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账怎么算?

“十八大”之后,城镇化热潮四起,地方政府俨然已将此视为经济发展之不二法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甚至预言：“以中国为首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

“四化同步发展”提出后,有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如果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达到4亿,那么按照“农民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就能增加4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亦有观点认为城镇化将培养6亿中产阶层,而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强大,城市居民消费自然会增长,居民巨大的消费力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账本身并没有算错,但在地方债高悬的当下,城镇化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倘若城镇化过程误入歧途,极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及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城镇化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不能依靠人为强制.在西方,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中慢慢转移出来,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还降低了社会管理难度.所以,城镇化的核心要义应当是遵循自然规律发展制造业和怎么写作业,而非人为地降低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在这个过程中,把农民从农村“吸”出来,而不是被赶出来.

“赶农民上楼”是过去多年来城镇化窠臼.吴敬琏就曾呼吁,当前中国发展提出的是新型城镇化,而不是新一轮的城镇化.以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旧型城镇化造成了诸多问题,在造城运动中,土地差价保守估计也有30万亿元之巨.

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压力巨大,但是中国金融体系仍然一片莺歌燕舞,不少人都认为风险可控.之所以有这样乐观的想法,原因就在于国内住房市场的一直处于上涨周期,倘若国内房价下跌,国内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可能都会暴露出来.

身处新闻战线,我们对“旧式城镇化”带来的诸如强拆、占用耕地等负面效应深有感触.以投资拉动城市空间扩张、以“房地产化”带动经济短期繁荣的城市化模式,已被证明走到尽头.

所以,城镇化应当与改革相伴生,应借助城镇化东风,重新考量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住房政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体制机制,推进有质量的、新型的、环保的新型城镇化,还应通过各种具体政策对城镇化进行界定,如要用信贷及税收政策等经济杠杆而不是政府行政干预的手段,对住房市场的性质进行规定、对住房需求进行区分.

唯有此,城镇化才能不走老路,才能杜绝上演现代版的“愚公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