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卷文索引编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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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1991年第1期开始标明卷次,当年编为第31卷,与实不符.通过考证,所编卷次并非严格按年编卷,它是将1956~1961年没有分年编期的《开封师院学报》计为7卷.论文索引的编制不应受此影响.

关 键 词:《河南大学学报》;期刊;索引编制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4月23日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论文分类索引.1934.04~2010.12》是王琼精心编纂而成的一部工具性、资料性的图书.它将历经77年出版的河南大学学报240期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的例制,将论文篇目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爬梳整理,形成了一个由“类目详表”、“分类索引”、“人物索引”、“版本目录”等四部分构成的索引系统.诚如河南大学学报前主编宋应离先生在《序》中所述,“从中可以清晰看出河南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发展的脉络,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不仅为查找有关信息资料提供了方便,也为研究《河南大学学报》发展史、学术发展史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河南大学发展的历史.”这应是该书被列入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求索——纪念河南大学建校100周年书系》的主要原因.相信读者能够从中看出作者以及责任编者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和崇高的责任意识.然而,百密一疏,该书所著录的期刊卷次存有瑕疵.作者按GB/T7714-2005规定的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编写索引款目,由于过分追求体例一致、信息项齐全,故而画蛇添足,将原本没标卷次的期刊也经过推算标上了卷次.这样做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编制索引时,所著录的信息项可不可以臆造.答曰不可.因为GB/T7714-2005规定“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信息源是被著录的文献本身”,GB/T22466-2008规定“索引出处往往采用被标引文献本身具有的特征”,也就是说在编制期刊论文的索引时,论文的作者、题名和期刊的刊名、出版年、卷次、期次,均应取自论文和期刊本身,不可随意更改、增补;二是按作者的推算,《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标卷次存在误差,注曰“1934年第1~3期至1956年创刊时续延为1~3卷,总卷多算2卷.”为何有此误差?本文通过考证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编卷启事存疑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的封底登有一则《启事》,曰:“《河南大学学报》创刊于1934年,抗战时期停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报于1956年重新出刊.1966年停刊,1973年复刊.在几个不同时期,每年出版期数不等.迄今总计出版117期,按年可编30卷.从1991开始,标明为31卷.”事实上,除了1934年的《河南大学学报》标有“一卷”或“第一卷”外,1991年以前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及其曾名期刊《开封师院学报》、《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均没有标明卷次,1991年以前的这些学报总计出版120期,按年仅编28卷.因为该《启事》中没有说明当时是如何计卷计期的,故留下多计2卷少计3期之疑窦.对此有两种猜测:其一,是将1934年的《河南大学学报》的3期分做了3卷;其二,是将1970~1973年的《五七通讯》编入了学报.

第一种猜测显然不成立.因为期刊按刊期(一季、半年或一年)分卷,通常是按年编卷,1934年的《河南大学学报》的第1/3期原本标有相同的卷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辑们不可能犯“强拆”错误.至于《启事》中所述“迄今总计出版117期”,应是1990年第6期所标总期次.如表1所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源于1934年创刊的《河南大学学报》和1956创刊的《开封师院学报》,所标总期次则是从《开封师院学报》创刊号计起,虽然《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第3期及《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标错过总期次,但都得到了及时纠正,至1990的《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即为“总第117期”.也就是说,《启事》的作者忘记了1934年出版的3期《河南大学学报》,误将“总第117期”当作了“总计出版117期”——如若不是这样,那就与《启事》中的前文不符,1934年的《河南大学学报》也就不可能计为1卷,1991年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标卷次则多计了3卷.(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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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刊之言添乱

第二种猜测倒有可能成立.因为《开封师院学报》1973年第1期第121页刊登了一篇《编者的话》,云:“经院党委决定,并报省委批准,我院原出版的《五·七通讯》,从今年第四期起,改为《开封师院学报》.”而且一直到1978年,《开封师院学报》的内容和编辑体例与《五七通讯》基本相同,所以将《五七通讯》视为《开封师院学报》的前身似也合理.但是,《开封师院学报》1973年第1期没有延续《五七通讯》之期次,而且所标总期次“总第20期”承续是1965年停办的那一期《开封师院学报》,这就有点乱——刊名相同,总期次相连,为什么不明说是《开封师院学报》复刊,而说是《五七通讯》改刊?——这或许是囿于当时的形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大学学报相继停刊,《开封师院学报》在出版了1965年第1期(总第19期)后便停刊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七指示”被奉为治军、治民、治学的纲领,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九大后,高等学校的“斗、批、改”运动进入了以教育革命为中心的阶段,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河南省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宣传队驻开封师院指挥部暨开封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决定出刊《五七通讯》,“主要反映我院革命师生员工活学活用著作的心得体会,交流教育革命探索经验,表彰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和教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刊登革命大批判文章,报导院内外教育革命动态.”该刊由开封师范学院《五七通讯》编辑组编辑,1970年出版10期,1971年出版5期,1972年出版8期,1973年出版3期,最后一期所标期次即为“1973年第3期(总第26期)”.由于刊名、内容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加之编校质量好、河南同类期刊少,使得该刊备受重视.但是,“1973年,同志作了关于出版大学学报的指示后,一些大学学报陆续复刊”,《开封师院学报》也要顺势复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又不敢说停办《五七通讯》,所以才述“将《五七通讯》改为《开封师院学报》”之言、行恢复《开封师院学报》之实.对此,王振铎先生最有发言权.他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参与学报的编辑工作,当时是《五七通讯》编辑组的主要成员,后来一直从事学报编辑工作,1991年还担任学报主编,他所编写或审订的学报史料中并不存在《五七通讯》改刊之说.而且,即使不计1973年,《五七通讯》按年可编3卷,与2卷之差不符,所以第二种猜测并不成立.

三、索引编制需严谨

或许与《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计卷相类同,是为了“使卷次与纪年的个位数字相同”,《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1991年标卷时没有对《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之前的期刊严格按年分卷,很有可能是将1956~1961年没有分年编期的11期学报计为7卷.如表1所示,由于1958年没有出版学报,所以按年计,这11期学报应分为5卷,但若将2期自然科学专辑各计1卷或者从第3期起每2期计为1卷,就多出2卷,至1991年正好可标为“第31卷”.王振铎先生曾言,当时没有进行认真统计,对以前的学报也没有严格按年分卷.至于1956~1961年的11期学报是如何分卷的,王先生未曾言及,因对学报编辑、检索、阅读没有影响,实则不必细究.但在编制论文索引时,就不能不注意这样的问题,应以严谨的态度考证文献信息、选取用索引项.

按照GB/T22466-2008的规定,“凡是文献中论及的主题(整体主题或局部主题)和事项等文献中的字、词、句,文献的某种功用,以及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关系等,只要具有检索意义,皆可用作索引项,制成索引标目”,即使是文献中没有标明的信息,但凡可以核准的,只要具有检索意义,也可用作索引项.例如“中图分类号”,过去的学报论文虽未标明,但每一篇论文都隐含有这一信息,只要认真地分析论文的学科属性便能核准该索引项.期刊的卷次通常应根据原文献,有则用作索引项,无则不予著录.对于类似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期刊,几经中断,多次易名,刊期时有不定,过刊的卷次即使能够准确推算也不可用作索引项.索引标目须与原文献信息保持一致,若原文献信息存在错误或疑问,可在认真考证后著录标目注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论文分类索引》的画蛇添足之举,使“为‘分类索引’信息的核实提供了附加的参考款目.同时,也为学报资料的长期完整保存提供了核准记录”成了自誉之言,失之于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