军队；而当人口规模增大、城镇化水平提高时,每一个公务员可以管辖的范围增大,即可以发挥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经济,每增加一个居民对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很小.然而,根据最优行政管理支出理论（Oates,1972）,存在人口规模对行政管理支出的U型拐点,即当人口规模经过最优点而继续增长,地区出现拥挤、地方治安开始混乱时,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支出将更多.

二、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按照影响类型,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关因素大致分为三种：经济型因素、社会型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度较小,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前两类.数据主要使用1978―2010年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及相关变量的实际数据,经过去物价处理,原始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

本文选取GDP、人均GDP、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城市化水平等几项指标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看,拟合水平很高,在以“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财政收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城市化水平通过了检验；在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通过了检验.另外,由于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变量的影响幅度较单变量分析变小,例如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力度由58.47降至-1.64.（二）社会型变量检验及说明

社会型变量,本文中更具体地体现为行政规模型变量,比如地方政府行政区域面积、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等,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分析,证实行政管理支出与因素相关性,同时得出行政管理支出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的结论.由表3,用行政管理支出和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AdjustedR-squared比较高,且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T检验结果比较好,人口规模、面积、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五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人口变量、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二个变量对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程度比较大,面积、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三个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小.

经过对行政管理支出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以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OLSadjustedRsquared为0.99,拟合程度很高,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DW检验,F检验值为0,但显著性水平0.1的T检验只有财政收入通过；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OLSadjustedRsquared为0.99,拟合程度很高,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DW检验,F检验值为0,但显著性水平0.1的T检验也只有人均财政收入通过；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OLSadjustedRsquared为0.80,拟合程度相对较高,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DW检验,F检验值为0,且显著性水平为0.1的T检验有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四项通过,所以选择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方程.

由方程（1）可见,虽然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几个变量都对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是很大.分析其原因,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一个百分比,而人均GDP、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人口规模、人口密度都是很大的数,所以相关系数自然会比较小.城市化水平在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中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有关.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行政管理支出1978―2011年和2006年中国2934个区县政府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与目前高速发展的经济情况高度相关,其现阶段绝对规模增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经过与世界类似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并没有高于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从而回答了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绝对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接着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与GDP、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城市化水平、物价水平等经济型和规模型的因素有关,并给出了行政管理支出比重与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四个因素的OLS估计方程.但是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相对规模和相对增长速度仍存在需要改进的空间,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建议从降低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来构建节约型政府；从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效率、控制行政人员数量来控制个人部分的行政管理支出；从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和在职消费来缩减公务业务消费；鼓励政府节能减排；合理规划地方人口规模,发挥行政管理支出在一些地区的规模经济作用；加强行政管理支出的法制建设、完善预算和监督机制.这些建议都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优化,以及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提供参考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