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宪政文化概述

摘 要宪政是宪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宪政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制和防范,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程序.战争以降,中国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依照简单的理性逻辑,不断向西方借鉴,缓慢发展.在富国强兵的理想和救亡图存压力下,近代中国对宪政价值与宪政文化理解出现了偏错,使得中国近代宪政之路荆棘丛生、曲折坎坷,且这种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影响中国的宪法实践至今.厘清中国近代宪政发展历程,反思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为何陷入困境,糅合中方传统政治模式与西方宪政文化,最终达到宪政文明.

关 键 词宪政困境反思工具主义

作者简介：傅煜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143-03

宪政（Constitutionli）与宪法（ConstitutionOrConstitutionalLax）从英文词源上讲,词根相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交替运用宪法、宪政、政体等词语,可见宪政与宪法在历史渊源上并无区别.当然近现代的宪法、宪政与希腊城邦的宪法、宪政有实质上的区别.在近现代意义上,宪政与法治这两个概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①.宪政理论与理论有所区分,前者注重于强调公民参与政治进程,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制.纯粹的是不能完全保护个人权利的,而与之相应的政府还有实施暴政的可能.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以人权保障为核心,有效地调节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现代宪政政治制度才能够得到建立.

一、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发展

宪政发展史上中国宪政的理论和实践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战争失败以来,为救亡图存,以宪法和宪政为主体的社会改良理论或革命理论进入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救国方案中,与此相随的近代宪政思想不断演进,可划分为分为君主立宪的宪政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派宪政思想和人民宪政思想三个阶段.

(一)君主立宪宪政思想

1.君主立宪宪政思想的起始阶段

魏源的“师夷”主张提出于战争之后,目的在于将美国和瑞士的政治制度介绍进国内.他认为美国：“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瑞士则是“西土桃花园.”②姚莹认为“制夷之策”,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他描述英国的议会：“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指议会）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③徐继舍详细的介绍了西方议会制度：“英国都城有公会所（指议院）,内分两所,一日爵房,一日乡绅房（指上议院下议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等一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努铜,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④

魏源、姚莹、徐继舍等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把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介绍到国内,尽管他们的思想观点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但对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政治思想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吸引了一大批原本拘泥于国内的国人开始关注世界,同时也为后来改良派宪政思想的产生,“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⑤.

2.资产阶级改良派君主立宪宪政思想

1870年前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在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初期,欧美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理论是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中国.酝酿已久的早期资产阶级宪政思想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的正式进入国人的视野.

早期改良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为指导思想,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抨击.何启批当时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令则有偏而无平.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⑥郑观应批清政府：“宪法不行专制严,官吏权重民太贱.妄谈国政罪重科,上下隔离人心涣.”⑦早期改良派同样提出了“民权”思想,该思想是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思想的中国式理解.何启、胡礼垣认为“天下之权唯民是主”,“苟无民,何有国了苟无国,何有君?苟无议院,何有朝廷?”⑧与此同时早期改良派明确提出了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郑观应评价君宪体制：“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等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心矣”.⑨早期改良派宪政思想完整性和系统性均不强,且没有与之相配合的政治实践运动,但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与国家政权,走出民族危机的愿望.

3.资产阶级维新派宪政思想

维新派进一步深化了关于议会政治的思想,在进一步对国民宣传的同时,向清政府上书宣扬主张.康有为以为议会政治有三种优势：一为“筹饷为最难之事,民信上则巨款可筹”⑩；二为“政皆出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三为“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同时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制定资产阶级宪法,康有为认为在变法的众多事务之中,制定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强调,宪法的基础和保证在于实施新政,只有制定宪章,才能设立变法的标尺,并以此进行政治改革,最终“新政”才能有效实施.如果没有宪法做总纲规定,就会出现“恶之者驳话而不行,决之者仑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画而不详”.资产阶级维新派同时认为,清政府的政体应该采取三权分立制,“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以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这才是国家富强之道.

一八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宪政理论转化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宪政运动,该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宪政理论在国民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很到程度上冲击封建制度,但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并遭到清政府封建保守势力的攻讦,运动流于失败,维新派的宪政理论未能指导变法的成功,近代中国的命运并未得到改变.（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宪政思想

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致使民族危机空前,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与之相符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宪政思想正式形成,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孙中山的宪政思想.

1905年,孙中山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即“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1906年,孙中山在《三义与中国前途》中表示：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是遏制人民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桎梏,封建专制是一切腐朽政治制度的根源,由此,他得出结论即“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立宪政体.”他又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三义宪政纲领并设计了以五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中华民国宪法”.在西方资产阶级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基础上,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增加了两个权利.一个是考选权,它由独立的机构直接行使,通过考试等考核方式确定官吏的资格.如果这种选用官吏的方式能够真正落实,那么任人唯亲及盲目选官的情形会大为减少.另一个是纠察权,即建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弹劾政府官员.这两者其实有所重叠,根本上在于希冀通过对官吏的治理间接达到法治的目的.“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也是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政权方案的关键一环.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族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革命党人不断寻求救国之路的理论升华.在此理论指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一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性文件.但封建残余在军事实力、政治经验及社会基础等方面,都大大超过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最终导致革命失败.

二、中国近代宪政实践的困境与反思

近代中国没有最终走向宪政文明,究其根源,有历史的必然性.城头变幻大王旗,统治政权的不断变换,宪法也一部一部的相继制定,但近代中国人治社会的格局仍然未能得到改变,宪法仅仅是掌权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自清末《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到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产生的《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再到袁世凯主导的《天坛宪草》（1913年10月30日）和《曹锟宪法》（1923年）,空有宪法而无宪政,这些宪法并不能体现近代与法治观点,且大多数只是特定环境下仓促制定,并未经过正式的宪法制定程序.中国近代封建、军阀统治者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斗争中开始以宪政粉饰,披着的外皮却任行之事,柳亚子批清政府宪政“徒使擅权具位之徒,出其狙公饲狙之手段,造成沐猴而冠之政体.”17而在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宪法法律意识的缺失,宪政理论没有很高的认知度,再加上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国内矛盾频发,中国近代宪政实践陷入困境.

战国末年到清朝灭亡,以封建主义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延续近两千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的小农经济为其存活与发展提供了支持.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宗法制度又导致了权力本位观念的盛行,权力归于私人,封建社会始终停留于人治.法的价值遭到忽略,法在专制制度下仅作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存在.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近代宪政理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中是不合理的,相称的完善的监督机制在古代中国从未确立过.

自先秦至汉初,法家思想盛行,按照法家的理论,君主垄断赏罚之法,他更多是以立法者而非执法者的身份出现的.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毫无疑问拥有最高的司法裁判权,同样也拥有至上的立法权.故韩非子有言“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可见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近现代宪政意义上“法治”的含义是大相径庭的,先秦法家所提倡的“法治”归根到底仍是“人治”.法家理论支持君主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法也只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

汉武起,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思想,汉武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很大程度上其他学说为保证自己的延续纷纷向儒家靠拢,将他们的学说与儒家学说相结合从而发展出新的理论.儒家理论强调纲常,注重家长式的集权,宪政思想毫无成长的土壤.儒家思想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强调的是规范以及思想教化.无“法治”则无宪政.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与西方宪政思想相悖,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对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自由等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并未真正深入人心.

(二)商品经济发展的落后与市民社会的缺失

宪政的成功,在需要一个强力而不专制的政府的同时,更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予以支持.小农经济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从封建国家维稳角度,发展农业可使人民安居乐业,而商人逐利,随利而走,不便管理,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写,赚取中间差价,统治者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反害农桑,故有重农抑商一说,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与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洋务运动的兴起初步建立了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实业救国的新观点强烈冲击了现有的政治秩序.洋务派的兴起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统治观点发生分歧,清朝统治阶层矛盾顿生,清王朝的权力不断削弱.对外开放的港口与城市中产生了写办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涌现出一大批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商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宪政的影响是双向的,两者互为共生,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宪政都是难以真正建立的.“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然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西方宪政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近代中国,萌芽阶段的商品经济并不能为宪政的实施提供有效的支持.中国近代有民间社会,而无市民社会.进入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外交流加深,严复等人认识到西方市民社会作为独立的阶层,在促进进步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力倡地方自治和建设乡村社会,清末市民社会的雏形出现.初现的市民社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产生了的贡献,但由于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相配合,清末的市民社会很难达到培养国民法治意识和监督政府权力实施的作为,和西方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完全相异.改良、维新和立宪没有使得近代中国达到宪政文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唯有选择暴力革命,市民社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遭到了混灭性的打击.没有市民社会的基础支持,政治革命最后又将回归传统政治,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能够说明这一点.

(三)宪政工具主义

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行拉入近代的大门.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坚信西方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其政治制度有着必然相联系,西方的宪政式的政治结构是因,国家之富强是果,并以此为标杆通过政治方式寻求富强之路.宪政关涉如何构建到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统治者的统治权力由谁赋予；统治者的内部权力该当如何划分等问题,追根溯源,宪政与国家的富强和穷困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而近代先进分子,不管是改良派,维新派还是到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均把西方宪政理论作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工具,使他们对西方宪政缺少整体性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且当西方宪政理论漂洋过海来到近代中国时,文化与制度的差异使得近代先进分子对于宪政的解读出现误差,难以理解宪政理论的真正内涵.近代先进分子把宪政看作一种可任意挪用的物品工具,忽略了宪政所蕴含的、人权、法治等真正的内在价值.

三、总结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继承、有批判、有创建,近代宪政思想作为一种历史遗产,仍值得我们总结与反思.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和“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工具主义使得近代中国的宪政之路曲折与坎坷.与宪政理论相悖的传统文化、不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难以为宪政时间提供基础,从某个角度来看,西方宪政之所以最终未能在中国得到有效的实施,其原因就在于、法治等近代政治理念并未真正深入中国国民内心.只有传统文化与宪政理论相融合或西方宪政理论的中国化,当代中国才在真正走向宪政文明之路.探究西方宪政演进的文化渊源,分析中国近代中国宪政宪政思想的发展历程,结合本国实际,从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入手,为宪政理论的培育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将会积极推进我国宪政的发展.

注释：

[美]斯蒂M格里芬.美国宪政：从理论到政治生活.环球法律评论.1991（2）.

《海国图志后叙》.

《康褚纪行》.

《浪环志略》.

《海国图志》叙,“创榛辟莽”两句意为铲除杂树野草,开辟道路.

《新政真铨》.

《罗浮侍鹤山人诗草》.

《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新政真铨》卷五.

《盛世危言议院》.

《上清帝第四书》.

《应诏统筹全局折》.

《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

《同盟会宣言》.

《三义与中国前途》.

亚卢.中国立宪问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韩非子.问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