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天道自然的哲学观

【摘 要】《管子》一书在所谓天道自然的基础上,揭示人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基于对天道的认识,将天道之理加之于人道、君道、臣道,并一以贯之,从而达到治心、治人、治国而治天下.《管子》天道自然的哲学观大致经历了由天命至天道,由天道至人道的演进过程.

【关 键 词】《管子》；管仲；天命观；天道观

《管子》是一部以管仲命名的著作集,约于公元前26年由西汉刘向编纂而成.其中既有管仲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管仲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应用.张岱年先生就多次强调《管子》非诸子百家的总汇,而有系统的思想和主题.他说：“《管子》基本上是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著作,具有自己的中心观点.这中心观点就是法教统一,或者说兼重法教.”《管子》思想的基础首先是天道自然的哲学观.《管子》基于对天道的认识,将天道之理加之于人道、君道、臣道,并一以贯之,从而达到治心、治人、治国而治天下.《管子》天道自然的哲学观大致经历了由天命至天道,由天道至人道的演进过程.

一、由“天命”到“天道”

“天命”这一概念由周人正式确立,它源自于上古社会人们对神灵“帝”或上帝的信仰.远古时代人们朦胧的图腾崇拜意识构成了先期“天命观”的主要内容.史前三皇五帝的传说就被烙上了“天命观”的烙印,其所诞下的久远影响,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以至更远.如夏王朝统治者编造受命于天的神话,标榜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一切的社会生活中贯穿“尊天事神”的信念和规范,加强对奴隶和平民的思想奴役.商朝统治者则宣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制造出至上、主宰一切的“上帝”,检测借天威强化政权.周朝统治者则继承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和先祖敬事鬼神的宗教传统,藉问卜求知,将上帝的意志作为行动的依据.周代钟鼎彝器上的铭文中所出现的“天”或“皇天”的文字是周人最早确立“天命观”的明证.

周统治者以“天”代替此前的“帝”或“上帝”,宣称受命于天,为周取代商提供了合法的理论依据；同时,周统治者还提出以人德配天德、敬天以保民等主张.周统治者认为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取信于天,赋予了“天”神秘,但更为具体、人文的色彩.殷周时期人们对于天的认识还远不止如此,他们开始发现且关注天象的规律性,并从中提炼出某些有别于“帝”的概念.起初,人们只是试图通过天象变化来体察天命,预测吉凶祸福,往往将天象之异常与人类生活、社会政事的动荡联系起来.但随西周末期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衰落,人们对“天命观”产生了怀疑.周平王东迁以后,残酷的政治斗争使人们更认识到这是一个任力不任天的时代,从而最终公开大胆地否定了天之权威,咒骂天不骏其德,并断言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在否定“天命观”的同时,人们开始试图还“天”以本来面目,逐渐认识和利用“天”及“天”之自然性.由此,“天命观”开始向“天道观”转化.

“天命观”虽是“天道观”的前身,但两者又有截然不同之处.首先,“天命观”自产生便始终有着神格的影子,所以根本无法承受自然化解释的向度.就此意义而言,“天命观”在更大程度上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天道观”承认天之自然性,有了比“天命观”更大的包容性,为天道的进一步延伸提供了可能.当神性之“天”在人们眼中逐渐失去至上权威,人们对自然之天的崇尚就逐步演化为对人的本性以及对人生完满性的诉求,这就为《管子》思想构筑在“人性论”检测设之上做出了归因性的解释.“天道”藉此向“人道”的转变,引发和孕育了管仲具有自然和人文内涵的“天道”思想.

二、由“天道”到“人道”

“天道”思想在《管子》书中蕴涵丰富,但《管子》中的天道思想并非一蹴而成,而是经历了“天”、“天常观”、“天道观”三个发展阶段.“天”在《管子》书出现了821次.分析发现,《管子》中“天”的出现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单独出现或以“天子”形式出现,所指具有人格意义的上帝；二是以“天下”形式出现,意思为“普天之下”,指人世间、社会上；三是与“地”连用或并用,或单独使用,所指自然之天：四是以“天道”、“天常”或“天之道”、“天之常”形式出现,所指自然规律.

1.具有人格上帝意义的天.《管子》中的“天”在某些地方出现是指具有人格意义的上帝.春秋战国时期,虽已出现了自然的“天道观”,但“天命观”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管子》“天道观”的产生最初也被打上了神格化的影子,依然没有脱离君权神授这一思想的羁绊.且周天子政权依旧存在,需要用这一思想来统一民众.《管子》以天来代替“帝”或“上帝”,将天进行神格化,体现对周之政权的维护.但也从某种程度说明《管子》并不持纯粹的唯物论,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持唯心论观点的.《管子》书中以“天子”形式出现共81次.如：《管子·立政》中的“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管子·七法》中的“衡库者,天子之礼也”、《管子·枢言》中的“余目不明,余耳不聪,是以能继天子之容”、《管子·小匡》中的“诸侯多沈乱,不服于天子”等等.《管子》认为万物均是由“天”创造的.如《管子·形势解》云：“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管子》认为人之诞生也与天地之精气的相合有关.如《管子·内业》所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这些无疑给天加上了神性人格色彩.《管子·牧民》认为：“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在《管子》看来,山川神祗是天意的代表,是有意志、人格化的至上神,而训导百姓的要旨就是要训导百姓崇奉鬼神、祭祀山川等天地间的神灵.《管子·轻重丁》篇记载管仲劝齐桓公宣扬龙为天之使者,诱使天下各诸侯前来朝贺.《管子·侈靡》篇中也记载管仲建议齐桓公选拔出那些上天保佑、鬼神赐福、人民爱戴的人,委以他们重任就可以安定百姓.由此看来,《管子》的天道思想虽主要是一种自然的天道观,但就管仲个人而言,他还是将天看作是人格化的神,是“天帝”之意.因此,《管子》之“天”也有对商周以来的天帝观念的继承,也包含有神性的特征.2.自然之天与天常观.《管子》书中不乏“天”、“地”二字相连或相对使用之处,据冯禹先生考证大约有151次.《管子》将“天”与“地”并相使用,此时的“天”是专指与“地”相对的自然的一部分,包括日月、星辰、四时、阴阳、风雨等自然现象.如《管子·牧民》中的“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形势》中的“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管子·宙合》中的“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管子·白心》中的“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等等.以上罗列种种,皆是“天”与“地”相对应,说明此处之“天”已无至上神的含义,失去了绝对的至上性,“天”和“地”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均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失去了意志情感,也无所谓好恶亲疏.如《管子·牧民》云：“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这种认为天无私无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天的观念恰恰是对我国传统神学的叛离.《管子》抛却了前人所赋予“天”的至上性,认识到“天”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意志之“天”的观念,这无疑是人类哲学史上的超越.

《管子》提出了“天常”的概念.《管子·形势》中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解》中则有云：“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这里“天常”一语的所指是气象变化中的规律性,比如天气、天象等.天为什么有其规律性呢?《管子》认为春夏秋冬、时间短长、日夜更替的规律性是因为阴阳之推移、阴阳之利用和阴阳之变化.阴阳也是有规律性的,寒暑节气的提前错后、星辰出没的滞后前移,这种损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管子》的自然之天,是完全独立的客体,具有客观规律性.在论述天常时,《管子》将其与“地则”相提,旨在说明天地之自然规律.但同时指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刑,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如此,便将“天常”的概念推及到“人”,并进一步推及到君主之道.《管子》强调说：“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所以,“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在天常、地则、人常之后,《管子》又提出了道德有常.《管子·宙合》中云：“道德有常,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在这里《管子》强调了道德有常对于人声名的作用,

3.天道思想.《管子》中的“天道”思想是由“天常”观念发展而来的,它首先是指自然本身运行中的规律,但同时也揭示人的价值本源和行为的终极依据.天道一词在《管子》书中出现共37处,其中直接以“天道”出现的22处,如《管子·重令》中“天道之数,人心之变”；以“天之道”出现的有12处,如《管子·形势》中“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藏之无形,天之道也”；以“天地之道”出现共3处,如《管子·侈靡》中“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

《管子·心术上》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既然“道”虚无无形,天道亦是如此.“天之道,虚其无形”.虚空无形是道的特征.《管子》认为虚空就不会穷尽,无形就不会受到阻挡.而道从何来呢?《管子·形势》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可见,人总是在察古知今、观往知来中由“知天”而“得道”的.万物生长各有不同,最终却都是由“天道”这个总规律来支配.但《管子》并不是单纯论“天道”,而是将天道、地道、人道并论,将天道与人道结合并由人道推及君道.政令合乎人道就是要合人心,施行爵禄用地道就是要公平而无私,成就大事要顺天道,所以天道就是指心应天时,合乎自然.《管子》还使用阴阳之数来论天道、地道、人道.如《管子·五行》中云：“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九是老阳之数,以老阳制天,是说以天道制君；八是少阴之数,以少阴制地,是说以地道来生息万物；六兼三才之数,是说人禀天地阴阳之气而生,所以用天地之道来制人.以上便是《管子》将天、地、人道的并论.同时,《管子》将天道与人道结合,指出天道人情之共性,天道人心之互通.如《管子·重令》云：“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管子》认为,至于下者反于上,日中则晟月盈则蚀是谓天道；有余则骄,不足则谦是人心变化之规律.因天道人情、人心之变都有其规律性,所以才要遵循“天道”.而作为君主,欲王天下,更要把握天道,做有道之君.君主若能以天道御其民,则百姓一心奉上,君主也因此能求取贵富而久王天下.

虽然《管子》的“天道观”是经由“天命观”而来,但最终还是破除了天之神性,提出了所谓“天道自然”的思想,揭示出人与自然规律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管子》用“天道”来指引“人道”,完成了“天道”、“人道”至“君道”的演变.既然天道人情共通,天道是自然,人性也该是自然.如此,以天道哲学观引发的人性论就找到了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