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新趋势

孕育公民意识

今年6月29日,重庆律师段茂兵上书铁道部,质疑铁道部28年前的一个“陈年老规”.事情的起因是,三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一名山东籍女子在重庆梁平站下车时被列车碾断双脚.车站方面表示,按照铁道部1979年发布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只能支付一次性困难补助150元,鉴于物价上涨因素,愿意加一番补助受害者300元.段律师认为铁道部的限额赔偿“明显过低,显失公平”,便以公民身份上书,要求修改旧规.

二十天后,国务院公布《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新条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对旅客人身伤亡事故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人15万元.至此,“火车撞死(伤)人只赔300元”的旧规终于寿终正寝.

类似段律师这样的公民上书行动,并非孤例.据统计,从2003年一些公民就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起,公民向高层上书已逾20件.现代版“公车上书”与公共机构的从善如流,彰显出国家与社会的“公理日升”,也见证了现代公体意识日渐增强.

有专家指出,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作为参与,影响或监督国家公权力运行的独立主体身份的认同.而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公民意识”这一词汇,使“人民”这个政治概念变得鲜活而生动起来.大国崛起,无疑需要公民公共精神,自主理性和自治能力的提升,也只有增强公民意识,规制和实践才能被激活.

尽管浸淫中国几千年的“臣民”概念已经暗淡,但公民意识的华丽转身和自觉内化也绝非一日之功.培育公民意识,需要宣传和教化,更需要政治实践的真实体验.

今年9月27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规则,高调亮出“公民可以提出立法建议项目”.而这种公民参与立法的势头正日渐汹涌.比如,沈阳市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成都市的公园条例等等,都是采纳市民立法建议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毫无疑问,一个大国公民意识的养成,类似的制度安排和历练必不可少.

解放公民表达权

今年6月上旬,正值太湖蓝藻爆发导致“水荒”之际,江苏无锡一位丁姓市民发送了一百多条短信,称“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警方以丁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引起一些市民恐慌”为由,对其行政拘留10天.尽管后来发布的信息表明,太湖水污染确凿无疑,并且是“人祸”.但是,对该市民的行政处罚并没有“平反”.

从重庆彭水县教委干部秦中飞因“诗案”而身陷囹圄,到安徽五河县一中两名教师的“短信狱”案件,宪法所赋予的“”常常陷于脆弱的境地.

当公民话语权在一些地方屡屡遭到压制、侵犯时,来自执政党的表态令全社会看到了希望.去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已明确提出“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亦将“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强调要依法保障.

国际社会公认,表达自由是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有学者进而认为,“表达权是基本人权”,要实现公民的权利,首先就要实现公民的表达权.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表达权”首次现身党代会报告,意味深远,它将推动“表达”成为中国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尊重和保障公民表达权已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践行.今年8月下旬,河南洛阳市委,市政府要求严禁追查网民真实资料,严禁所谓的“调查”甚至打击报复.洛阳对公民表达自由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因为“让老百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今年“”期间,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开通博客,民意机关和代表个体借助网络,自觉采集民意已渐成“时尚”.而十多万网民通过网络向总理直接建言,又使“网络民意”直通高层成为现实.这些迹象标志着,公民表达权的上行通道已经渐次打开.

城乡选票趋向“同值”

来自湖南农村的老王在省城长沙已开了两年多出租车,最近,他带着老家转来的流动选民证明,首次参加了长沙市雨花区人大代表选举.看着选票,老王有点儿郁闷,我们几个村三千多人才选出一个县人大代表,这里凭什么一千多人就可以选出一个区人大代表

老王的疑虑,实际上源于现行的选举制度,即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为四比一.这意味着,农民的4张选票才相当于市民的1张选票,这种城乡居民选举权的失衡状况,直接限制了农村人口在殿堂的话语权.

近年来,随着要求城多选举权平等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制度改革的时机亦已成熟.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发出了城乡选票可依法同值的信息,缩小农村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直至一比一.

今年9月底,西藏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代表名额分配比例被列入调整范围的5个地区中,除了1个按“二比一”的比例分配城乡代表名额外,其余4个都按照“一比一”的原则进行分配.而在去年,浙江,江苏等省已作出类似规定,以扩大农民在权力机关中的发言权.高层和地方积极求解城乡选举权平等这一政治难题,标志着城乡选票同值时代已经渐行渐近.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对此评价说：“等比例原则喻示着公民政治权利上的平等.”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是十七大报告的一大亮点,外界普遍将其解读为完善政治的重要信号.“建议”两字,既表达了执政党对城乡等比例选举实践的认可,也为人大选举的改革预留了空间和时间.

启动行政权力“三分制”

2003年1月,深圳高调宣布,准备将一些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体制剥离开来,筹划打造一个“行政三分制”的全新政府架构.但令人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这一试点计划被搁置.

尽管如此,行政权力“三分制”并未停止探索的步伐.2005年2月,修订后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要求,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相似度检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超过70％的市县政府出台了规范行政决策的专门规定,建立了政府决策公开听取公众意见制度.

引人注目的是,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诸多专家普遍将其理解为进一步释放监督权力、控制决策权的鲜明信号.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表示：“报告里谈到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监督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进一步诠释说：“监督权不是仅指司法权,更多地是指人民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在人民监督基础上的纪检,监察,督察、审计等其他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在姜明安看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不仅要注重权力制约权力,更要注重权利制约权力.

“三权”制衡的理念尽管已得到了执政党的首肯,但在中国的现实话境下,要实现这一目标显然还需要经历漫长的改革之路.正如毛寿龙所言“这项工作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面铺开,要一步步进行.”