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婚恋

“闺中良友”是发妻

1889年,梁启超17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四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清朝礼部尚书李端,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1891年,梁启超与李惠仙结婚,惠仙比启超长四岁.次年夏,梁启超偕夫人荣归故里,梁家世代务农,李惠仙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博得贤良之名.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

婆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在当年《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自述了他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等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三拒红颜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组织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在这里邂逅了温柔贤惠的何蕙珍.

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蕙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结束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梁启超明确地回绝了她：“我家里已有妻子.”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一封家书,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女士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夫人病逝后,何女士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1924年,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梁启超对婚姻家庭的看重,是一贯的,对己如此,对人也如此.他对徐志摩婚变的态度即可证明这一点.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他极力反对.后出于无奈,梁启超还是做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证婚人（因为徐的父母也反对儿子与陆小曼结婚,提出,除非请到梁任公为证婚人,才许结婚）,但在证婚词上,梁启超还是不留情面地把徐志摩和陆小曼狠狠训责了一番.

贴身丫鬟成小妾

王桂荃婆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是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的陪嫁丫鬟.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王夫人,梁启超虽不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那样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几乎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九个孩子.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后,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王桂荃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