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态与现代文学

经济生态不仅决定社会对文学的整体需求,而且也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速率.供养大批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并非来自富翁的慈善与政府的倾斜性政策,而是来自社会发展本身之需求.

《中国现代文学经济生态》

作者：裴毅然

出版：河南人民出版社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复旦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及思想史研究

专著：《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历史皱褶里的真相》《守耕与漫思》

戊戌以前,社会封闭,交通不便.1880年代,苏州到上海只有三天两夜的手划船.1903年,浙江举人陈叔通赴京会试,杭州到北京,走了近两个月.机器印刷以前,一部手抄本《红楼梦》要几十两银子.大众文娱主要为戏曲、说书.

近代报业兴起之前,社会对稿件没有需求,文人也就不可能专心操弄文学.20世纪以前既没有专业作家诗人,亦无其他各路专业文化人（如编辑、记者、律师等）,经济生态从源头上决定了全社会对文学的可投入量.

进入20世纪,科举停废,报业渐热,“一纸风行、观听一耸”,连载小说乘势而起,成为报社抓住读者的一大手段.小说有利可图,又能迅速成名,不少维新志士投身新闻界,一批读书人致力文学：“不检测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原来只能或仕或幕的文化人有了更多的出路.“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

1907年,徐念慈的《小说林》第一期刊出启事“募集小说”：

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

这是现今能查找到的最早小说稿酬标准.1910年7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征文条例”明文规定四等稿酬：“凡投稿中选者,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两元.”1913年4月25日,鲁迅第一篇小说《怀旧》发表于《小说月报》,5000字得稿费大洋五元.成名后的鲁迅,《申报·自由谈》开给其的稿费为六元/千字.

辛亥至五四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商业化发轫期.商业化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聚集了人才.经济生态虽然对文学的质量不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作用,但对文学的数量却有一目了然的推动之力.文学有了“交换价值”,文章有了市场,跃跃欲试者也就与日俱增.

张恨水这样的高产作家,1949年后再也看不见,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缺乏物质刺激.张恨水少年时期,作为长子必须挑起家庭重担.为供弟妹上学,张恨水拼命写作,以文换钱,多次坦言：“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等所以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青年沙孟海发狂写字作画,为了诸多弟弟能外出求学.众多作家自传中,多有接获第一笔稿费的记录,或欣喜若狂或解决大问题,清晰表明经济之力对其文学志向的“促进作用”.

经济收入一丰厚,作家在社会上慢慢有了名气.那时没有一夜蹿红的歌星影星,商人要做广告,只得请作家.吴趼人为“艾罗补脑汁”做过广告,写下《还我魂灵记》,据说得酬金三百块.李涵秋在一篇小说中偶然提到某公司出产的糖果,读者竟至必先尝之而后快,出现争购.糖果公司老板大喜过望,特备最高级糖果,锦匣包装,恭呈李涵秋,李欣赠亲友.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软性广告”.

1930年代的上海,文学商业化日渐成熟.沪上文化人分四个收入层次：第一等级,资历深名气大,稿费之外还有版税等其他财源,主编刊物的编辑费通常为百元,丛书编辑费通常为200元,月收入400元以上,如鲁迅、徐志摩（不仅教书、写作,还开新月书店）、邵洵美、郁达夫、胡适、田汉、巴金、茅盾等.第一等级属于高收入阶层,饮食丰美,居住宽敞,出入有车.第二等级,已成名的中产者,月收入须达200元,稿酬3～5元／千字,可住2～3间房（房租20元以上）,月生活费约160元；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等.第三等级的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2～3元／千字,独立出书,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房租15元左右,生活费120元左右,月收入约150元；如阳翰笙、胡也频、丁玲、萧军、萧红等.第四等级,稿酬1～2元／千字,住10元/月的亭子间,伙食费40元,月收入80元以下；多为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如柔石、沙汀、艾芜.这一阶层的作家一旦成家,每月生活费需60元左右才能对付下来.

亭子间里的文学青年,早餐三分钱,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点白糖）；中餐七分,小饭馆的米饭豆腐、猪肝菠菜汤；晚餐4～5分,喝粥,一碟小菜,每天不到两角,每月伙食费5～6元（约合2012年400～500元人民币）,城市贫民水平.

社会经济生态不仅支撑文学,亦支撑教育,教育发展又转身对文学提出更高需求.民国教育发展既为文学培养读者,又为文学提供作者.萧乾晚年说：“中国报纸的文艺副刊,一向是作家们的摇篮.许多青年都是始而在报纸副刊上出现,继而杂志,然后出单行本,成为作家的.”萧乾本人就是倚托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写小说代替打工.沈从文每月编发萧乾一两篇小说,保持尚在燕京新闻系攻读的萧乾月入二三十元,“在当时,那就很阔气了.”萧的毕业论文,亦由沈从文一章章发表,换得稻粱.

由于发稿付酬,编辑必须认真选稿才对得起老板的真金白银.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杜绝滥稿庸稿,提高了编辑的组稿积极性,对作者提出各种要求.稿费有时还是名著的催生剂.1943年,林同济从重庆至昆明,特约吴晗写《明太祖》,议定稿酬1万元.吴晗说：“1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薪水,于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奠定吴晗一生学术地位的名著《朱元璋传》由是而出.

就是在最不讲报酬的延安,仍设有稿酬制,每一笔稿费对作家、诗人的“鼓励”亦具不可小觑之力,并留下了一则则有关稿费的花絮.

从经济生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能提供一系列此前被忽略的视角,除了发现经济生态与文学之间的各种联系,也能察见文学诸多有趣功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告别政治化、大步走向市场化的今天,撩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经济生态,借鉴作用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